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近30年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历程清晰地表现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回归；199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探索；21世纪初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突破.从回归文本内容研究、探索新内容再到拓展新内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活力.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现实危机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7—021—06
一、198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回归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急需理论研究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逐步回到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1.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文本研究
这一时期的文本研究并不仅局限于经济危机内容研究的回归,也不是对已有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理论回归的同时带有学术研究特有的思考和探索.相对于时期将危机理论极端化而言,这一时期能够客观地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实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传统内容的回归.陆立军（1982）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危机思想的研究,强调了货币流通职能的抽象可能性,阐述了危机的周期性特征,指出固定资本更新是危机的物质基础,危机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朱慕唐（1983）通过对工业高度发达阶段劳动生产力提高、有机构成提高、相对过剩人口出现的考察,分析了经济危机由抽象可能性向现实的转化.吕芳举（1983）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无序状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形成历程的脉络梳理方面,董瑞华（1987）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逻辑为主线,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历程划分为1840年代至1850年代中期的萌芽阶段；1850年代后期以《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为标识的初步形成阶段,以及1860年代前期以《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为标识的成熟时期.袁隆生（1987）则聚焦于《1857—1858经济学手稿》这部著作,在分析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危机从抽象可能性向现实可能性转化的内生制度性、外生条件性因素.赵春明（1989）指出,马克思对经济危机问题的探索成果集中地反映在《伦敦笔记》第Ⅶ本中的《反思》手稿和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搜集、积累了大量关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情况的实际材料,提出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现实性的理论雏形,并对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作了探讨.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完整性的探索研究方面,李达昌（1983）通过对《资本论》中经济危机思想的研究,论证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遵循“政治经济学批判”宏篇巨著的结构安排的.他指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通过对商品和货币的论述,道出了危机的抽象形式；第四篇第十三章中含有对危机周期的论述；第七篇第二十三章中包括对危机一般表现及特征、资本积累规律对危机作用的阐释.陆立军（1982）就经济危机理论在《资本论》每一卷中的分布情况与写作初衷作了详实、科学的分析,指出马克思这样安排绝非偶然,而是符合其所构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严密逻辑性的,是服从于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这一根本历史任务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完整论述了危机的可能性、现实性、根源、实质、物质基础、特点、后果,直至最后具象化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商业危机与信用危机.
2.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争鸣与探讨
1980年代中后期继文本研究初步完成之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讨论,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焦点.郑邦才（1980）认为经济危机只是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现象的特指,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摆脱不了的噩梦,是最终炸毁资本主义外壳的爆破点.而另一些赞成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学者则从多个角度予以求证.王志伟（1989）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抽象可能性出发,认为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的一般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故社会主义经济也存在危机的潜在基因.王初根（1988）从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克服了危机的第一种表现形态——生产过剩性危机,但危机的第二种表现形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则可能使社会主义滑向结构性危机的深渊；而且,固定资本更新的危机形式虽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的手段,却也同样酝酿着危机的失衡.王勤（1989）则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态势出发,指出同自然界发展规律一样,经济危机是人类社会共存的经济失衡状态.
3.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19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特征发生转变,针对教条主义者抛出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过时论”,学术界开始着手研究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周建平（1982）认为,新科技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催生新兴产业等影响,使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交织在一起.吕芳举（1983）也持相同观点,并进一步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出经济危机发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织,周期进程四阶段交替不如战前明显；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交织,物价不跌反升；经济危机周期呈现不显著的缩短趋势等特征.对于以上新特点、新变化,李达昌（1983）指出,虽然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危机的实质和根源未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呈现出一种缓慢缩短的趋向,经济危机的深度不如从前,但并不意味着危机将会愈来愈缓和.
