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 ：黑水城出土文献众多,文种多样,计有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突厥文、叙利亚文等,具有明显的多族文化性征.透过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当时黑水城一带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蒙古、回回、女真、契丹等众多民族,甚至有阿拉伯、印度的商旅与传教者,他们或耕或牧或经商,在黑水城地区聚居.西夏和蒙元时期,当地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频繁,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在当地流传,一些藏文文献采用回鹘文或蒙古文注音,来自辽金的文化典籍在黑水城也有出土,堪称古代民族和平相处,友好交流的典型例证.
关 键 词 ：黑水城文献；西夏；元朝；多民族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01-08
Abstract： Documents discovered in the Khara-Khoto area came from many cultures and were in Tangut, Chinese, Tibetan, Uighur, Mongolian, Turkic, and Syriac languag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were many people such as the Tanguts, Chinese, Tibetans, Uighurs, Mongols, Hui people, Jurchens, and Khitans as well as tradeen and preachers from Arabia and India, who lived there on agriculture, trade, or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Xia and Yuan dynasties, Tibetan and Chinese Buddhi were tranitted among Khara-Khoto peoples. Some Tibetan Buddhist documents even had Uighur or Mongolian phoic notations. Cultural documents of the Liao Dynasty were also found there. All these documents exemplify the harmonious multiracial relationships prevalent in ancient Khara-Khoto.
Keywords： Khara-Khoto documents, Western Xia, Yuan dynasty,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一、概说
黑水城位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遗址.1908年和1909年,俄人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于黑水城发现8000余件文献,尽数携归,今藏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1914年,英人斯坦因（A.Stein）接踵而至,获文书4000余件,囊归伦敦,今存伦敦大英图书馆.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人员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与调查,出土文献5000余件,分藏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阿拉善文管所、额济纳旗文管所、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为西夏文,汉文不足百分之十,其余为藏文、回鹘文和波斯文等文书.英藏文献中除了西夏文文书外,亦有部分汉文、藏文文书和佛画.由于俄藏的多民族文字文献尚未完全整理刊布,因而黑水城文献中除汉文和西夏文之外其他语文书的数量和比例暂无从得知,唯1983年和1984年的考古收获有较为确切的统计.二次发掘共获元代文书近3000份,其中除汉语、西夏语以外,尚有101件回鹘式蒙古文文书,71件八思巴文文书,16件回鹘文文书,5件藏文文书,1件西夏文—梵文文书,17件阿拉伯文文书,1件叙利亚文书和16件夹杂叙利亚语的突厥语文书,共计228件.[1]8这些文书已有部分文书得到解读,大部分尚待研究.除此之外,在现知黑水城文献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突厥文、波斯文、女真文、亦思替非字文献.这些数字尽管还不完全,但足以反映黑水城文献的多民族性征.
这些黑水城发现的多民族语文献及文物,内容丰富,主要是公文、契约、书信等世俗文献和佛经文献,内容丰富,蕴藏量大,从民族、宗教、艺术、文学等多角度反映了黑水城地区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情况,说明该地区曾经与外界曾有过频繁的文化交流.这一事实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地区在沟通周边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黑水城文献中的胡汉诸族
西夏统治者在建国之前就致力于对河西地区的开拓,于9世纪在黑水城置黑水镇燕军司,成为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是西夏防卫吐蕃和回鹘的西方军事重镇.及至蒙元时期,居延地区设置亦集乃路,黑水城是路治总管府的所在地.作为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枢纽,黑水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黑水城一带的民族构成以党项人居多,其次是汉人,出土文献和古代史书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载,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与文化成分,兹据黑水城出土文献略作考证.
