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儒家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南诏作为西南少数民族政权,明确标举“德化”治世,强调“为君正已”,积极推行道德教化,以道德判断为处理周边关系的准则,发扬批判反省的精神,坚持开放包容的方略.南诏“德化”治世弘扬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促进了南诏政权的稳固和文化的进步,对儒家文化在云南的播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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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乃华夏文化的核心,其独特的道德观念,对中华各民族有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南诏作为与唐王朝几乎相始终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将儒家的德政理念确立为治国思想的核心,提出“德化”治世,倡导为君正己,以儒家的道德作为个体修养与完善的指标,推行道德教化.南诏的“德化”治世是白族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边地阐释,为传统儒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对白族及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进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为君正己,推行道德教化
培养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君子人格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内容.南诏时期,伴随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日趋深入,儒家对人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南诏君王.南诏开国之君阁罗凤谨遵儒家“正己”的修养要求,身先垂范,将儒家道德修养视作为君的重要条件.《南诏德化碑》载：
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始乎王之在储府,道隆三善,位即重离.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
这段话描述阁罗凤自幼“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钻研圣贤经典,学习儒家的治人之道.言其“道隆三善”,表明阁罗凤深谙“亲亲”、“尊尊”、“长长”的儒家之道.又言其“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对照历史可见,阁罗凤的立身行事均体现了内在的儒家道德修养.身为臣属,他曾多次奉唐朝之命成功平定边乱,正是“解君父之忧,静边隅之鋟”.在阁罗凤为南诏王期间,南诏“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按月向朝廷进献珍奇,对唐朝皇帝感恩戴德.天宝战争中,南诏被迫与唐朝交战.阁罗凤曾多次向唐朝上书言明南诏冤屈,希望唐朝停止战争,并坦言“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今节度背好贪功,欲致无上无君之讨.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史祝尽词,东北稽首.”甚至在开战前,阁罗凤仍不忘君臣之礼,率领文武官员,郑重地向唐都长安的方向稽首行拜.
南诏立国后,阁罗凤进一步通过教化途径将儒家道德修养从个体层面向社会推广,扩大了儒家道德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一是专门设立“崇文馆”教育子弟学习儒家经典,促进贵族子弟的道德人格培养.据元代《故杨公孝先墓志铭》载杨孝先的祖先杨蛮佑“累迁崇文馆大学士,兼太傅、清平官.”由杨蛮佑曾任“崇文馆大学士”可知,阁罗凤时期专设“崇文馆”的机构.“崇文馆”据《新唐书·选举制》载：
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
在唐朝,崇文馆即皇室和皇后、皇太后的近亲、宰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员的儿子入学之地.“崇文馆也属大学性质、应进士、明经等科试.”由此推知,南诏仿唐制,“崇文馆”极可能是南诏专门为皇亲国戚以及官僚上层子弟接受儒家文化思想的教育机构.二是阁罗凤重用汉儒充当贵族子弟的老师,传授儒家道德礼仪文化.《旧唐书》载：“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县令,嶲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日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郑回本为唐朝官员,阁罗凤攻陷嶲州时将其俘虏.阁罗凤不但没有杀郑回反而委以清平官的要职,并赐蛮利之名,特派其担任儿子凤迦异的老师,后来又担任寻梦凑的老师.史载“唐代宗广德元年,主思武既盛,所乏者文.于是命郑回训教僰子弟汉儒书籍.事体礼貌风俗,较昔尤盛”.可见,郑回教育白族子弟学习儒家典籍,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南诏的传播.
在儒家看来,国君能否实现道德修养的高尚境界,是其为政治国、安人安百姓的资本.孔子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言：“子欲善,而民善矣.”⑧强调国君为政之道,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里则点明了国君道德修养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进一步明言国君身正是垂范天下的道德榜样.《大学》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先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说明个体通过内圣的修身,即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途径达到外王的效果,从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也说明了为君者的德行修养直接关系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太平.联系阁罗凤“为君正己”的道德自律精神可见,对其个人来说,这是由内而外的理性制约,是这位白族君王期望成为儒家圣贤出于内心自觉而追求的修养宗旨,体现了阁罗凤对传统儒家理念的深透理解.而阁罗凤“为君正己”的道德实践,则是体现了阁罗凤以政权统治者的高度洞悉君王个人的道德修养对维系政权的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将“为君正己”作为儒学道德修养在上层社会及民间传播的重要支撑点,发挥教育制度的保障作用,积极向上层社会和普通民众推行儒家道德教化,使儒家道德精神在社会中拥有了权威地位,并促成了南诏社会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在个体修养层面上达成共识,对南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以道德判断为处理周边关系的准则
重视道德而轻视功利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为南诏统治者吸纳并成为南诏处理周边关系的原则.具体而言,秉持儒家的忠恕之道,发扬批判反省的精神成为南诏和谐周边关系的重要方策.
