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自20世纪90年代初,李培林的论文《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发表在社科类权威期刊之后10多年来,作者不仅发表了近百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还出版了10多部学术专著,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叙说和谐社会从“一句话”到“一篇大文章”
叙说和谐社会从“一句话”到“一篇大文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一个崭新课题.李培林说：“十六大报告在提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除了GDP翻两番这个总体目标,还有6个方面的具体目标是：经济更加发展、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执政党的五种能力之一提出来.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四大建设’之一提了出来.‘四大建设’就是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或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两个重要战略思想’,即‘十一五’规划要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课题,最早从十六大的一句话,到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一大段话,现在已经成为全党和全社会一篇大文章.”李培林认为,和谐是一种目标追求,更是一个长期努力奋斗的过程；和谐是一种发展状态,也是人民的一种心理感受.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总书记明确指出的有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李培林认为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和谐社会和理想社会的关系.围绕全民建设小康社会,解决当前突出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它和理想是有联系的,但是又有很重要的区别；二是和谐社会和富裕社会的关系.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在贫穷的基础上建立和谐社会,所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条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把发展作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这是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光富裕起来也不行,还要看财富是怎样分配的,是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普遍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三是和谐社会和稳定社会的关系.没有基本的稳定,不可能和谐,但是,光有稳定没有活力也不行.必须要使劳动、知识、技术、才能、管理、资本各种生产要素,都能迸发出它的活力,从而在市场经济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况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稳定；四是和谐社会和公正社会的关系.公平和正义两个词意不完全一样,公平是一个可测量的事实,如收入差距多大,平等不平等,这是公平.但是正义或公正,还是一个价值上的普遍看法.民众要有社会公正上的普遍认同,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利益关系问题；五是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关系.社会和谐是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但它更是一个长期而伟大的任务.建设和谐社会不能急功近利.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现在的一些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和谐社会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要有阶段、有步骤地建设和谐社会.如果通过多年的努力,在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能使社会不断走向和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会有更强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
李培林认为,和谐是相对的,不和谐是绝对的,通过对不和谐的妥善处理达到和谐的境界,则是一种现实的科学境界,也是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体现.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他说,“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解决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尽管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增长,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矛盾凸现”.李培林说,“近几年各种指标反映,贫富差距还在扩大,城乡差距一时很难得到逆转；同时,区域的差距也没有缩小的趋势.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首先是中国仍处于资本和技术的收益大大高于劳动的收益的阶段,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更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过缓；其次,中国的一些新型产业的财富积累速度加快；第三,一些不健全、不公正因素,如偷税漏税、官员腐败、权钱交易、侵吞公有资产等,也加剧了这种现象.”李培林建议：“要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那些相对薄弱的地方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们也能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这种扶助和转移支付,表面看来只是道义要求,但实际上蕴涵着扩大内需、促进大众消费时代带来的必然逻辑.”
李培林在谈到“十一五”时期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方面,要着力做好哪些工作时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抓住主要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创造有利于促进和谐的社会氛围,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此,党、国务院提出‘十一五’要以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为着力点,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李培林说,“就业在很长一个阶段都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峻问题,必须从发展战略选择的高度来认识和规划就业；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这是保持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
解读国家发展战略重大调整
李培林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提出“社会转型”理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一般人认为,就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而言,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政府干预,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李培林认为,由于中国正处于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经济处于涵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
李培林坦言：“‘社会转型’的思想其实是现代化理论的经典思想,并非我的发明,我主要强调了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是两个共存的但并不一样的转变,是两个过程和两种逻辑,这两个转变的共存决定了中国增长和发展的特色,形成了引起世界各国所关注的‘中国经验”’.
李培林对社会转型的研究始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系列巨大变化的观察.当时,他认为,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统筹.人们据此将本届三中全会视为中国向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分水岭.李培林说：“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
李培林是最早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社会学家之一.多年来,他多次在不同的重要场合呼吁,“必须把社会发展列入政府中心工作”、“调整发展战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中心”.
李培林分析说：“现在,我国的人均GDP已经大大超过了1000美元,但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继续扩大,而且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短期内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能够根本扭转.”更让人担忧的是愈来愈大的城乡差距,“根据测算,我国农民人均收入要在2020年才能达到2000年城镇人均收入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城镇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在20年以上,这还必须以保证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8％为前提.”李培林认为,“五个统筹”战略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增长本身要求必须解决增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现象,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在各种经济指标中,GD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总量指标,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许多福利总量的损失和发展的代际,GDP都难以反映出来.”李培林进一步阐述道,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整体的社会发展是世界性的发展观的转变,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
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必将给各级政府带来新的挑战.李培林认为：“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社会发展是‘软’道理,经济增长是赚钱的,社会发展是花钱的,不挣钱哪有钱花”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中,往往把他们的业绩与当地GDP增长的速度联系在一起.他说：“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意味着要以人民福祉的增加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而不是GDP增长的单一指标,必须认识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而政府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秩序,解决好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如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等.”