吐蕃是西夏境内的一个重要民族,与西夏习俗相近,关系密切.西夏后期,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盛行,藏族人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黑水城出土文献中,藏文文献为数较多,如俄藏文献中有《般若波罗蜜经》写卷、曼陀罗和其他佛经写本[2]272-278.英藏文献中亦有不少藏文佛经及写本残片[3]100,122；[4]12.20世纪末,黑水城地区又发现5件藏文文书,皆为藏传佛教的听闻录[1]201-208.这些藏文佛经及写本表明黑水城附近当居住着不少的吐蕃人.尤有进者,有些西夏文佛经在每一个西夏字旁均有藏文注音.{1}毋庸置疑,主旨在于方便藏族僧众学习西夏文佛经.结合斯坦因所发现的“汉文而用西藏文注释”的残页[5]10,可以确信黑水城地区不仅有藏人存在,而且数量巨多,有关证据在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书中亦有所见,如：1.《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81、TK-82、TK-83）发愿文：“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6]315
2.《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TK-98）皇太后罗氏发愿文：“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6]372-373
3.《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58）御制发愿文记载：“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6]48
4.《佛说父母恩重经》（TK-120）发愿文：“开阐番、汉大藏经各一遍,西蕃大藏经五遍.”[7]49
这里的“西番”皆指吐蕃.除了大量涉及吐蕃民族的藏文和汉文文书外,黑水城还发现了许多藏传风格的绘画和唐卡,也为黑水城附近有藏族居民提供了佐证.
西夏境内另一个重要的民族成分是回鹘.回鹘是古代西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民族之一,对西夏文化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8]179-194.西夏在境内大力发展佛教的过程中,回鹘僧众贡献尤著,自1038年至1090年间,回鹘高僧白法信、白智光等,主持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计译经典3579卷,共820部,前后历53年乃成[9]338-344.作为西夏的军事重镇,黑水城地区亦是信徒众多、佛塔林立的佛教兴盛之地,当居住有不少的回鹘居民.《西夏文天盛廿二年（1170）卖地文契》是一名黑水城妇女将自己拥有的22亩土地出卖的契约.其中,第10至12行记载了所卖土地的四至：
北耶和回鹘茂与接,东南耶和写与接,西梁嵬名山与接.[10]315
这里的“耶和”显然为氏族名,该族内有一人名曰回鹘茂.“回鹘”二字,可见于西夏文字典《音同》与《文海》,亦见于日本龙谷大学的不知名西夏文佛教论典残片[8]455.说明黑水城附近当有回鹘居民存在.退一步说,这里的耶和氏即便不是回鹘的姓氏,也必与“回鹘”沾亲带故,间接地表明黑水城附近必有回鹘族[10]317.已公布的黑水城文献中亦有不少回鹘语的社会经济文献和佛教经典的残片[1]184-197；[6]91；[12]219,也可为此说提供佐证.吸引回鹘人来到黑水城的原因,首先在于黑水城一带的商机会给当时丝绸之路的商业霸主回鹘带来利益,其次应是这里浓厚的佛教信仰气氛与回鹘信仰相适应.回鹘擅长经商,与西夏贸易关系密切[13]99-103.除了经商之外,回鹘人也往往利用自身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在各类贸易往来中充当“翻译”的角色,《天盛律令》中即有“回鹘通译”一职[14]224,应是通晓番语和回鹘语的专门负责转译的人员.这些回鹘居民在商业贸易中“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15]204.说明回鹘商人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方贸易的相似度检测,双方商人进行贸易,识别珍宝的成色或真伪,多离不开回鹘行家,写卖双方对货物品种、数量及的商洽与撮合,也离不开回鹘牙侩.以此之故,黑水城地区有回鹘人居住也就不足为怪了.
