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桶接一桶的油漆刷上去,一寸一寸,将一整座山漆成鲜艳而刺眼的红色.这种举动要么是疯子干的,要么是当代艺术家干的.其实,这是朱青生干的.
作为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的艺术系教授,1998年,他的“漆山”计划一提出,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就不绝于耳.“老朱是不是疯了?”“好好的一座山,为什么要漆成红色?”“太难看了,无法忍受.”
多年积累后,“漆山计划”文献交流展在广州美院美术馆展出,朱青生开始尝试从学术角度向公众解释“漆山”的思路.实际上,除了专门为这次展览创作的红色印章雕塑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展出,只有艺术家几十年来的创作手稿和图片,满满地贴在展厅的几面墙上,以表明某种漆山的恒心.
“北大教授疯了,”有人这样评价这个展览.朱青生指着墙上的一幅文献,笑呵呵地向记者描述一些观众对这个展览的看法.那是他1990年写画画的一张草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德文、中文和英文.“有人进来就觉得有点无厘头,有点荒诞的感觉,这到底是个什么展览?”人们对“漆山计划”的反应几乎与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这完全毁掉了老朱平时严肃、学术的形象嘛”
严肃的学者和疯狂的艺术家,朱青生始终不愿意给自己定位.
烫得一丝不苟的黑色衬衣,配一副黑框眼镜,朱青生站在展厅里,对记者侃侃而谈.他用词精准、思维缜密,透着浓重的学者气息,确实不像个观念艺术家.“是有不少人这么说啊,”朱青生呵呵笑着,把刚刚摘下的眼镜重又戴上,“他们说这个展览怎么能这样呢等这完全毁掉了老朱平时严肃、学术的形象嘛.”
1985年从美院美术史系硕士毕业后,朱青生留校任教,两年后调任北京大学当老师.除了后来在欧洲游学的几年,他一直在北大从事现代艺术的教学和研究.朱青生的授课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著称,一直到现在,每周五晚他的公开课,依然是最受艺术系学生追捧的课程之一.
这个学者准备在一片青山绿水中树立一座大红色的山头,从审美上来说,确实难看,更实际点说,单就漆山的红油漆所带来的环保问题,就足够让人担忧.一位中文系的学生甚至对朱青生说,“老师,您要漆山,我就绝食.”
这种在大众看来颇为荒诞不经的行为和观念艺术,从上世纪80年代起,朱青生就已经支持并参与创作实践.1988年,朱青生刚到北大不久,就做了一件当时较为流行的行为艺术,以表达自己的文化批判姿态.
31岁的朱青生用一面红旗将自己包裹起来,静静地坐在北大校园里,展览现场的两张照片中,第一张露出了朱青生标志性的黑框大眼镜,下面的一幅,他将自己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一动也不动,像一具没有思想的雕塑.
那次行为艺术表演十年之后的1998年,老朱想要漆山了,选的依然是大红色——当年包裹自己的红旗的颜色.要漆的山是桂林境内的一座小山,并不在风景区里.“漆山”计划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破坏环境”“丑陋的艺术”已算是温和的批评.
朱青生有些“冤”.他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他要漆的这座山,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特点,在广西东北部连绵的山区中,“就像个随处可见的小土包,”由于附近一座化工厂的长期污染,草木已经绝迹,山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
实际上,这座小山包是一位朋友向他推荐的.1995年,朱青生参加由张晴策划的“大地艺术”展,就曾计划将济南的鹊山和华不注山漆红,但那次的计划只停留在头脑中.而朋友们由此得知了他的“野心”.
日后,一位朋友将那座桂林被污染的小山推荐给了朱青生,让老朱又一次动了心思.1998年的教师节,他正式给桂林市市长写信,提出自己想要把那座山漆成红色.
一块“朱岩”
严格说起来,除了一块被命名为“朱岩”的巨大岩石,“漆山计划”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施过,朱青生顶多算得上是“漆石”.
“朱岩”既能解释为朱色的岩石,又能当“老朱的岩石”讲,立于朱青生当年北京怀柔乡间的农舍旁,他称之为“朱地”.“朱地”周围风景优美,树木葱郁,小溪潺潺而过,艺术家蹲在大石头上,从石头顶部开始,一刷一刷地涂红油漆.
