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 本文从文献角度对投资相关研究进行了概括性地描述与讨论,将现有的研究概括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投资环境等几个方面,着重分析了投膏计量模型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和以我国为对象的转轨经济投资研究.鉴于目前对投资制度理论研宛较少,论文探讨性地分析了利用演进博彝分析转轨投资制度的可能性,并对CES生产函数特征进行了解析,说明了借用其对持轨投费制度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的可能性.
关 键 词 投资；投资效率；投资制度；转轨经济
作者简介：何志强,男,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都610074
鸣,男,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成都610074
投资是一个相对宽泛、内容丰富的概念,但如果仅从产出角度看,主要是指物质资产投资.本文所指的投资主要是指实物资产投资或产业投资,与虚拟经济下的金融投资相对应.对投资、投资活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而在现代的经济学范畴内,投资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研究视角：资本与投资
资本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一直是古典、新古典、凯恩斯以及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只有具备一定的资本,并与劳动要素相结合,生产方可能顺利进行,资本便成为经济研究最为基本的命题之一.由于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从关注资本过渡到关注资本的形成――产业投资,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资本既然重要,资本形成过程――产业投资过程也就相应的变得重要.因此,资本和投资成为经济理论研究中两个相互联系而相对独立的视觉.
经济理论对资本与投资的研究往往包含在其他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一类基本问题就是生产的物质产品多少用于生产,多少用于投资形成资本,以实现效用最大目标,也就是最优资本积累问题.Barnsey(1928)率先从动态角度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最优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建立了著名的Ramsey无限期界最优化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在Ramsey模型基础上,Allais(1947),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和Blanehard(1985)以微观为基础建立了代际交叠模型.[1]由于代际交叠模型可以研究个人寿命期间储蓄的总影响,进而研究最优资本积累问题,所以较Ramsey模型应用广泛.Ramsey模型和代际交叠模型都是从动态的角度,寻求最优资本积累路径,实现效用最大化.但两类模型在处理投资与资本问题时的一个共同点是将资本、资本形成――投资简化处理,这样就忽略了作为资本形成过程的投资行为与最终的资本存量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处理方法出现在很多经济理论模型中.[1]由于资本形成(投资)和资本存在根本差异,前者是一个过程,后者是结果,并且投资过程(资本形成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本身具有独立性.所以,研究投资行为过程本身及其与资本存量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也就是探寻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投资行为进而影响资本存量,进而探讨其对经济的影响.由于这一研究内容非常复杂,随着投资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者也试图通过建立不同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投资行为,并利用产业层面、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经验实证分析,这对于我们从中微观层面认识投资运行特征进而认识资本存量及其变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出于对我国经济的关注,我们更在意对转轨经济的资本和投资的认识.吕炜(2000)[2]在其专著中扩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定义,认为资本具有阶级和功能双重属性,前者可以划入历史范畴而后者则划人技术范畴,而技术范畴的资本的本质特征是盈利最大化趋势.从技术范畴的资本化运动来理解我国整个经济转轨特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现实意义就是认识到资本不仅是生产关系的表现,也是一种具有技术性质的生产要素,所以在转轨经济中,资本是可以参与利润分配的.更进一步理解转轨经济的资本和投资行为,一方面表现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投资目标的多元化,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低效率存量资本的调整,也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这两种趋势下,经济的转轨过程也就是如何保证投资与资本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综上,当分析资本时更多地与总量经济的运行情况相联系,而分析投资时,更多地与投资主体行为、投资决定因素联系在一起.所以,资本和投资是两个有区别但同时又有联系的概念,从而形成两个既有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方法：模型与现实
(一)简单加速模型
早在1917年,J．M．Clark将固定(实物)资产投资与产出联系在一起,认为投资取决于未来的产出需求,建立了简单的加速模型,也是研究投资行为最基础的模型,它是其他模型的基础.其表达式为：Kd等于aY (1)
其中,Kd是合意资本存量,a是不变的资本产出比率,Y是产出水平.合意资本存量指在增加的净资本能够以不变瞬时获得的情况下,企业家选择的资本存量水平.而实物资本投资一般不可能没有时间滞后性,即意愿资本水平不能立即通过投资实现,Koyck和Chenery等对(1)式进行了改进,认为资本对于投资来说是一个缓慢而富有弹性的过程,通过增加滞后系数,建立了弹性加速数模型.
(二)弹性加速数模型
其中,YP是GNP,bn等于αβn,μ是误差项,N为滞后期.如果将利润或者流加入模型中在理论上将更具有解释力,因为企业或产业的投资受自有资金充裕情况的影响较大,而外部融资一般有较高的成本.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往往受到预期盈利能力的影响,所以将包括利润在内的流加入模型(4)而形成流加速数模型.