亦集乃路被蒙古帝国占领后,有较多的蒙古族军民迁移于此.黑水城发现的蒙古文文书数量不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卡拉（G.Kara）教授全面研究刊布了科兹洛夫黑水城收集品中的蒙古文文书[16],学界始知这批蒙古文献的内容全貌.众所周知,目前的黑水城遗址有大小两座城址,即元代的亦集乃路故城和西夏黑水城旧址,前文提到的20世纪80年怎么发表现的众多蒙文文书就出土于亦集乃路官厅遗址.近年来,中国内蒙古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诸多学者通力合作,全面解读和研究了这批珍贵的文献[1]26-177.这些蒙文文书内容丰富,不仅有契约、历书及政令等社会类文献资料,亦有不少佛教、道教及其他类的文书,为我们认识和了解黑水城地区蒙古族居民的生活情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除了蒙文文献之外,大量的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也是研究该地区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材料.Y1：W40号文献残卷用汉字记音义,为用于学习蒙古语的文字[17]201；[18]1487,说明了汉人或懂汉语的其他民族学习蒙语方便交流的事实.F111：W55号文献记载：“蒙古教授月支钞陆十两、禄米一石、每石折钞二十五两,计钞八十五两.”[17]121；[19]500可见亦集乃路地区蒙古族居民不少,为方便蒙古人子弟就读蒙古字学和其他民族百姓学习蒙古语文,任命蒙古教授一职,专门教授蒙古族或其他族学生学习蒙古语文.
元朝时期,黑水城地区已有不少回回人居住着.蒙古军队西征开辟沟通欧亚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后,沿丝绸之路向内地经商的回回商人日渐增多,作为丝路纳怜道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亦集乃路即成为中转安息而备足粮草和水的交通驿站[20]9-15.亦集乃路内西部曾有很多回族居民,至今仍能见到作礼拜的伊斯兰寺院建筑遗址.黑水城文献中,回回和穆斯林的名称多次出现,《失林婚书案文卷》系汉人女失林与回回商人阿兀之间的婚姻纠葛[17]164-171；[21]871-918,文书中多处有“回回客人、回回地面”等称呼.此外F116：W476号文书记载“西至城角回回坟墓”[17]152；[21]767,F245：W16号文书记有马黑牟[17]153；[21]761,F116：W491号文书记有古失马合麻[17]153；[21]754,F19：W28号文书记有答失蛮等等[17]137；[22]379,马黑牟为穆罕默德另一译写,答失蛮为伊斯兰教士的直译,作为人名出现,另一文书Y1：W30中出现的答失蛮[17]94,则是作为伊斯兰教士身份称呼的.由此可见,黑水城附近亦生活着不少的穆斯林百姓.
从黑水城的多民族文献资料中还能看到活跃于东北地区的另外两个少数民族女真和契丹的身影.俄藏文献中发现有6张女真字文书残页,其中一残页背面有汉字一行“大定七年七月十六日”,可知为金世宗大定七年（1163）所抄[23]129-130.黑水城文书《建中六年书信》的一件众会文书中列有16人,除了党项人、汉人之外,还提到了契丹人{1}.
此外,黑水城地区当还有一定数量的来自南亚、中亚及西亚的人口,他们或留居或游走于该地区,从事传教、经商之类的活动,从黑水城出土文献亦可见其一斑.丝绸之路的兴盛不仅仅是贸易的繁荣,更促进了中原和西域乃至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西夏和蒙元时期,黑水城地区与外界的贸易、文化和宗教往来依然相当频繁.从出土文献中能看出古印度与西夏及蒙元社会有着不少的文化交流,如《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史定光明王如来陁罗尼经一卷》（TK-21）,卷首记载“西天中印度摩伽陁国那斓陁寺传教大师三藏赐紫沙门法天奉诏译”[6]1,黑水城佛经文书中还有多处梵文陀罗尼和字母[4]200；[6]397-399；[12]230；[24]41；[25]301；[26]261,也可能是为了方便印度僧人诵念佛经而做的.除此之外,黑水城还出土了不少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书写的文书[1]214-231；233-252,多为宗教类文献,日后随着更多黑水城民族文献的陆续刊布,相信会为我们认识该地区的多民族文化因素带来更多有价值的资料.
三、黑水城文献所见多民族文化交流
西夏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主,位处西夏西北边陲的黑水城也概莫能外.黑水城地区有很多的佛教寺院遗址,城内外的佛塔总计可达20余座[5]10；[27]1-6,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中,佛教典籍约占75～80%[28]145.从出土文献来看,黑水城不仅仅是一个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更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多民族文化和经济交汇融合之地.