可见,整个80年代的研究,从强调经济危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开始转向辩证地审视经济危机,客观、正确地看待经济危机变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回归到理论研究本色.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文本出发,追溯其真理本体,求证其理论逻辑的完整性.与此同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秉承着“随当时历史条件而转移”这一原则,开始探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态、特征及其变化原因,并且展开了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探讨.198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回归,虽为以后理论研究作了铺垫,但仍或多或少地强调《资本论》关于经济危机后果的结论、关注于经济危机同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直接相关性,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在结合资本主义实际的具体危机研究上以及在我国经济运行的策略应对上缺少一种理论自觉及实践自觉. 二、199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探索
19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也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形态的变化、策源地的转移、资本主义经济学者无周期论的鼓吹而处于低潮.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在1980年代的研究基础上缓慢前行.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才使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开始出现突破,踏上了用马克思主义智慧探索中国经济的新征程.
1.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原因的再次审视与探索
1990年代初期,在苏东解体的沉重打击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陷入低谷.为了回应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怀疑,牛德生（1992）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细化分析,指出经济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可变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曹新（1991）则结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变形的现实,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无力驾驭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周小亮（2000）将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比较,指出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生性缺陷这一更为深刻的原因,而非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消费不足.
2.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可能性的讨论再次泛起
逄锦聚（1992）梳理总结了1980年代末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可能性的讨论,反驳了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论,指出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波动等同于经济周期,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不具有客观必然性,也不具周期规律性,社会主义经济并不能得出经济周期的结论.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消费不足现象的出现,学术界再次掀起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可能性的讨论热潮.李志远（1999）指出我国走出了商品短缺阶段,出现“生产相对过剩”,应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生产过剩性危机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怪现象,而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崔友平（1999）也在评述包括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内的多种危机理论基础上,得出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实质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这一论断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认为应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出现的过剩现象.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极大可能性,但非制度性.
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赋予中国经济摆脱“过剩尴尬”的策略探索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在经济危机中难以独善其身,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中国经济受到冲击,使得消费市场萎靡不振、生产过剩现象凸现.学术界开始探索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赋予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应对策略.李健英（2000）指出,虽然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未完成专门的宏观调控理论,但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分析,为我们构建宏观调控应对经济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认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是总需求管理的重要思想,宏观调控的关键是把握经济失衡的信用传导机制.在应对经济过剩的政策制定方面,崔友平（1999）指出,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市场、供给、需求等因素,多管齐下,避免孤军奋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强调治理政策的耦合性,形成政策合力.在具体措施上,丛松日（2000）提出,针对消费市场萎靡、投资市场不振,提出加强消费市场监管,扩大国内外市场,发挥市场竞争作用.
199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再次审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原因的探究,看似是对1980年代的延续,实则同时还有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策源地、转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探讨.在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危机理论研究开始积极研究中国经济的应对之策.这一阶段的研究虽初步表现出一种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但还停留在对危机策源地转移等新形式、新特点的表层认识,未能剥离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在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转嫁至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性.因此,也就很少有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原则框架剖析亚洲金融危机等具体危机,使得这一阶段的研究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象性研究困境,难以突破.
三、21世纪初.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突破
21世纪以来至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学界已经开始着手结合各类危机进行实例剖析,特别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审视金融市场因素对危机作用的研究.王然（2004）指出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国家,虽在发展模式上有异,但二者却在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存在交集,这就不能不警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的隐患.乔洪武（2006）则从梳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危机可能性着手,对信用、虚拟资本等一系列金融市场要素进行分析,得出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一时期的研究虽为数不多,但却恰到好处地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危机、阿根廷危机,弥补了199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实例研究空白,为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挖掘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力和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作了必要铺垫.
2007年6月,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再一次掀起了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热潮.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以其科学性迎来了理论研究的突破.这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梯度展开：
1.倡议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审视金融危机
对于这场危机的成因,一般解释为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然而,仅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场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以及对政策弊端做出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对这场危机的恐惧与疑虑.学者们提出应回到马克思,明确倡议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审视此次危机.侯惠勤、辛向阳（2010）指出,金融危机发生后,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上具有指导意义,开始回归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试图从中寻找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刘明远（2008）提出应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中来看待这场金融危机,认清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顾钰民（2009）也提出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操作层面上的,“对当前金融危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科学的阐释,是摆在马克思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王伟光（2009）则贴近现实呼吁：“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认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何秉孟（2009）也倡导以深刻背景及制度根源来研究肇始于美国的这场危机. 2 拓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研究
在2009年之前,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中仅仅将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危机具体表现形式,而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对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的挖掘与拓展成为研究热点.马艳（2009）从本质和表象两个层面解析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指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的金融危机既包括单纯意义上的货币危机、信用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在货币领域里的反映.张宇（2009）则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发展进行了概括：它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及全球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陈永志（2007）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经济过度虚拟化必然造成不匹配问题,金融危机爆发暴露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匹配,金融危机实质仍是生产过剩性危机.张俊山、刘爱文认为金融化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双重作用,既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新空间,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矛盾,同时又进一步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陈享光（2009）也从资本主义对抗性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辩证地分析金融化与危机的关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文本.
