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长篇小说《桃花》体现了作者张者对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探索.但是,《桃花》的这种探索只是一种并不坚定的探索,这种不坚定性突出地表现在作品的游离状态上.
在坚守与逃离之间
《桃花》和作者此前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桃李》都以某名牌高校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二者并称姊妹篇.《桃李》的主人公是法学院资深教授邵景文.邵景文在学术上造诣颇深,但却在金钱和女色面前迷失了自我.而邵景文的死,其象征意义则更为深远,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死.作者在戏谑轻松的笔调中暴露的却是无尽的苍凉和悲哀.
与《桃李》相比,《桃花》在基调上显然要更为亮丽一些.首先我们来看故事的主人公大师兄姚从新.师兄是“我们宿舍惟一的处男”,发誓“找不到处女不结婚”.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封建思想的流毒,是迂腐可笑的.但是,在一个思想过度开放、处女已经成为“稀有动物”的时代,这种坚守似乎代表了一种道德操守.作品的分裂之处在于,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集众美于一身”的人物,却又被作者置于另外一种被讽刺和批判的境地.自己苦苦守候的女友竟旁落他人,遭受打击后,这个学至博士的高级知识分子居然异想天开地研究上了“钟情药”,梦想着藉此锁住爱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为了达到出国的目的,姚从新抄袭导师论文,胜之不武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师兄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并非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居然是寻找自己的情人,寻找自己丢失的“种子”!最后,抄袭事件败露,师兄只能悲戚戚地离开了学校.
作品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那就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完美导师”方正先生.这位精于学术、能言善辩、警惕性十足的教授,却未能幸免被俘获的命运,被雄杰公司处心积虑的手段蒙蔽,导致判断失误,酿成大错.他甚至无视学术的严肃性,把自己的论文拿去以姚从新的名义发表.至此,“完美导师”已经成了第二个彻头彻尾的邵景文,其身败名裂自在意料之中.在这些人物的塑造上,一方面,作者似乎在努力经营一种虚拟的理想,创设了几个虽显单薄又不乏荒诞,但却声言坚守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作者又让这些人物惨遭失败,轰然倒塌在自己的诺言面前,成为精神家园犹疑的逃离者.
也许有人会把这种游离的矛盾状态解释为人物命运、性格的发展使然.但是,从作品来看,我们并没有找到这种人物发展的清晰轨迹,更没有看到人物心灵深处的挣扎和斗争.如果把姚从新的放弃仅仅解释为初恋的打击,把方正先生的堕落仅仅归因于落选证券会发审委委员,都未免分量不足,区区小事如果能够改变知识分子信念中的坚守,那么这种坚守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人物性格的这种游离状态,说到底源于作者心灵深处对知识分子认识上的游移和矛盾.
在纯文学与畅销书之间
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作者在作品中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既关乎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也关乎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操守问题.换言之,知识分子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下,应有的人生姿态是什么?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显然是严肃而认真的.师兄姚从新的身上,一直体现着一个“寻找”的主题.从寻找一个处女,到寻找丢失的爱情,从寻找自己的孩子,到寻找个人的尊严、责任等师兄为这种寻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始终没有一个答案.除此之外,作品中还穿插了许多关于时代文化的思索.诸如此类的思想特征,都使该作具备了一种纯文学的品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纯文学,已经不再单纯地指涉在技术层面上的先锋性,而更多地指向文本的思想性.富有意味的是,这部在思想上抛出严肃话题的作品,却在技术层面上体现出了鲜明的畅销书（或者称为俗文学）的诸多特征.
首先是情感纠葛模式的利用.情感纠葛是畅销书招徕读者惯用的手段,包括当下许多家庭影视剧也多采取这个套路.在《桃花》中,三角甚至多角恋情成为构成故事的主要元素.其次是作品的纪实、猎奇色彩.作者自己也承认,在作品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真实的案例,比如在股民中引起震动的“王小石案”,比如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进程,比如北京大学“围墙事件”等等.而为作品增加揭秘色彩的则是一些具有猎奇性质的私密事件.比如博士研究“钟情药”,博士被意外“借种”,以及年过半百的博士生导师和年轻漂亮的本科生男欢女爱等等,均属于被人们小道传播的奇闻轶事,这些故事进入作品,满足了读者猎奇窥私的,无疑会吸引一些人的眼球,这也是当下许多畅销书惯用的手段.还有一点就是作品幽默调侃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可以增加阅读的快感,放松阅读的心态,更适合大众的阅读口味.
张者所谓的“走钢丝”,其具体所指无非就是要把纯文学和畅销书的二元因素都融入到一部作品中去,既不舍弃严肃问题的拷问,也不放弃攫人眼球的世俗卖点.这种追求往往“费力不讨好”,在具体操作中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素材和主题往往相辅相成,庸俗的素材一般很难架构起一个严肃高雅的主题.张者的这种创作策略可能会奏一时之效,但从严肃的文学创作角度来讲是不可取的,这样的作品是难以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的.
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缺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游离?我认为源于一种超拔力量的薄弱.《桃花》与《桃李》之不同,在于后者表现知识分子的放纵,而前者则意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坚守.但坚守得以进行到底了吗?无论是师兄,还是方正教授,最终都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卷入滚滚红尘之中.这归根到底源于作者心中对知识分子认识上的犹疑.而在作品定位上,也对以作品和人物的思想内涵打动读者、赢得市场缺乏自信,从而不得不采取了当下通俗畅销书所惯常使用的手段.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虽然不坚定,但毕竟这种超拔的力量还是以微弱的状态存在着,《桃花》中的知识分子尽管也逃离、也堕落,但毕竟还力图坚守过.
文学要具备一种提升人、鼓舞人的超拔的力量,而不能沦落到对生活原生态的复制.放眼近年来的文学创作,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虽日渐其多,但“思想取向偏执与艺术开掘不深的问题”（张克明语）,却又绝非个别现象.除了《桃李》、《桃花》,近年来影响较大的还有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感谢小姐》《教授不教书》、阎真的《沧浪之水》、刘兆林的《不悔录》、格非的《的旗帜》、南翔的《博士点》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揭露内幕、暴露丑行已经成为作品构成的主要方式,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官场到学术殿堂,从官员知识分子到学者、专家、教授,铁鞭之下,无一幸免.这其中,许多作品往往并不将笔墨集中在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人性裂变上.很多作家或津津乐道于知识分子骇人听闻的变节丑行,或愤世嫉俗地指责体制、环境的罪恶,普遍缺乏引人思索的思想深度,更缺乏“高于生活”的亮丽之色.
在知识分子品格重建的过程中,作为文学存在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也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当下的知识分子题材创作还止步于审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变节之丑,不免会给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觉.因此,无论是从现实主义出发,还是从理想主义出发,对知识分子的书写都需要更为理性的姿态,需要超拔人心的力量的出现.这也许是今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以至于整个当代文学需要思考的问题.
原载《文艺报》2007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