黑水城是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的地区,出土文献中有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献,很多西夏文佛经即译自藏文.黑水城出土编号为TK-83的汉文文献《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189年）之发愿文称：
谨于乾佑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恭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僧众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暨饭僧、放生、济贫、设（释）囚诸般法事,凡七昼夜.[6]315
这里的西番藏经即藏文佛经,番藏经指西夏文佛经,可见,西夏在法会上诵经同时使用藏文、西夏文、汉文佛经,而且藏文经典被排在首位[29]47,结合前文提到的藏文注音佛经文献,可知黑水城地区必有众多信仰藏传佛教的吐蕃或其他民族的僧人,而且其社会地位远高于汉族僧人[30]122-134.出土文物中还有41件西夏时代藏式风格的唐卡作品,既有佛、菩萨、本尊像,也有护法神、空行母像和其它造像,有的完全继承了藏密传统,有的则将藏密和中原汉风融于一体[31]131-191；[32].另外,在西夏时期刻印的西夏文、汉文佛经的卷首都有插图,这些插图中有三分之一强为波罗卫藏风格的版画[33]83.黑水城发现的藏传佛教文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职是之故,可以认为,黑水城地区的佛教,尤其是西夏晚期以后,深深地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依据黑水城文献探讨西夏藏传佛教方面的成果已很多,此不赘述.
辽、金与西夏之间亦有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辽与西夏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34]31-35；[35]371-395,自李继迁以来,西夏国王三娶辽朝公主,由辽任命为西夏王.西夏在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便成为沟通东西方贸易的媒介,货物由西域途次西夏而继续东进,进入宋朝与辽朝.继辽之后的金朝,亦与西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者往来不断[36]370-374.这种关系客观上促进了西夏与辽、金之间宗教文化关系的发展.著名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提到“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37]322.这里的“护城皇帝”即西夏仁宗皇帝仁孝[38]85-87,“南经”当指北宋《开宝藏》,“北经”当指辽刻《契丹藏》.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中收有两件佛教文献,编号分别为TK-79.2和TK-80.2,原定名为《龙论》[6]208-306,其实当为辽法悟所著《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2中的内容[39]83.《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收编号为F64：W1的文书,原定名为“某辞书残页”[17]202.但据聂鸿音先生考证,这件残页出自辽代僧人希麟编集的《续一切经音义》卷6,是对《无量寿如来念诵修观行仪轨》的音义注释[40]95,说明黑水城地区与辽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和金之间亦存在着较多的宗教往来活动,宁夏博物馆藏宁夏宏佛塔所出的西夏文物中,有一条绢质幡带,题记曰：
镇戎州张义堡第壹佰柒指挥第壹社赵仲,本家人等,同启心愿,自办清财,施幡壹合.谨奉献上.[41]67
愿文文字清晰,除第1字仅留残笔外,其余37字均保存完好.该残字经孙继民先生考证,知为“镇”字[42]118-119,复核《中国建筑·西夏佛塔》所刊清晰照片[43]pi.84,由残笔可以确定此拟补是毋庸置疑的.
镇戎州归金凤翔路所辖,张义堡是镇戎州八寨之一.从题记内容可知,幡带是金朝镇戎州张义堡（寨）赵仲一家为某一宗教活动而施舍的,后来宏佛塔兴建,作为供养物而被置于天宫,是证西夏与金朝民间佛教界之往来,如实反映了当时金夏之间民间宗教交流的情况.黑水城文献里还保存着金朝出版的书籍,如金刻本《南华真经》、《心经注》、《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六壬课秘诀》、《三十五佛名经》等[44]70.黑水城遗址中还发现《刘知远诸宫调》[25]329-349、《新雕文酒清话》[24]230-240和绘画精美的四美人图、义勇武安王关羽图[45]pis.79,80,说明金诸宫调及其它文学作品也都传到了黑水城一带.天盛六年（金贞元二年,1154年）,西夏遣使入金谢恩,向金帝“且请市儒、释书”[46]1408.金于1125年灭辽后,势力大涨,切断了西夏与宋朝之间的联系,夏金成了关系最为密切的近邻.在无法与宋直接联系的情况下,西夏转而向金朝请购儒家与佛教经典,既体现出金朝汉化程度之高,也说明西夏与金朝之间存在着佛教文化的联系.
