祆教在中亚中国的传播和

更新时间:2024-02-2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3015 浏览:106506

摘 要:祆教产生于古代波斯,作为一个曾经流行于世界的宗教,它的发生演变和发展不仅仅在波斯境内,甚至在中亚地区和中国的西部地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回顾了近年来有关祆教研究的成果,把祆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及其发展过程予以分析.

关 键 词 :祆教;粟特;中亚;传播

中图分类号:B9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2-0000-02

祆教产生于古代波斯,在我国史籍中被称为“祆教”、“拜火教”、“火祆教”、“波斯教”等等,其创立者为琐罗亚斯德,他是一位宗教改革者,他对古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进行改革,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即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可以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在传统体制下化的国家宗教之外创立的一种新的宗教”①.圣火崇拜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有关对火的崇拜,并不是祆教专有,“世界各个民族在其蒙昧的时代,都或多或少的表现出对火的崇拜”②.祆教的兴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前550-前330年),祆教作为国教在波斯帝国境内流行.亚历山大政府波斯之后,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前330-前141年),帝国进入希腊化时期,该教受到打击,经典被焚毁,祆教逐渐衰退并湮没.在帕提亚王朝(公元前141-公元224年),祆教又获得新生.直到萨珊波斯王朝(公元224年-651年),为了消除希腊化的影响,该教重新被奉为国教.

一、祆教研究的国内外概况

对于祆教的研究开始已经持续了将近五个世纪,国内外学者的论著也是层出不穷.在祆教研究当中,西方学者注重祆教整体发展的历史,也非常注重祆教与伊朗文化圈以外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和各大宗教的比较研究,有关祆教的通史性研究,国内著述并不多,国外一些学者,如伊朗学家玛丽博伊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史》六卷本是一部祆教通史的鸿篇巨制,但是对于祆教与中国文明的互动关系的著述却是寥寥无几的,所以中国学者较注重弥补这一研究的领域的真空状态.例如龚方震、晏可佳著《祆教史》,是一部祆教研究的通史,它专门把祆教在中国传播状况补充进来.

早在20年代,陈垣先生著《火祆教入中国考》,一方面对祆教的名称进行了考证,而且把火祆教在南北朝隋唐之际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以及在宋代的遗存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这是近代以来研究中国火祆教最具有权威性的著述,也是开启之作,后人有关祆教的研究几乎也是在此论述的基础进行的.祆教在中国遗痕的考证也是层出不穷的,代表有蔡鸿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论突厥事火》《隋书康国传探微》《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 《唐代“黄坑”辨》《唐代九姓胡崇“七”礼俗及其源流考辨》等著作,其弟子林悟殊的《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汇集了师徒两代对于祆教考据的成果.

对于火祆教的考据成果专著并不多,往往都是一些学者的笔译、札记或者是见于一些姓氏源流的考据、宗教文化研究、西域诸国变迁的研究著述当中有所涉及.譬如林梅村先生的著述《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等都有对于火祆教流传于中国的等种种遗迹的论述.此外,荣新江先生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粟特系祆教的流传及其在艺术上的影响》《隋及唐初并州的萨宝府与粟特聚落》等论著中,都涉及到的祆教问题,而主要是以研究粟特民族的迁徙以及他们的文明状况为依托的,因为粟特人主要信仰是祆教,而来华的粟特人绝大多数也是祆教徒,所以对于粟特人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到祆教的发生和传播.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羽田亨《中世纪中亚地方的诸宗教及其典籍》这些日本学者有关西域民族研究的著作中,对于祆教在中国的流传状况也有涉及,

与之相比, 有关祆教艺术史的研究成果却是另一番繁荣的景象,姜伯勤先生为此方向的集大成者,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唐安菩墓(所出)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等成果对于祆教艺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证,也得益于丰富的研究史料,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有关祆教艺术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对于祆教在西域的传播研究多建立在前人的著述基础之上,几乎大同小异,高永久先生在其《西域祆教考述中》,分析了祆教在中亚地区(巴克特拉、花剌子模和粟特)的传播状况.同时分析了分别在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帕提亚帝国和萨珊波斯不同时期在中亚地区传播状况以及不同的民族(如塞族)中的传播,最后才论述了一些在新疆地区的传衍状况,主要引用了一些考古资料和如《魏书》《北史》《隋书》《旧五代史》《旧唐书》等文献中有关祆教的资料.其核心还是考证祆教“存在”过于在新疆的遗痕.周菁葆的《西域祆教文明》,主要以“文明”为核心,描述其传入后的教义、礼仪以及幻术天文术等文化特点.

二、祆教在中亚的传播和发展

祆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与祆教传入中国并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将祆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主要可以分成两个明显的阶段.一是从大流士一世统治起(大约公元前六世纪),一直到萨珊波斯王朝建立(大约为公元224年).第二阶段从从萨珊波斯王朝兴起到8世纪初期,此时阿拉伯人的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在马维兰那赫尔传播伊斯兰教,祆教趋于湮灭.有关祆教何时在中亚地区消失,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刘义棠先生认为公元643年祆教就消亡了,但是高永久教授认为“从公元643年到705年间,甚至更晚一些时期,祆教在马维兰那赫尔仍有影响等705年以后,中亚尽管有祆教的存在,但是影响已经十分微弱了”③所以他以为下限应该为705年 .