南诏立国后,在与唐朝的邦交关系中,儒家忠恕之道是南诏一以贯之的准则.“忠君”是南诏“忠恕之道”的第一重内涵. 天宝战争以前,南诏尊唐朝为“君”,视己为“臣”,以“忠君”为立身行事的出发点.如《南诏德化碑》载：“洎先诏与御史严正诲谋静边寇,先王统军打石桥城,差诏与御史严正诲攻石和子.父子分师,两殄凶丑,加左领军卫大将军.无何,又与中使王承训同破剑川,忠绩载扬,赏延于嗣,迁左金吾卫大将军.”从这段碑文可知,在阁罗凤的父亲皮逻阁与唐朝御史严正诲联合扫平边寇的行动中,阁罗凤曾受命与严正诲一起攻打石和子并得胜归来.不久,阁罗凤又与中使王承训共破剑川.作为南诏王储,阁罗风不遗余力为“君国”唐朝扫平边乱,解除忧患,体现了臣属对君上尽忠职守.再如,南诏亦多次接受唐朝的敕封,表明对唐诏君臣关系的极度尊崇.《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载：“子皮逻阁立.二十六年诏授特进封越国公,赐名日归义.其后破洱河蛮,以功策授云南王.”呵见,皮逻阁曾多次受唐朝奉敕.阁罗凤亦被唐朝封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兼阳瓜州刺史”,后“持节册袭云南王”.阁罗凤的长男凤伽异十岁入朝觐见唐明皇,并“授鸿胪少卿,因册袭次,又加授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这也印证了《南诏德化碑》所言的“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一语.皮逻阁去世时,《南诏德化碑》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表.”这里,“皇上”即为南诏对唐明皇的敬称,南诏则自属为“臣”,甘居下位.复如,南诏王子人质唐朝成为了传统.自南诏一世王细奴罗派其子罗盛入质唐朝后,盛罗皮、阁罗凤及其子凤伽异均入质唐朝,亦表明南诏对唐王朝的忠诚与臣属关系.
作为忠君思想的首要宗旨乃君尊臣卑,而这个观念可谓自古有之.管子曾言：“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又言：“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均说明了君尊臣卑的相对关系.墨子则对如何忠君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墨子》言：“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有语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可谓忠臣呼?’子墨子曰：‘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景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已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臣也.”这里,墨子认为忠君不是臣子对君王的绝对服从,一方面臣子固然要不失谏过匡正的本色,但另一方面更应该站在善恶分明的立场上扬善隐恶.关照南诏与唐朝的邦交关系可知,天宝战争是导致南诏对忠君思想的体认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天宝战争前,南诏尊崇唐朝作为君国权利的合法性,谨遵君尊臣卑的观念立身行事.天宝战争爆发,唐朝力图灭南诏.为了避免战争,南诏先是再三上书唐朝,对战争的利弊分析并陈诉冤屈.《南诏德化碑》载：“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敝我,六也.”@从这段话中可见,南诏据实向唐朝上书言明了唐朝、吐蕃与南诏之间的微妙关系,剖白了南诏蒙受的六方面冤屈,希望唐朝审时度势,收兵停战.可以看出,南诏直接对“君国”唐朝的诸种不当进行谏过匡邪,标识了南诏的身份从战前“愚忠——绝对服从”的忠臣转变成为“谏诤而不任怨——谏过匡邪而扬善不隐恶”的良臣.并言“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将谏诤之言无法直达天听归因于唐将的欺瞒,为维持唐明皇的美善形象保留了最后的底线.
天宝战争结束后,南诏以宽恕之心收埋唐军阵亡将士尸骸并定期祭奠,集中体现了南诏秉持“忠恕”之道的第二重内涵.唐朝在天宝战争中死伤士卒共计十八万,李宓父子战败,自沉西洱河而亡.李白《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言：“至今西二河,血流拥僵尸.”白居易《蛮子朝》言：“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役阵全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南诏德化碑》言：“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面对无辜阵亡的唐军将士,南诏抛弃与唐朝的敌对观念,专门修筑“万人冢”,并行追悼祭祀之礼.在儒家看来,“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事鬼也.”《南诏德化碑》言：“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旧恩.”南诏祭祀唐军阵亡将士之礼寄托了崇高人道之情,已经非孟子的“恻隐之心”所能涵盖,而是打破了敌我的界限,体现了以人类命运为出发点,同情身遭不幸的大爱精神,这种跨越民族界限对生命的尊重感尤为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南诏在处理与唐朝的对外关系中遵循了忠恕之道这一儒家的根本原则.《论语·里仁》载“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知孔子将忠恕之道视为立身行事的重要准则.《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则明言忠恕之道就是要推己及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云：“忠者,内尽于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义于人.”又云：“身行忠恕,则去道不远也.”应将个体的内省与处理人际关系相结合,强调个体应将个人的主观意愿与他人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可以看出,儒家忠恕之道的中心指向便是强调个体在应对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时,要从自我出发,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与此同时,则要充分重视他人的感受,通过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实现与他人之和谐.可以看出,南诏对儒家忠恕之道的运用不再囿于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层面,而是将忠恕之道的传统理论与国政理念“德化”治世相结合,形成了民族化的诠释.