作为黑水镇燕监军司所在地,黑水城亦兼有丝路驿站的性质,曾吸引吐蕃、回鹘、宋、辽等地的佛教界积极向这里靠拢,在促进西夏及蒙元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亦起到了纽带作用,特别是在沟通北宋与印度文化、交通中担当了桥梁作用.早在立国前夕,西夏与印度佛教已有所接触,西夏广运三年“天竺入贡,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等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贝叶经不得,羁之”[47]140.可见当时即有印度僧人途经西夏到中原宣扬佛法.汉文《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记载建成舍利塔后,元昊“钦崇佛道”,使“东土名流,西天达士”都前来进奉佛舍利[37]231-232,说明西夏佛教发展之初就受到了中原和印度佛教的影响.黑水城出土汉文TK-21号文献《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和《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施印题记载：“时皇建元年十一月初五日众圣普化寺连批张盖利副使沙门李治宝谨施,西天智圆刁,索智深书.”[6]7法名智圆的印度僧人在此做雕刻工,雕刻佛经.黑水城文献不仅记录着印度僧人于此修习佛法,更明确记载虔诚僧侣前往印度求取佛经.宋本《端拱二年（989）智坚等往西天取菩萨戒记》（B63）是黑水城文献中为数不多的一件官私社会文书,纸质粗厚,高26.7cm,宽10cm,书文字5行,每行24字.文云：
端供（拱）二年（989）岁次己丑八月十八日,其汉大师智坚往西天去马都料赛亭壮宿一夜,其廿二日发去.其大师智坚俗姓董,其汉宋国人是也,年可廿四岁.其缘从大师二人.其法达大师,俗姓张,其朔方人是也,年可三十七岁.其法诠大师,俗姓阳,年可廿八岁,朔方人是也.端供（拱）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九日,往西天取菩萨戒僧智坚记.[25]65
文书记载的即是北宋僧人智坚赴印度取经的故事.端拱二年八月十八日,智坚途经朔方,在马都料塞亭休息四天后又继续出发西行,来自朔方的二位法师法达、法诠遂与其同行.印度与西夏之间的佛教联系远远不止这些,除了黑水城文献记录的西夏高僧赴印度求取真经之外,还有一些印度高僧在西夏境内担任僧职,积极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促进了西夏佛教的发展[48]104-108,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中西佛教关系的情况.
四、黑水城对多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之重要性
作为文化交流方面的集散地,黑水城是一个多种民族、多种语言的多元文化融合之地,不仅吸引和汇合了周边的多民族先进文化,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沟通东西方文化、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在这里,丰富的多民族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不仅加速了各民族间的宗教文化发展,而且亦促进了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与兴盛.黑水城发现的多种民族文献,不仅为我们研究西夏和蒙古历史文化拓展了全新的视野,而且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来说,亦有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和文献学价值.
1.多民族文献在研究西北宗教史方面的重要性
黑水城出土的多民族文献内容十分丰富,但主要以佛经类文书为多,汉文写、刻的佛经文献总计在240种以上,包括经、律、论三藏中的经典,还有汉僧所撰各种佛教著作的刊本和抄本.现已确知的西夏文佛经总共有400多种,有的译自汉文,有的译自藏文甚至梵文,包括了经、律、论三藏,同时也有西夏人自己的著述与汇编,形成了卷帙浩繁的西夏文大藏经.西夏文佛经的写卷与刻本中保存了大量的译经序、跋、发愿文、题款,如实地记录了佛教在西夏的流传与发展情况,对西夏佛教研究来说,弥足珍贵.