李培林认为,社会发展是一项整体的系统工程,发展的要素不仅是指经济和财富的增长等“硬件”,而且也包括政策调整、体制改革、机制转轨、观念转变等“软件”.各种新要素的导人、传播和经济的增长,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使人民生活和各个非经济领域也发生明显的改善.
与领导交流和谐社会构建方略
2005年2月21日下午,政治局进行第20次集体学习.李培林作为第一主讲人和景天魁研究员就“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当时,李培林主要就“国内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观点”、“国外关于协调社会关系的主要观点和做法”和“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需要把握的几个方面”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新形势”等内容进行了讲述.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回忆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时的情景,李培林依然难以平静.他说,在主持学习发表讲话中指出“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理论指导.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一样,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因而尤其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等要通过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使我们关于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备,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这对广大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
在这次集体学习结束后,对主讲人李培林和景天魁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你们应当更加深入地进行对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李培林深有感触地说,“社会学工作者要抓住机遇,认识到新的历史时代赋予我们社会学更艰巨、更光荣的使命,社会学也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李培林坦陈：“构建和谐社会将更为复杂,因为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引入社会变量会更多.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制度体系是经过了20多年的实践才基本确立的,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制度体系的形成,也要通过一个相当长的探索和实践过程,理论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成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对世界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做学问要耐得住枯燥与寂寞
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这一年,作为恢复高考之后的最早录取的大学生,李培林如愿进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学习.
大学毕业后,李培林考上公派出国留学生,1983年,他到了法国,并在读完硕士后进人巴黎第一大学学习.当他接过导师给他的一份长达几页纸的读书书目时,李培林的心情凉了下来,所列的书目都是老掉牙的古典得不能再古典的著作,“心想读这些书还用不远万里跑到法国”
李培林曾多次试着和导师讨论一些新发表的新理论,以便让导师了解自己阅读的广泛和对前沿问题的跟踪.没想到没有一本书逃出导师的阅读视野,他的知识面就像弥勒佛的手掌心任你翻跟头,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回去读经典,要耐得住枯燥.李培林说：“当时多想让导师更多地带自己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更多地参加学者的聚会和沙龙,但导师似乎最卖力的就是开书单.有时读起来味如嚼蜡,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读,读书笔记就作了十几厚本.”“这耐得住枯燥的读书,参加工作后才感到使我终身受用无穷,因为以后忙着进行课题研究,忙着进行实地调查,忙着整理数据和资料,忙着著书写文章,还忙着各种科研、教学和外事的行政事务,再也没有这么集中的时间安静地读书.”
李培林看书有个习惯,先看目录、前言、导论和参考文献.他之所以喜欢看那些枯燥无味的参考文献,是因为在他看来,参考文献是考察作者的功底、走近作者心灵的窗口.第一,参考文献大体上可以划定作者的知识范围,让人知道作者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知识框架、知识背景里讨论问题.第二,参考文献能告诉人们,作者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什么是作者的学术偏好和学术品位,作者的研究成果有哪些思想来源,因为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知识积累的结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西,几乎是不存在的.第三,参考文献就像产品成分的说明书,读者可以根据著作成分的说明,去验证一下该著作是不是抄袭或平庸之作.第四,参考文献作为一种学术规范,它具有节约做学问成本的作用,别人对你的书感兴趣,你的参考文献就成为进人该研究领域的一条捷径,省去了在浩瀚文献中搜索精品的力气,一个好的参考文献,就是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必读书目.第五,参考文献就是广告牌,是作者向他的同行显示其知识实力的途径,是作者研究的专业性的证明书.第六,参考文献是英雄榜,是学术著作名牌产品的陈列室,流行作品的价值需要发行量来说明,精品著作的价值则需要引证率来佐证.所有这些,都是李培林重视参考文献的理由.
深入实际了解国情
1988年,获得巴黎第一大学博士学位的李培林,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当时正赶上社科院组织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李培林参与了一个课题组,到山东陵县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这个县是农村政策研究室资助的一个调查和观察点,我们住在租用的县政府招待所的一排平房里,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县府各个部门和村里去搞调查.”
尽管当时的工作条件比较艰巨,但李培林认为那一段经历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影响很大.他说：“中国的县级单位是相对完整的社会,是国家大社会的缩影,对一个县的社会解剖,是了解国家大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点.要真正做到调查的事实求是,是很辛苦的事,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李培林通过深入农户调查和测算,陵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988年比1978年增长了3倍多.对于这一结果,李培林又通过对农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食品结构的分析进行了旁证.而此前的多数文章和调查材料都认为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988年比1978年增长了10多倍.李培林说：“没有细致费力的调查和测算,就无法掌握这种差异,而仅凭省力的统计数据的比较,在学术上就有很大的风险.”
在鲁西北一年的蹲点调查,李培林获益匪浅：“从那以后,我在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宏观分析时都非常谨慎,力求弄清楚每一个数据的口径、来源、可比性和可靠性.建国后,我们进行过很多细致的调查,但往往容易为了证明某种理念而丧失了学术上的实事求是,真正的学术应当是社会的良心.”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研究似乎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近几年来,李培林一直在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国有企业的调查研究.1996年,他组织了对全国10个城市500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面对上千万的调查数据,李培林心里却一直发怵,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说,这么丰富的资料和数据,可以写出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但如果这些数据本身具有问题的话,根据这些数据所作的分析结果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呢于是,李培林决心和课题组一起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个案访谈调查.
