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昌生平其学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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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历史学界对于近代历史学家吴其昌本人及其学术的研究始于2000年.根据目前公开发表的著述和论文发现学术界对吴其昌的研究还不够,尤其对其本人学术思想的研究不够深入细致.本文希望简述吴其昌本人及其相关的学术,从而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著名历史学家.

吴其昌;生平;学术【中图分类号】G644.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2)11-0054-02

1求学阶段

1.1吴其昌在无锡国学专修院:吴其昌,字子馨,号正广,祖籍浙江省海宁县.1915年,吴其昌上高小,以桐城派的古文学家张树森为师,是张树森三位古文学生(另两位是徐志摩、许国葆)之一.吴其昌在《先师海宁张仲梧先生遗稿序》文章中有,“余生十又一岁,而始受业于我先师,时我先师授高级小学历史地理”之语,足见吴其昌对张树森的敬重之情.

1921年,吴其昌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院,跟从太仓的唐文治学习宋明理学.吴其昌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又与王蘧常(王瑗仲)、唐兰(唐立广)、合称“国专三杰”,唐文治曾用诗词“吴生拔剑砍地歌莫哀,吾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褒奖过吴其昌,他本人更以文才优秀频频获学校的奖学金.1923年,吴其昌在《学衡》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朱子傅传史略》,该文将朱子的学术分为六期并对朱子著述进行了详细的年代记录,文章的最后还引用了朱子门生等人的记录对朱子进行了深刻地介绍.吴其昌此时的学术方向主要是在宋明理学,学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也正是有了此时的积累沉淀才为吴其昌之后学术上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1.2吴其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年,吴其昌以第二名(当时第一名是河南人的刘盼遂,后来第二界的第一名是河南人谢国桢,第二名则是浙江人刘杰.当时遂流传有“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的佳绩成为清华大学第一届研究生,并跟从王国维学习甲骨金文及古史学、跟从梁启超学习文化学术史及宋史.两位老师的讲课稿大部分由吴其昌先生整理并发表.如:1925年的11月6日、13日吴其昌记录梁启超先生的讲稿《读书法》在《清华周刊》上连续发表;11月20日至次年3月26日,《清华周刊》连续发表吴其昌记录梁启超先生讲稿《读书示例子——荀子》;12月25日《清华周刊》发表吴其昌等人记录梁启超先生讲稿《政治家之修养》;1926年,吴其昌整理的王国维先生讲稿《王静安先生古史新证讲授记》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等.

1926年,吴其昌被选为研究院同学会副干事且任校学生会评议部副职,负责《清华周刊》二十五卷一期后的《特战》一栏.当时军阀混战,列国趁机威胁段祺瑞政府,吴其昌等爱国分子聚集天安门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吴其昌并代表代表全体未死同学作《祭韦杰三烈士文》以祭奠此次运动中受伤而牺牲烈士韦杰三,本文发表在《清华周刊》二十五卷七号.目睹了“三·一八”惨案之后,极度悲愤的吴其昌作《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此文是研究古代学生运动的最早作品,意义深远.

1926年,吴其昌与汪吟龙、刘盼遂、闻惕等人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创办了《实学》月刊,此刊一共出版六期,每期都有吴其昌的文章,如:《两宋历朔天文学考》发表在《实学》月刊的第一期,《三统历简谱》(前篇)发表在《实学》月刊的第二、四期.

此时,吴其昌著成《宋代学术史》(天文地理金石算学)、《朱子著述考》等作品;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宋三京图考》,该文以古书中抽象文字推测当时地理形势并绘制成图是吴其昌研究古代地理学佳作之一;又在《国学年刊》上发表《袌香楼校辑宋儒佚书序目》.按当时清华研究院的规定,研究生学习研究时间为一年,但因吴其昌研究题目较深范围广且成绩优异,特获学校准许继续留在清华园里钻研学术.吴其昌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是相当关心,如第二年,吴其昌写信给当时《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一封,信中详列了国家南、北方时局弊端各数十条,望章士钊能将《甲寅周刊》部分栏目留以评论时事政治.