(三)流加速数模型
其中,CF是实际流,名义流：税后利润+资本消耗前的资本消耗折扣+存货价值调整,名义流除以投资平减指数便得到实际流,其余符号同上.(1)、(4)式主要差异表现在模型(5)不仅关注产出需求对投资的影响,也关注供给对投资的影响,如流、资金使用成本,将需求和供给因素对投资的影响都纳入模型中,这是投资计量模型的一个重大进步.
(四)新古典投资模型
由于在投资行为进行中必然伴随有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
资本的供给,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Jenson及其合作者将资本因素引入投资行为分析中,形成了最为有名的新古典投资模型：
其中,γ为产出中的资本份额,P为产出,c为资本怎么写作租赁.结合上面的模型,得到如下可进行回归分析的计量模型：
为新增资本购写(相对于产出),为净资本税的真实融资成本,a为资本折旧几何比率,m为投资税收抵免比率,z为折旧税收减免贴现比率,t为公司所得税.
(五)证券价值Tobin’sQ模型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除了上述基于产出的产业投资行为研究计量模型外,投资研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变化来研究投资行为,Bminard和Tobin(1968,1969)在Keynes(1936)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投资的证券价值(Tobin’sQ)模型：
其中,I为本期投资,K-l为上一期资本存量,a为常数项,N为滞后期,m为系数,Tobin’sQ等于市场价值／重置成本.与基于产出的模型相比,Q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更加完备和更有解说力,原因在于投资与Q对未来产出与的长期预期会有相同方向的反应,在预期真实资本有盈利能力时,投资与Q值都将上升,而预期悲观时投资将受到抑制,Ciceolo(1978)的研究表明投资与Q是正相关的.但在利用Tobin’sQ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有条件的,更详细的理论分析可以参看Hayashi(1982)[3](213―224)的文章.
Chirinko(1993)[4](875―1911)根据投资计量模型对动态(dynamics)的处理,将相关的投资计量模型分为隐式模型(implicit model)和显式模型(explicit model).如果动态因素显示地出现在最优问题估计系数中且估计系数显式的与潜在技术和预期参数相联系,那么就是显式的,否则为隐式的.由于包括动态因素和未来预期的显式模型与实际的投资活动更加接近,所以能够更好地解释投资行为,To-bin’sQ模型是显式模型的典型代表,其余四个模型都是隐式的.当然,模型与现实之间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不确定下的投资行为研究推进了现有研究,[5](54―65)在此不再赘述.
三、投资环境：制度与效率
从经济理论角度,投资制度环境可以简要分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各自所包括的投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是典型的转轨经济,如何在我们这样的转型国家建立一套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的投资制度成为转轨经济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
首先是以投资和资本形成为工具变量,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这方面以张军最具有代表性,其相关研究体现于其专著上[6],认为我国经济在“边际资本―产出比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存在“过度工业化”趋势,经济增长“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力量”.此问题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绍济增长前沿组的关注,在他们的系列文章[7]中,对我国投资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20多年来,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并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高投资的政府激励机制及宏观成本边界和高成本增长的临界点.
其次,对我国投资效率及其的相关研究.沈坤荣等(2004)[8](52―63)从金融发展视角考察了我国资本形成、投资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波动,认为投资效率低下,进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韩立岩等(2005)[9](77-84)利用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考察我国1993―2002年间资本在各行业间的配置效率,结果显示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非常低,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化水平偏低.秦朵,宋海岩(2003)[10](807―832)从基于标准生产函数的投资需求模型出发,从投资需求所处的非均衡状态人手讨论了我国1989--2000年的投资效率特征,发现扩张性的与地方财政对投资需求有着强烈的影响,地区间投资不均的程度有所下降,东部,沿海省份的效率一般高于西部省份的效率.可见,投资效率有助于认识和解释现实经济活动的合理与否.
再次是对转轨经济中投资膨胀机制的研究.与计划经济中的“投资饥渴症”相比,我国转轨经济中仍然存在非市场因素影响的投资膨胀.易纲等(2004)[11]从产权逻辑来解释转轨经济中的投资膨胀机制,认为过度投资和投资效率低下是产权约束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向的问题,理论新意主要将转轨经济中产权不健全和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作为解释投资膨胀和投资效率低下的因素,对于转轨经济投资制度的未来改革方向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组(1999)[12](16―25)也认识到体制性障碍对投资的影响,一方面可能导致投资饥渴症,进而导致“经济过热”,造成经济波动；另一方面,转轨时期体制对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障碍,形成体系性紧缩.
综上,投资、投资效率是考察经济运行状态的好视角,如总量经济波动、资本市场运行、区域投资差异等,但如何设计制度保证高效率投资的实现,是研究投资效率问题的必然归宿,特别是对于转轨经济.所以,转轨经济的产业投资制度是当前投资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好的投资制度才能保证投资的顺利进行和投资效率的提高,而这正是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需要实现的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未来研究方向探讨：投资制度、演进博弈与GES生产函数
尽管产业投资制度对投资、投资效率有重要影响,但国内相关的研究内容较少,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市场经济里由于投资活动属于投资主体自己的事情,不存在统一的投资制度安排框架,政府要做的是要保证投资活动的自由、流动,投资制度设计思想及其研究相对模糊；其次是投资内容的广泛性,主要表现为投资可以通过金融、会计、企业、宏微观经济等多个角度来研究,缺乏
统一研究视角；再次是投资制度研究方法,由于当前流行的制度分析方法本身缺乏一致的理论模型,[13](143-150)投资制度研究目前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分析工具和分析模式.下面从研究方法角度,尝试性的探讨投资制度研究可能的方向：演进博弈分析和CES生产函数.
