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本文从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储蓄率效应、劳动生产力效应等方面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通过梳理发现,由于模型设定、检测设条件和参数值的大小不同,结论也大相径庭.
关 键 词 ：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市场效应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储蓄率效应 经济增长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新增长理论,人口因素始终是一个相对而言获得较少重视的问题.毫无疑问,将人口老龄化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意义重大.就研究成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几个途径的相互交织,主要包括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储蓄率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和资本市场效应等,但由于检测设条件、模型设定等不同,结论也不同.
一、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研究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人口老龄化直接减少了劳动力供给,使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减少,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Cutler,Poterba & Sheiner发现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美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2060年间将出现下降,投资率也将下降3%—4%,但劳动力供给减少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为老龄化在发生时间和速度上的国际性差异引起的资本跨国流动将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Borsch-Supan对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Borsch-Supan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平均年龄提高,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劳动参与率会上升.他发现相比于劳动力供给对生产力的不利影响,年龄结构对生产力的负面效应似乎更小.同时,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可能会导致资本替代,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并且如果能在2030年实现向完全基金积累制转型,那么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将更高,劳动生产率也将提高的更多.
Ilmakunnas & Maliranta、 Borsch -Supan、 Vodopivec & Arunatilake、Marchiori, Pierrard & Sneessens和Ludwig, Schelkle & Vogel等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和工资刚性对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的复杂影响.Ilmakunnas和Maliranta用工资刚性理论解释了年龄—工资的不对称性.他们认为由于延期付款合同、就业保护以及内部人—外部人力量的不均衡性导致老年人工资一般要高于其边际生产力.Borsch-Supan认为在老龄化冲击下,如果欧洲劳动力市场不能迅速调整,那么这种不完全性将放大老龄化的负面效应, 使欧洲就业趋势加速恶化, 不利于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Marchiori, Pierrard & Sneessens在研究人口结构变动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时,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调整成本,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比在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规模更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波动风险,不利于经济增长.Ludwig, Schelkle & Vogel认为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人口老龄化会导致资本——劳动比率提高,资本报酬率降低,工资上涨,加剧代际福利分配的不公平性,但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能内生调整,将有效降低不公平性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全,那么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调整将受到抑制,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教育以及就业培训的支持力度,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外生激励.Blondal & Scarpetta发现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对老年人退休决策有很大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促使老年人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1].
二、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Bloom & Canning发现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平均寿命延长会提高储蓄率和资本存量,增加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2].Ferguson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效应.他认为由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投资的“溢出效应”以及储蓄率和资本存量的提高,寿命延长在短期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但长期内储蓄率的下降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且教育投资私有化以及政府对医疗保健投资支持的下降会使人力资本积累加速恶化,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3].
Fougère & Mérette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降低了物质资本需求,但却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激励,使父母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正向效应.Kemnitz & Wigger 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为切入点,认为设计恰当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能将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溢性内生化,实现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和更高的增长速度.Zhang & Zhang在生育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越是依赖于个人收入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越是能起到减少生育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相反,Docquier & Paddison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使物质资本积累减少引起利率上升,未来工资收入现值下降,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Thφgersen在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也证明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基金制能通过强化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Cerda在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内生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的检测设下,证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本身的不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老年人对政治决策的政治影响力时,Samadi & Eahani et al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随着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老年人者与日俱增,这促使政府减少教育投资,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引入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后,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相反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提供激励,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三、人口老龄化的储蓄率效应研究
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年轻人税收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并导致资本积累减速,向老年人的转移支付增加,挤出公共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Shimasawa和Hosoyama运用带有OLG结构的CGE模型研究了亚洲四国（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及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他们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社会保障缴费率和工薪税率将不断提高,从而压低国民储蓄率,降低资本存量,但由于老龄化的劳动力短缺效应大于资本积累减速效应,导致资本密集度提高,资本收益率下降.Gonzalez-Eiras和Niepelt认为老龄化通过储蓄率、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密集度等直接效应以及税率变化、政府支出结构和退休年龄等间接效应影响经济增长[4].在一个由资本积累和生产力进步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他们认为,一方面,老龄化将使家庭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老年人政治力量提升,加强了老年人对公共投资的政治支持.然而Futagami & Nakajima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在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通过四种效应影响经济增长：首先,随着寿命的延长,为退休积累的动机逐渐增强,从而家庭每期选择更少的消费；其次,储蓄率上升导致资本积累加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再次,加速的产出增长反过来又导致储蓄率的进一步上升；最后,退休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又压低了储蓄率.与Auerbach & Kotlikoff、Shimasawa & Hosoyama等强调老龄化降低储蓄率不同,Ki Tang & Wong同时考虑了老龄化和寿命预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肯定了老龄化加剧会降低储蓄率的传统观点,但又认为寿命延长也可能会提高储蓄率,二者对私人储蓄率的净效应取决于其相对速度.
四、人口老龄化的劳动生产率效应研究
Skirbekk认为由于老年人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老年劳动力越多,对经济增长率和财政可持续性越不利.同时,他发现加速的技术进步增强了学习以及工作方式动态调整的重要性,从而使工作经验的重要性边缘化.
Van Ours和Stoeldraijer研究了年龄结构、工资率和生产力的关系.他们认识到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很难判断：首先,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能的运用方式、组织结构、工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以及企业的技术水平；其次,由于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变和经济主体行为特征的代际差异,技术进步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而增加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再次,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内生于劳动力市场.Ilmakunnas & Maliranta指出了在老龄化冲击下,企业和政府最优选择的对立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使企业老年劳动力增多,生产力水平降低,此时解雇老年工人,重新雇佣年轻工人将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在财政可持续和养老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延长了退休年龄,并努力提高老年工人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经济增长.Alders在内生增长年的OLG模型中考察了外生低生育率冲击、人力资本积累与折旧以及老年人就业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并通过“数量—质量替换效应”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技术进步,却导致老年人人力资本的退化,生产效率降低,从而失业率上升.
虽然大部分经济学家支持老年人生产率较低的观点,但Lundberg发现可能存在Horndal效应.基于此,Malmberg,Lindh & Halvarsson运用瑞典1985—1996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老年工人的生产力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他们认为拥有众多老年工人的企业表现出的低生产力并不是由于老年工人生产力低引起的,而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没有及时更新.同时,Malmberg等强调了老年工人和年轻工人相互影响对提升企业生产力的重要性.
最后,Backes-Gellner & Veen认为现有研究过分强调老龄化对个人生产力的负面冲击,而忽视了老龄化和年龄结构差异对企业组织生产力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年龄结构和工作类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效的年龄结构组合还能提升组织生产力水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已经形成了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框架.笔者发现,由于研究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检测设条件和参数值大小等的差异,研究结论往往也不同,如人力资本的内生或外生检测定、经济体开放与封闭的差异等.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时,对模型检测设、变量选择和参数设置等应极为慎重,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二元性都有可能对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再次,就研究方法来看,国际上运用OLG模型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非常盛行,但OLG模型的原理和应用在中国的老龄化研究中还没有得到重视.最后,虽然大部分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灾难性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足以弥补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但老龄化冲击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设计问题,有效的制度设计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