此时,吴其昌主持编辑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完成,书中刘盼遂、程憬、王庸、周傅儒、方壮猷、闻惕、汪吟龙等人的小传白十余篇都是吴其昌所撰.同学录中还编入梁先生邀请同学去北海游玩时的谈话记录,这为后人研究梁启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清华园里的吴其昌每日钻研自己学业课题的同时,身兼研究院同学会副干事,并十分关注国家政治大事还亲自参与学生运动,可以说在吴其昌身上既能找到传统知识分子严谨、务实、勤劳的影子,又体现近代新知识分子的崇尚自由、追求国家权益的精神.

2教学阶段

吴其昌短暂的一生,除了读书学习以外,大部分时间是在教书,他的教书经历有四个时期.

2.1吴其昌任教于广西:1924年,吴其昌自无锡国学专修院毕业后到广西容县的一所中学任教.有次吴其昌乘船到桂林途中发现了朱子的佚文,至此吴其昌开始注意收集朱子佚文,后来吴其昌著成《朱子著述考》等文章.吴其昌教书的同时本着学者应有的责任心,曾向胡适先生写信提出关于古代遗留古董的四点建议:一、请求胡适先生向国家教育部申请设立博物馆用以保存古代遗器;二、请求编写宋元时期丢失的文献;三、请求重新编裁所有类书;四、请求抄袭永乐大典.此外,信中吴其昌还毛遂自荐编写中国哲学家年表.

刚刚从事中学教书的吴其昌已经初步具有了学者应有的学术求真热情,他身上体现出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保护历史、钻研历史、发展壮大历史的魄力,他已经以一个史学家的要求来约束自己.这样的严于克己对其之后学术上的成就功不可没.

2.2吴其昌任南开大学讲师:1928年,吴其昌任南开大学讲师.吴其昌写下《平湖爱日吟庐书画序录朱文公春雨贴跋尾》,此文被编入《宋代哲学史料丛刊》,是后人研究宋史学术的一篇力作;著成《中国家族制度中的“子孙”观念》初稿,发表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1928年底,吴其昌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名为《印度释名》的文章,考据中国古书中印名称三十余种;1929年,吴其昌写成《易本义九图辨伪申宝王氏说》一文.吴其昌任教南开讲师时,他个人在金石甲骨方面的学术修为也得到提升.第二年一月,吴其昌起草《古彝籀历》(即《金文历朔疏证》初稿),《疏证》是吴其昌向王国维学习古史金文成绩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集吴其昌学术之大成,后经其女吴令华整理编入《吴其昌文集》中,其后吴其昌积累《金文历朔疏证续部》的资料并整理成卷用以日后的研究;八月,吴其昌的《殷周之祭年历推证》与《新城博士周初年代之商兑》发表在清华大学《国学论丛》上,这是吴其昌研究古史的重要作品;十二月,吴其昌对当时新出土的矢彝铭文逐字考释起稿《矢彝考释》,以补正罗振玉、唐兰关于铭文的解释,罗振玉欣赏吴其昌的学术能力,还赠送吴其昌《汉石经集字》.

吴其昌扎实的小学功底及严谨的学习态度早就了他在考据金石甲骨方面的成绩,金石铭象学也成为吴其昌日后学术发达的一个重要分支.此时的吴其昌已经从学术上的积累转向学术上的创作.

2.3吴其昌任清华大学讲师:1930年,吴其昌任清华大学专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化史,专攻中国经济史文献.吴其昌库埋头苦读历代《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同时校勘了《魏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六种,整理编成《群史食货志校勘志》,这是吴其昌开始涉及经济史的发端,为其以后的田制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此时,逢朱熹的诞辰八百年,天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有意出朱熹诞辰八百年专版,吴其昌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与《朱子治学方法考》两篇文章发表于《大公报》.吴其昌意通过这两篇文章向青年知识分子指出治学之道,文中的各种治学方法不仅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乃至后世学生也受益匪浅.