3.立足理论.探索实践层面的措施指导
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分析,这一阶段更鲜明的特点是学以致用地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目前,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指导中国经济政策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探讨的：一是宏观上,在方向性的总体原则方面.顾钰民（2009）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的沼泽中,这种发展趋势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马克思关于资本日益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企业资本的社会化发展,私人资本将由社会资本所取代的预见,被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验证.张作云（2010）指出要以马克思的立场为指导,结合当代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眼界.二是中观上,在建构应对政策方面.卢盛荣（2009）认为应从金融体系的完善和监管层面、产业结构的调整着手.张宇（2009）则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选择包括完善基本制度、保障社会公平、加强宏观调控、实现自主发展等.胡磊（2010）也提出要有效扩大内需,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意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同步且防范“需求泡沫”.侯铁建（2010）认为在既有制度环境下,应着眼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有效供给；调整和改善分配结构,扩大有效需求.三是微观上,关于如何践行政策项目,特别是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程恩富（2009）提出,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国应适当控制对外贸、外资、外技、外汇的依存度以提升自身消费能力、资本协调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及外汇管理能力.针对加强金融监管问题,有学者提出深化改革完善体制,防范制度性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金融市场,防范金融危机,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调控和监制,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针对如何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学者提出要按照匹配原则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要提高实体经济运行质量,为虚拟经济发展打下基础,虚拟经济要根据实体经济来规划发展并保持适当的超前性等.
这一阶段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结合此次金融危机实例,深入探讨,使人们重新审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互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探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发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一过度消费一金融危机一经济危机的逻辑走向,从而揭示了此次金融危机仅仅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的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再次彰显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经历了一个硕果累累的相对繁盛时期.在关注焦点上完成了由实体经济危机形式到信用金融危机形式的根本性转换；在研究深度的拓展上由浅层次分析危机表现形式到解读此次危机的逻辑走向；在对中国经济的实践探索方面,由之前只关注宏观层面的策略,如强调不要过分依赖出口具化到微观层面加强金融监管、金融预警等措施,可操作性更强.但是对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立论根基的研究仍处于抽象演绎层面,即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性衍生危机的生成机制研究方面明显不足.
四、结语
纵观30多年来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状况,其历经了198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文本内容的回归,199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与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的探索,以及21世纪初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理论研究突破.由回归、探索到突破,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展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这不仅体现在日益增多的研究成果数量上,还体现在内容拓展上,由简单重复苏联式教科书到注重全面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在内容；在研究取向上,由侧重于强调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相关性到兼顾危机的二重性,正确理解“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的有机统一,科学把握资本主义走向与社会主义前景；在研究方法上,从传统的规范研究拓展到模式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以现实危机为例进行实例剖析研究,突破了现实危机与理论危机割裂开来的研究困境,并以现实危机为契机,积极探索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指导现实经济运行的策略.然而,目前关于此领域的研究仍有尚待探索之处：一是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体系研究不足.不能够把握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内容体系的整体性,也很少有研究成果关注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时的思想逻辑.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当代价值的研究缺乏前瞻I生.目前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多为对经济危机成因的反思性研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不能在危机诱发因素累积时期,提高预见性,预防危机.三是研究方法上,多为定性分析,虽然有利于认识危机本质、揭示演进路径,但是不能使人们对危机认识进一步量化,从而准确预测危机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