同时,南诏在处理周边关系中积极发扬批判反省的精神,为“德化”治世注入了儒学批判性的内蕴.
南诏立国后,围绕天宝战争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方面,南诏对天宝战争的性质进行了辩证的认识.如前所论,天宝战争前南诏一直认同与唐朝的尊卑关系,并践行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⑦的宗旨.天宝战争爆发,在南诏看来,如《南诏德化碑》所言乃因“汉不务德”、“汉德方衰”.这里以“汉”代唐,指出了唐朝在双方关系中不顾君臣之礼,违背了道德之义,就是“不务德”、“德衰”的表现.因而以此为由发动战争也就意味着失去了道德正义的支持.对于南诏能够取胜的原因,《南诏德化碑》言是因“退不负德”、“树德务滋长”.可以看出,南诏对天宝战争的认识已经不再囿于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的强弱,而是上升到了道德层面进行总结.儒家认为“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说明当“忠君”与“道”形成矛盾时,应该“从道不从君”.这也成为千百年来儒家的士子立身行事的原则.《论语》云：“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子可谓躬行实践此理的第一人.孟子则明确主张“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强调了君主要服从道统的重要性.历代儒家的士大夫亦是以此为安身立命的最高精神支持和道德力量的源泉,屡屡挑战皇权,表现出士子的精神和气节.因此,天宝战争南诏虽是被迫应战,但体现的是为捍卫道统而战的精神,因此民心所向,最终能以弱小的实力战败强大的唐朝.另一方面,南诏对天宝战争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天宝战争结束后,南诏实现了政权的独立. 南诏进一步结合立国的政治事实,郑重地向唐朝表达了修好的愿望,倡导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希望双方共建和平,这也为后来唐朝与南诏重归于好埋下了重要的伏笔.793年,南诏王异牟寻派遣三个使团前往长安.一年后,唐朝与南诏正式恢复邦交,“南诏蒙异牟寻请归盛唐,愿充内属,盟立誓言,永为西南藩屏.”804年,德宗热情接见了异牟寻的儿子寻阁劝率领的南诏使团.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均标志了南诏与唐朝恢复了友好关系.西南新联盟的建立也成为唐朝与云南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通过南诏与唐朝的外交关系的演进历程可见,南诏“德化”治世思想是建立在积极反省历史,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既包含了个体的道德反省及和谐人际关系的道德批判精神与国家的政治密切结合,又强调了适时而变的实用精神.
坚持开放包容的方略
纵观儒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经过了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等历史阶段,发生了从原始儒家到现代儒家、新儒家的变化.尽管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儒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开放包容作为儒学的内在特点却是贯穿始终,这也正是儒学保持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南诏“德化”治世吸纳了儒学开放包容的品质,对外来文化以无所畏惧的开放态度引进和吸收,并结合自身民族和地域的特点进行创造和革新,不断丰富自身的文化品质.
南诏对中原先进的汉文化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其政治制度和礼乐风化极力规模唐朝.”④包括经济、政治格局、军事制度、语言等多个方面均竭力学习唐朝.南诏时期普遍使用与推广中原农业先进的二牛三夫的耕作方式.《蛮书》载：“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馀,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清平官六人,每日南诏参议境内大事.其中推量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王判押处置.有副两员同勾当,等又外算官两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六曹公事文书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碟行下,亦无商量裁制.”从这段记载可知,南诏政权中以南诏王为最高权威,其下设相当于唐朝宰相一职的清平官六人,又设大将军若干,可谓文武兼备.南诏采用府兵制,“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各据邑居远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南诏大力推广汉字、汉语.《蛮书》载：“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大事多不与面言,必使人往来达其词意,以此取定,谓之行诺.”
南诏在发展过程中积极融合佛、道文化.南诏时期佛教信仰一度掀起.《滇史》载：“白人俗事佛而尚释,等故大理佛教最盛,而苍洱之间仙释遗迹甚多.”“南诏时期佛教在云南的影响已经不可等闲视之.”此外,道教信仰也与佛教信仰并行不悖,为南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增添光彩.在南诏时期道教不仅传入云南,而且颇有影响.大理国建立后,沿袭南诏政策,道教在国中也具备较高的地位.
综上所论,南诏“德化”治世的理念,是其作为地处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将儒家文化加以贯彻实施的实践.一方面,南诏“德化”治世从多维立体角度发挥了儒家道德文化的积极作用.“德化”治世中所包含的以组织社会的思想,为南诏上层政治的运作与基层社会的治理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道德准则,进而为其实现与唐朝几乎相始终的统治时间提供了可靠的道德保障和行之有效的社会新秩序.另一方面,南诏“德化”治世对儒学的边地阐释又是在其政权演变发展的动态过程中逐步实现和完善.儒家道德精神成为南诏政权不断获取道德实践的原则和方式的资源,为云南少数民族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规范.儒家礼乐揖让的道德精神涵养了云南少数民族的人文修养,有力地推动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明与开化.儒家文化由此也发展成为充满凝聚力的核心文化,也为云南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朱安女,大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