西夏佛教的发展受周边民族佛教的影响颇深,先是多次从中原求取汉文大藏经,作为夏译之底本,而后在回鹘高僧的主持和大量汉族、藏族僧人的参与下,译出经典“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37]66.多民族僧众的参与,体现出西夏佛教在其发展之初就已融入了多民族文化因素.西夏中后期的佛教与藏传佛教联系紧密,黑水城文献汉文佛教文书中即有大量的藏传佛教经典,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那些尚未受人重视的手抄本,大多译成于西夏末和元代,以流通的藏传密教仪轨为多.黑水城汉文文献中还有直接译自梵文本的,有藏文本可参证的六部未入汉文《大藏经》中的西夏新译佛经[49]152-158；[50]159-179,将这些佛教经典与藏文本、梵文本及相关的番文本进行对比研究,不仅对西夏语言学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且亦能为藏传佛教的东传问题及西北佛教交流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材料.黑水城的多民族文献是当时多元文化的一个缩影,说明黑水城地区不仅仅是佛教盛行,伊斯兰教、阴阳学及其他多种宗教信仰在该地区都曾流行过.如能将黑水城出土的宗教文献与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西夏文、蒙文等民族文字文书和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回鹘文文献进行勘对,将高昌回鹘、甘州回鹘、西夏和蒙元时期西北佛教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必能极大地推进11至14世纪中国北方宗教史的研究.
2.黑水城多民族文书在蒙元史问题研究上的重要性
黑水城文献内容丰富,既有大量西夏文书,也有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元代文献多用汉文写成,其中不少为世俗文书,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元代黑水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对蒙元史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蒙古国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改道,河西地区渐趋衰落,人口稀少,经济凋敝,直到元帝国建立情况才有所改观.忽必烈为抵御西域反叛势力的入侵,在西域东部的哈密及河西等地分封诸王,以为藩障.由于传世史料记载缺乏,这些蒙古宗王的活动情况一直模糊不清,这一缺陷通过黑水城文献可部分地得到弥补[51]49-56.
元代河西蒙古宗王以豳王出伯家族影响最大.13世纪70年代初,察合台汗孙阿鲁浑诸子在阿姆河以北地区揭竿而起,反对窝阔台后王海都的统治.在失败之后,出伯与哈班兄弟投奔忽必烈,受赐金印,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至塔里木南道方面军事统帅,节制甘肃行省诸军.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晋封豳王,统领镇戍诸军防守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至吐蕃一线[52]677-686.出伯兀鲁思形成后,又在内部进行了再分封,在豳王之外又形成西宁王一支,其中,豳王驻牧于酒泉一带.西宁王之称首见于史册时当天历三年（1330）[53]476,其驻牧地大致在沙州一带.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增加了威武西宁王一支.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书中多次提到“术伯大王”和“嵬力豳王”,如《大德四年军粮文卷》[17]138-139；[22]379、《甘肃行省宁夏路支面酒肉米钞文书》[24]314,为研究蒙古豳王的活动提供了珍贵材料.“术伯大王”即出伯.“嵬力豳王”,《元史》卷42《顺帝纪五》写作“邠王嵬厘”.值得注意的是,瓜州榆林窟第12窟有回鹘文题记一则[54]18-21,所述内容为Buyan Qul Ong赴榆林窟的朝山活动,经考证,此人即黑水城文献中的“嵬力豳王”[55].F9：30号文书有记载“一员普伯忽,年卅四岁,畏兀氏,高昌王位下怯薛丹身世”[17]194；[56]1357,虽然他是北元时代才到亦集乃路充任司狱,后提升为知事的,但至少说明回鹘人在蒙元政权中可以担当职务,由此不难理解与回鹘人有交往的蒙古贵族的回鹘化倾向的现象.可见,黑水城文书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梳理蒙元时期的宗王世系活动,而且对回鹘佛教、蒙古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均具积极意义.元代的黑水城民族文献不仅语言种类广泛,而且涉及到的内容丰富,对亦集乃路的农牧业、商业、儒学文化、宗教信仰、政令经济等各方面的记述真实而详细,为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大量的崭新史料.
综上所述,黑水城出土的包含西夏文、藏文、汉文、回鹘文、蒙文等在内的多民族文字文书,不仅说明了黑水城地区本身的多元文化特征,对西夏和元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亦为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拓展了独特的学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