1997年秋,李培林一行踏上去东北调查的路程.他们调查了多家几万人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这些企业由于是资源开发型的或由于当初战略上的考虑,有些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的甚至在少有人烟的山区,李培林一行对各个层次的职工进行了个别访谈,尽管他们知道这些研究人员无法给他们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有人倾听他们的呼声似乎就是给他们的安慰.“他们很多人当年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为了建立共和国的工业体系,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一天,一家企业的厂长对李培林说,他是为了对该企业加强领导和扭亏为盈,从一家城市里的经营效益好的企业调来的,但该企业产品缺乏市场,转产需要时间和资金,企业又在山区,又要自己“办社会”,负责职工的子女上学、家属就业,以及生老病亡等再有本事的厂长,也会被这众多的事务和由此产生的成本拖垮的.李培林想：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很多传统产业必然地走向萎缩,但如何在改革的过程中进行利益的整合,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社会公正,如何对历史的欠账进行补偿,的确关系到改革中人心的向背.
这次调查,使李培林确立了对国有企业“社会成本”进行数量分析的重点.问卷调查中对国有企业养老、医疗、住房、福利以及各种福利设施的调查恰好派上用场,他用数量测算的结果来佐证企业个案访谈的结论.所谓企业的“社会成本”,就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成本以外的不得不承担的成本,这种成本直接冲销了企业的利润,但改由国家或社会承担尚缺乏必要的过渡条件.然而,没有对“社会成本”的清晰测算,就没有关于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真实信息和正确评价,也就难以作出对特定的企业是否应当补偿以及补偿多少如何补偿的决策,也无法判断企业的亏损是否真是由于“社会成本”所致.从东北调查回来,李培林赶写了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和解决问题的建议.
洞察生活变迁获得真知
中国对粮食安全的考虑,一直排在各级政府非常重要的位置,千方百计保证粮食的种植面积.很多外国的学者,对中国的粮食自足能力有很大的怀疑,美国世界经济学者布朗就曾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从而引发争论.近几年来,中国的人口虽然自然增长率已经达到7％.的低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仍净增700多万人；而粮食的播种面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处于不断减少的趋势,粮食的总产量也是下降的趋势或驻足不前.按照过去判断农业形势的“秘诀”,李培林认为农业的形势会很严峻,粮食会出现大量短缺,市场上的粮食会暴涨.但出乎意料的是,近些年粮食的非常稳定,甚至是微降,国家还拿出大量的粮食,用于还草还林还牧的补贴,粮食供求关系的这种逆转,一时让李培林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李培林终于寻求到了“秘诀”.由于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人们的日常食品中,非粮食转化的水产品、蔬菜、奶类、水果等大量增加了,而粮食消费减了.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写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写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写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所以,食品支出在家庭消费总支出中的比例,被人们称谓“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家庭或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但是,李培林认为,“恩格尔系数”无法反映饮食结构的变化,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恩格尔系数”不变的情况下,饮食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生活水平的变化.换句话说,一个家庭或国民,其粮食支出在食品支出中的比重越小,其生活水平越高.即便“恩格尔系数”不变,只要食品支出中的粮食支出的减少,也表明生活水平在提高.
另外,李培林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比城市人幸福感更高”,但这个调查结果一度遭到了不少人的严厉批评.但李培林有自己的理解：“‘幸福感’是社会心理学长期研究的问题,反映的是人们主观生活质量.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客观指标反映的‘幸福’往往并不一致,也很难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一个基本公式,就是人们对幸福的除以人们满足幸福的能力.所以,幸福感的高低,不但取决于你‘满足幸福的能力’这个分子,还取决于你的‘’大小这个分母.人们常说比较产生痛苦,而社会越开放,人们比较的参照就越多.”
李培林解释说,有钱的人或物质生活水平高的人不一定就幸福,毕竟其中精神焦虑、生活苦恼的人不在少数.当然,农村的人幸福感高,也可能反映了温饱即安、知足长乐、缺乏进取的状态.李培林说：“这种研究结果并非无意义的,一方面,这种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注意主观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它也告诫我们,社会中不满意程度较高、‘相对剥夺感’较强、社会冲突意识较强烈的那部分人,可能并不是那些物质生活条件最困苦的人,也不是那些收入低但利益曲线向上的人,而是那些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差距最大的人,是那些实际利益水平虽然不是最低但利益曲线向下的人.所以,在改革和发展中,不仅要注意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还要注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一方面要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
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学科,有着独特的学科优势,大有作为.这些年来,李培林深入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变迁中的新趋势、新问题、新特点,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成果,对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社会转型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到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一个主流名词,李培林最大感受是：“我很振奋,社会学界也很振奋.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社会变迁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需求.现实要求我们认真分析当前社会结构变化的特征,对新的形势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