(一)转轨产业投资制度与演进博弈分析
面对产业投资制度分析的难题,笔者认为一种新的制度分析方法――演进博弈可以用来分析转轨产业投资制度,这方面青木昌彦等(2005)[14](1-21)已经作了尝试性研究.一般的博弈理论对博弈参与人理性做了严格的检测设,它不仅要求每个行为人是理性的,而且还要求这种理性是所有参与人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就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能力而言,“完全理性”是一个相当严格的检测设,而博弈任意一方的理性和能力的任何缺陷都会导致纳什均衡难以实现.演进博弈论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完美理性检测定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它只要求博弈方具有一种能够根据情况和新的信息调整判断与改进策略行为的理性,这种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弈方的预见力和判断其他博弈方的情况要求较低,并且允许犯错误,这种理性被称作“过程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Friedman(1998)给出了设定演进博弈的三个基本检测设条件：高的支付策略会随时间逐渐取代低的支付策略；博弈中存在惯性；博弈参与者并没打算系统影响其它参与者的未来行动.[15](15-43)而演进博弈的其它限制条件,如大群体、有限理性、随机配对、可观测策略等都没必要.演进博弈分析制度相较于非合作博弈有另外一个优点,演进博弈强调惯性(inertia)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也就是制度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变迁受起点的影响,而用“休克疗法”式思维来理解和进行制度变迁存在缺陷,因为制度是一个“演进”式变迁过程.演进博弈可以用来分析影响转轨投资制度演进的基本因素、博弈均衡下制度的特征,进而从制度设计角度使转轨经济产业投资向着利于提高产业投资效率方向演进.
(二)CES生产函数与产业投资制度变迁实证分析
注重对经济理论的经验检验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最主要表现为利用计量模型来进行分析.在研究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变迁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可以用来检验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设计运行效率情况：不同投资主体在转轨经济中投资地位的变化是否遵循效率原则,进一步可以概括转轨经济中国有投资与非国有投资之间的相互替代是否遵循效率原则,这通过CES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大小变化体现出来,进而检验投资制度设计的合理性.CES生产函数规范的表达形式为：
Arrow等(1961)在其经典文献首先分析了一类不变要素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也就是CES生产函数.与单位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不同的是,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中要素K、L之间的替代尽管其数值不变,但其替代弹性并不为1,也就是说不同经济体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时间段间要素替代的弹性可以不同或变化,这就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学内容,这主要通过(9)中的参数ρ变化体现出来.P的原始含义是要素替代参数,定义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σ等于1/1+ρ,表示资本―劳动比率每上升1％,厂商将用相对便宜的资本代替劳动,资本―劳动比提高σ％.所以,σ的大小可以说明一个国家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当σ越大,说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替代对的变化越敏感,要素市场相对完善、要素市场相对完整.反之,当σ越小,说明一国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或者经济单位并没有追求效率最大化,在生产中的要素选择存在偏差.所以,σ(或p)的大小可以用来评价一国资本―劳动配置效率的高低.[16]
可以用CES生产函数来考察转轨经济产业投资制度变迁及其效率,主要的变化是用非国有投资I和国有投资IG代替函数中的劳动L和资本K,有投资效率生产函数：
其中,Y是产出变量,可以是CDP,也可以是利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产出指标,IG国有部门经济产业投资,I是非国有部门产业投资；A为除产业投资以外使产出效率提高的其他因素,a是非国有部门产业投资参数.在变形后的模型中,η表示产出一投资系数,令I/IG等于i,即非国有和国有投资比值.
将ρ变形表达为决定弹性系数的变量：
其中rG和r分别是国有和非国有产业投资绩效.在此,σ可以理解为非国有―国有投资的替代系数,在国有―非国有投资效率比值每下降1％时,非国有投资的比重会增加σ％,所以它是一个反应系数,当其越大说明这种替代越有效,进而表明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遵循效率原则,更具效率和市场性,反之则说明投资制度存在阻碍投资向高效率转化.进一步,可以利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间投资替代弹性的差异考察投资制度的变迁及其相应效率.
上面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利用演进博弈方法、CES生产函数对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及其变迁效率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可能性,笔者及其合作者正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以期能够加深我们对转轨产业投资活动的理解.如果将Chirinko(1993)认为未来产业投资需要研究的内容[17](73-124)――金融结构与流动约束、公司及其投资决策的扩展、投资动态性,与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研究结合,可能形成转轨经济投资研究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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