捍卫国企之一问二辩三思

更新时间:2024-01-2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0154 浏览:92461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太多的关注和争议聚焦于国有企业,形成一场论战,经济界乃至全社会都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和路径审视这场论战,而国企面对众多妖魔化的论述前所未有地失去了话语权.笔者认为,捍卫国企,就是捍卫中国经济.

一问:腐败乎?垄断乎?与民争利乎?

针对国企,最为诟病的问题无非有三,腐败、垄断和与民争利.

首先,国企腐败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改变所有制,私有化只能让腐败合法化.

现行体制下,国企腐败问题的根源是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说到底是因为在民众心里国企还是共同财产,换言之,如果国企在没有真正的管理和法治的前提下私有化了,结果会更加不堪设想.没有国企了,那中石化大厅安个吊灯和你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有关系吗?那是私企的“家事”,产权是人家的.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本质属性上的“国有”,如果国企真的改制为私有企业,可以预见,“腐败”肯定不存在了,因为它“合法化”了.所以,国有企业私有化本身就是腐败.

中国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角度,还是控制财政收入来源,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上看,都应该维护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可是,偏偏有这样一种声音,只要是国企私有化,便站出来大声叫好.好比,山西从调整经济结构、整合国家煤炭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经济效益的大局出发,整顿规模小、污染重、安全隐患多的中小民营煤矿企业,对国家煤炭资源有序开发,规模化经营,生产安全和生态治理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于国于民都有益.而与此同时,许多与事实不符的关于山西煤矿企业“国进民退”的传闻盛嚣尘上.又好比,联想的去国有化,舆论界反映冷淡至极,而国企一旦有所动作,并购几家亏损和濒临倒闭的民企,就一片抨击反对之声.

国企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腐败问题,但是这正是国企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了问题,通过改革加以解决,这是正轨.反之,一味“唱衰”和抹黑国企,只会因噎废食,带来更大的“腐败”.

其次,国企垄断问题.国企垄断是具备公益属性的垄断,国企放开行业主导权,为外资垄断提供机会则更为危险,这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

事实上,央企中真正的垄断企业只有少数几家: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盐业总公司的食盐专营业务.可以看出,这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关系着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行业.垄断作为现代化及其大生产的客观需要,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状态,和所有制毫无关系.计划经济存在国家垄断,而市场经济竞争的一个必然阶段性产物也是垄断.中国仅有少数行业由国企掌控,而在私营企业占多数的西方国家,垄断的存在几乎遍布所有行业.例如,美国的汽车业、航空业、快速消费品业、能源业甚至资本市场,都由几家寡头垄断.再看欧洲国家呢?日本呢?在资本主义国家私企能够形成垄断,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由国企实现垄断?只有形成国企的垄断,才能让更多的百姓得益于此,若是私企垄断,得益的恐怕只有少数了.这种公益属性的垄断至少在现阶段是利大于弊的.

目前的国企能够称得上垄断企业的只是很少一部分,除了国内市场竞争外,国际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显而易见,西方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几大行业仍然占有优势或垄断地位,特别是高技术领域,如IT、通信产业的核心技术领域、高端制造业、民用航空器、汽车制造业等,国际品牌仍占主体.在这些领域,中国国企是与国际资本展开竞争的主力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转型期,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私企自身的逐利性必然存在危害公共利益的隐患,其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度,其决策能否符合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长远目标存在难以估量的风险.况且中国私企普遍羽翼未丰、体量较小,国家经济的“安全闸”能靠私企来执掌吗?如果,因为垄断现象的存在让国企退出市场,私有企业真的能够和跨国垄断财团抗衡吗?行业主导权甚至有落入外资财团的危险,这是更危险的“垄断”.

然后,国与民争利的问题,与其说是“国与民争利”倒不如说是“国为民争利”.

国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资本市场和民企去竞争,斗士们、舆论界一片惊呼,这是“与民争利”.这里存在一个概念偷换,那就是“民”的概念.国企和私企的竞争就是与民争利?私有企业就是民有企业吗?利益集团就是民吗?掌控资本的人就是民吗?那么,请问现阶段,究竟是国企更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是私企更代表“人民的利益”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国企发展的受益者.小浪底水利枢纽不挣钱,如果它是一个私有企业,它就不会存在;西部铁路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如果是私有企业就会提价或停运,那么受损失的究竟是谁呢?国企变成了私企,那么国企职工变成了什么?雇佣工人.国企变为私企究竟能给大多数“民”带来什么?