此时的吴其昌不忘自己的课题研究,将其古史金文学术发展纯熟.1932年夏天始,他闭户两年埋头著写《金文世族疏证》.吴其昌认为研究中国古史应建立在对金石铭文的剖析,而不是一味的求知于历代古籍,因为那些所谓古籍是由秦汉间人们篡改而成书,所以信度不高,古书古籍应是作为研究古史的辅助材料而不是唯一材料.此书是便是吴其昌根据出土彝器铭文并参考古史记载著写而成.吴其昌精通殷契遗文,并将所读有关王国维研究方面的遗文整理细读著成《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索引表》、《先引索隐表》与《人名索引表》各一.吴其昌根据表分类细读殷契遗文发现前人未发现的问题作《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是王国维《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考》与《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续考》的继续.1932年吴其昌发现郭沫若先生对殷墟甲骨解释有所错误,于是作《金文遗年表》包括《人器经纬表》、《王号表》、《诸侯王表》、《重见人名表》、《重见史臣表》及《王在王格表》共六表,后收入吴其昌的《历朔疏证续补》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与妻子、弟弟积极投入抗日活动中.11月20日,吴其昌夫妇及弟三人到北京张学良官邸绝食,提出急调大军支援,请南京派空军支持并拒绝巴黎和会调节等三项要求.在吴氏兄弟的带领下,全国各地抗日学生运动高风起云涌.之后,吴其昌被清华大学解聘.

在此期间,吴其昌学术上频频与当时权威学者交流互相学习,各大报刊杂志也屡屡出现他的名字,使其在历史学界小有名气;政治上积极参与,做出了一个爱国青年应该做的事情.

2.4吴其昌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及历史系年级主任:1932年,吴其昌成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古代文字学(含甲骨文、金文)、商周史、中国通史,后又轮换讲授中国文化史及宋元明清学术史,由于他学术成果不断发表,后又被聘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年级主任,直至1943年病重辞去年级主任一职.期间吴其昌向学生发表过多次爱国讲演.1932年7月,吴其昌面向武汉大学全校学生发表名为《治学的态度与治国的态度》的演讲,指出:“治学要有贡献生命的诚恳,诚恳是一切学问的根本态度”;1933年9月,吴其昌在武昌《中兴周刊》上发表名为《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过治学的态度》,此文进一步指出治学与救过态度的一致性;1934年5月,吴其昌向武大全体同学发表讲演《开国的世风与亡国的世风》,以此告诫青年学者要带头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此文后分别发表于《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与《中兴周刊》上;1935年5月,向全体武汉大学学生做名为《中国本位所需要的青年文化》,并发表于《国立武汉大学周刊》、《大公报》及《中兴周刊》,且收入武汉大学《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中.这一系列爱国文章在当时师生学界影响深远.

任武汉大学教书的吴其昌继续对其古史金文甲骨进行深入研究.1933年,吴其昌研究第二次发掘出的殷墟甲骨著成《从碎甲骨金文中所涵殷历推证》,进而诠释了殷朝末年年历创造方法,此文后经重新校对后发表在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此外,吴其昌著成《金文名象疏证——兵器篇》,对古代兵器配图进行了论述.吴其昌的古史学此时开始升华阶段,对自己以往学术进行沉淀磨合.

此时吴其昌开始研究田制学,1935年他的《秦以前的中国田制史》发表在武汉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后又陆续发表北魏均田以前、宋以前及宋元明清田制史.这是吴其昌在清华、武大讲学期间讲授中国文化史国民经济时教书育人时自己所做研究学习的精华.后来,吴其昌又作《甲骨金文中所见殷代农稼情况》,以金石甲骨一手材料为依据介绍殷朝的农业庄家情况.田制学是吴其昌学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对中国历代田制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古史的记载,更重于对遗留金石甲骨的剖析,较于前人甚至同时代的论述有其独特的一面.

1942年起,吴其昌开始撰写有关边政的文章,包括:《秦以前华族与旁裔族关系的借鉴》、《两汉边政的借鉴》、《魏晋六朝边政的借鉴》、《隋唐边政之借鉴》四篇,分别记述了秦以前、两汉、魏晋六朝及隋唐时期中原统治者对于边疆民族及边疆的治理情况,用以为当时中国的边疆政策提供借鉴.边疆学是吴其昌学术的一个重要分支,正是这个转变使国内边疆学的研究又多了一部名著,虽然这部名著因种种原因没有写成.

1944年,吴其昌在完成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梁启超传》(上).吴其昌用因病在四川乐山去世,享年40岁,他用其短暂的生命书写了一位伟大历史学家的不朽人生,他的学术涉及古史金文、殷墟甲骨、田制学、边疆学等各个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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