一块巨大的石头,最后成了鲜艳而刺眼的大红色.山野间的青山绿水,被一种近似粗暴的方式打破,形成一道刺眼的“风景”.
朱青生将这块石头命名为“自然雕塑”,相对于德国著名雕塑家约瑟夫·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而来——1982年,第七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博伊斯的参展作品是《7000棵橡树》,即艺术家要求在卡塞尔城区种植7000棵橡树,这件作品就算完成了.由于作品过于浩大,直到五年后,这一作品才得以完成,此时博伊斯已经逝世一年.
博伊斯的这件“社会雕塑”刨除艺术层面的探讨,也总算对环境有益,而朱青生的这一“自然雕塑”就显得有些荒诞不经.尽管朱青生也多次强调,他的目的是为了以一种反讽的方式警醒世人,但一些人仍然极力反对,有人说,“不明白有高级审美趣味的朱青生,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件丑陋、愚昧而且残酷的东西出来.”
完成“朱岩”后的第二年,朱青生的友人正巧将桂林的小山包告诉了他.在给桂林市政府的信中,他用学者的工作态度,固执而认真地阐释他的艺术想法,如今,这封信在“漆山计划”的展厅里公开展出,朱青生指指墙上这封信,“这是二十四年前的事啦”.信纸已经泛黄,字迹斑驳得有些难以辨认.
信发出去之后,朱青生焦急地等待了几个月,他听说相关部门领导犹豫了很久.不漆吧,反正是一座已经被污染过的山,如果能变成一件时髦的艺术品,似乎也还不错.然而允许朱青生鼓捣,这一举动似乎又有些过于荒诞和不合时宜.
漆还是不漆,这是个问题.
朱青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人甚至提议把那座山染成绿色,这样至少符合大众的审美观.地方政府也考虑过以别的方式,来遮掩一下这座被污染的山头.但朱青生认为,漆成大红色,意在彰显环境污染这个“恶”,让更多的人对他污染环境的举动口诛笔伐,“总比千方百计的掩盖好吧?”
“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朱青生沉默片刻,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笔记本上写下这几个字,引自朱熹的《朱子家训》.
“红色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理烙印”
“要的就是这种批判的声音,要的就是让人们有这个意识,”朱青生反复对记者强调他的创作意图.如果说,人们已经意识到把这座山漆成红色,改变它的原始状态和审美趣味,是对自然的一种侵害,“那么人类其他的行为方式呢?”
山,最终并没有漆成,“上头”的顾虑颇多.那座山最后成了采石场,山体一块一块被采掉,被污染的山最后终于消失了.对它的这个结局,朱青生倒也很高兴,“也好,有别的用途嘛,总比光秃秃地立在那里好.”他回忆说.
这次“漆山”展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实物”作品是几方红色印章.大印章是一件雕塑,立在展厅,本应小小的印章被无限放大,混杂着庄严和戏谑.小印章就被陈列在展柜中.“这些是这次展览中唯一实实在在的艺术品,”朱青生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进来看展览的人,并不太能看懂墙上的草图、资料、照片,但都表现出对这几方印章的极大兴趣.
另一件颇有意趣的作品,是一幅朱青生为“漆山计划”所作的传统中国画草图.极富诗意的水墨山水之间,一座小小的山顶被涂成了红色,怪诞而突兀.但整体上看,又像是印在古代中国画上常见的一方朱印,竟也有些出人意料的和谐.
传统的山水中国画,家在空白处盖上一方小小的印章,是表明其所有权的方式.久而久之,印章就成为了画的一部分.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朱青生在深圳的一个纪念展上展出了他的几方“朱印”.那些朱色的印章,红得耀眼,意为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红色和权力,对生于1957年的朱青生来说,和同时代的多数艺术家一样,似乎是一个永远要探讨的话题.正如策展人唐克扬在文章里写道的：“红色是他们这一代人极为突出的政治文化记忆和心理烙印.”
朱青生已经搬离了他的“朱地”.那块曾经鲜红无比的“朱岩”也随着时间,在日光风雨的侵袭下,逐渐变得苍白.“无论曾经多么耀眼,多么熠熠生辉地立在那里,总会被时间和自然改变,”采访结束时,朱青生说.
现在,即使真的有机会去漆红一座山,他也不再确定,“是不是还想真的付诸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