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的目的是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国企争利,是为民争利.国有企业所有者是人民群众,为了保护大多数“民”的权益,我们当然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效率提高、资产增值,好去与那一少部分“伪民”争利.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国家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在公益性、自然垄断性、部分资源性、关系国家安全、民间资本无力投入的高资本与高技术密集、外企可能垄断同时民营企业薄弱的行业,是最大程度的“为民争利”.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要想争取主动,就要依靠国企.在我国,国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都是私企无可比拟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目光放到世界上,支持国企去和西方发达国家展开高端产业的竞争,展现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去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和话语权,去为国挣利呢?这才是真正的“为民争利”.

二辩:不是毒瘤,是命根子

“国有企业是中国的命根子”,这句话出自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之口.

国企并不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更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如果以国家所有资本占企业资本总额51%以上为国企标准的话,世界上七成以上的石油资源是由各国国企控制的.二战期间,战时经济的特殊需要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宏观调控,国企开始涌现并于战后迅速发展.1946年,英格兰银行被收归国有,随后国有化涉及煤气、钢铁、运输、造船、飞机等诸多行业.法国曾先后三次掀起国有化浪潮,至1982年底,国企投资总额占到全国投资总额的36%,成为欧洲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日本与韩国的国企也曾为其经济腾飞贡献巨大.由此可知,国企是一国经济发展到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在所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都不容忽视.即便是今天,国企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从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刻起,国企就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释放着无可比拟的正能量,在国防、能源、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承担着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各种建设任务.这些任务,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而国企勇担重任:第一辆汽车、每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第一艘万吨油轮、第一颗、第一颗人造卫星等今天,国企提供了我国社会所需煤炭的70%、石油的92%、电力的91%、黑色冶金的50%,在高铁领域,发达国家用了40年,而我们的国企只用了5年,创造了运营时速486.1公里的新纪录;在航天领域,以国企为主体的中国航天人创造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嫦娥奔月”的神话――绕月探测;特高压和智能电网、通信4G标准等等无一不是国际先进水平;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建设,哪一项不是民心工程?先进隐形战机世界领先;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正在自主设计、制造、安装世界最大的8万吨级大型模锻压机,将为中国发展大飞机等项目提供坚实基础;中国拥有世界上运行电压最高、输电能力最强、技术最先进的交流输电工程等国企在国防、能源、冶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稳定供应和基础怎么写作,保障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国家掀起了全盘私有化的风潮,大规模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是什么?恶性通货膨胀和大量民众的失业以及少数人的一夜暴富.历史是最有力的见证.眼下,国企改革正在深化,非议的论调可以有,但是国有企业为法律所赋予的地位以及在现实中的作用告诉我们,公有制经济自始至终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否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然会加剧劳资对立,加重资源配置的不公平现象,让社会矛盾尖锐化,进而破坏社会和谐,动摇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

三思:文化管理,国企精神的诺亚方舟

国企当前面临着道德与作风的双重危机,这份危机突出反映在国企人的身上,这份危机是思想的危机,是价值观的危机.

曾记否,“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曾记否,没有“风暴强意志更强,海拔高追求更高”的精神海拔.国企的品质绝不仅仅是用财务指标和经济指标能够衡量的,国企的发展需要更为全面的价值观导向――国企精神.在面对政绩和经济效益的时候,国企理应多一份“无我”的智慧和“社会责任”的胸襟,理性地尊崇市场经济规则和商业道德,这取决于价值观的导入和信仰的重塑.国企改革的深化不仅仅在体制上,而要进行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塑造和文化管理,这是一个现代企业道德导入的过程,这是一个国企精神重新找寻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一个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这是触及思想和灵魂的工程,重塑的是国企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德育机制、监督机制、团队机制等等.

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流沙现象,必然渗透于经济实体.反之,国企文化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不单单存在于国企,但正因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兴衰成败,我们应该给国企更多的关注,而国企更应该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实体做出表率.国企改革亦是民心所指,而文化转型正是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战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