祆教在中亚传播的三大中心分别为巴克特里亚、花剌子模和粟特.巴克特里亚也是琐罗亚斯德的殉教之地,也被称为“城市之母”,这三个地区是祆教最初传播的地区,根据布格加富罗夫的研究,在《阿维斯塔》中,巴克特里亚被称为巴赫季,花剌子模被称为坎格哈,粟特被称为苏格达,以此说明三大地区与祆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巴克特里亚(大夏)及索格底亚那(粟特)曾是伊兰人之根据地,古代伊兰人生命的脉搏特别明显的跳动在大夏,这一点也与所有的传说相一致.作为伊兰精神文化的琐罗亚斯德教,实际上首先是在大夏传播的.”④除了公元前四世纪的阿黑门尼德王朝之外,也兴盛于帕提亚王朝,也就是安息帝国(公元前224年到公元247年),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安息帝国联系了东西两大帝国,是文化、语言、宗教交错复杂的地区,虽然处于希腊化的影响之下,帕提亚帝国却极力摆脱希腊化的影响,甚至要抛弃以前宗教信仰而改信祆教,所以祆教在希腊化之后得以重生.此外,祆教在一些其他民族中得以传播,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塞族部落,通过对于出土文物和墓葬等考证,已得到多方证实. 在萨珊波斯王朝时期,是祆教发展最为迅速和传播范围最广的时期,这一时期流行的.阿达尔西一世两句名言即是“御座是祭坛的支柱,而祭坛又是御座的支柱”.此时期,汉文史料中有大量记载祆教在中亚传播的事例,其中对于康国,也就是粟特的记述是最为丰富的:

《魏书》卷102

康国者等有胡律,署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

康国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屠法,祀祆神

《通典》 卷193

康国俗事天神,崇敬甚重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撒马尔罕“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

《杜环经行记》

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等有神祠名祆,诣国事者,本出于此

由此可见,祆教史粟特地区占主要地位的宗教.

三、祆教在我国的传入和发展

粟特和犹太民族是中世纪世界上两个著名的商业民族,商业不同于农业,农业可以天然的将人固定的在土地上,是一个民族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能够保持地域上的稳定性,从而维持其民族的凝聚力,与之相反,商业给予人更多的自由性,从而摆脱了地域的束缚,所以从商的民族更需要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来维护其民族的凝聚力,所以不管是犹太民族还是粟特民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宗教来维系其民族的凝聚力.犹太民族选择了犹太教,而粟特民族则选择了马兹达教,即祆教来维持他们的商队和部落的团结.粟特是著名的商业民族,他们长期垄断着丝路贸易,粟特语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汉文史籍以及吐鲁番文书中所提到的“行客”、“兴胡”以及曹、石、米、安、何、康等姓氏,都是西域的粟特人,所以粟特民族也是祆教传入中国的载体.

祆教由中亚地区传入内地,敦煌以东的肃州、甘州、凉州、金城到长安,都有祆教徒及火祆祠.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是祆教传播的主要中心.

“《魏书》卷101

(高昌)俗事天神,坚信佛法

《北史》卷97同上

《隋书高昌传》

(高昌)俗事天神”⑤

外国旅行家易德里斯也在其游记中提到了信仰祆教的大城 Tanbie ,被认为是高昌,“此城甚大,有高大城墙围住,有十二扇铁制大门.位于东流河河岸,为当地可汗使用.其地居民信奉拜火教义.”⑥

除高昌以外,祆教也流行于于阗、焉耆、疏勒和龟兹、

《旧唐书》卷198

(于阗国)好事火祆神

《旧五代史外国列传》

于阗,其俗好使祆神

《魏书》卷102,《周书》卷50

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

《旧唐书》

疏勒国“俗事天祆神”

祆教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只是一个处于争议中的问题,,陈垣先生曾根据《魏书》中所述“波斯以神龟中通魏”,《梁书》“滑国以天监十五年通梁”,因为神龟与天监同时而滑国为波斯旁国,所以“火祆之入中国,当在此时,盖在西历五百十六至十九年之间也.”⑦但后来的学者根据考古发现,确切的时间应该提前,大致为公元四世纪末页左右或者更早一些.

如今,祆教的痕迹只是部分保留与哈萨克族、柯尔克孜和蒙古族的遗风当中,与之相比,在伊斯兰教横扫中亚之后,印度却保留了一个十万人的帕西人群体,也就是,当代的祆教徒.他们是在1300年时,由于伊斯兰教的入侵,而流转到印度的,他们定居于西海岸,保留自己的宗教习惯,遵从自己的习俗,坚持内部通婚,很少与外部联系交流,由于他们依旧善于经商,很多已经成为印度商界的领袖,但是即使他们与伊朗的联系很少,但是他们仍旧是祆教的活化石.为什么祆教徒没有在中国保留这样一个群体呢?我觉得有以下原因:火祆教并不是一个热心扩张的宗教,相比于同时期的摩尼教,摩尼教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宗教世界观,就派教士在全国传教.“既然我们认为火祆教缺乏那种主动自觉地向外扩张的精神,自然也就难以想象它的教会会著意派遣僧侣长途跋涉到中国传教.他在国外传播,不过是以一种自发的方式进行.早期,到中国的教徒不过是一些普通的信徒,他们到中国的目的是经商而不是传教.”⑧再者,印度居民和伊朗居民同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有血缘关系,有相似的语言,也曾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初期祆教的研究也是通过早期的印度吠陀文献来进行的.而且《阿维斯陀》和吠陀文献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说,相似的文化环境有助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可,所以当祆教徒迁徙至印度时,很容易为当地的文化所接纳和包容.但是祆教在中国的传播地区仅限于在西域的少数民族中,中原文化和中亚文化具有异质性,而在汉人聚居的地方,中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所以祆教很难在汉族中产生影响,在某一时期,汉族统治者可能为了统治的需要,对于该宗教采取宽容和怀柔的政策,或者因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为祆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是,在某一时期,一旦统治者的政策发生变化,祆教便难以立足了,譬如唐武宗,在灭佛的同时,祆教等外来宗教也遭遇禁令.之后祆教在中国的影响就已微乎其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