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尼斯传播中的制度主义方法

【摘 要】作为一个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媒介研究的先驱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应视为他经济研究的一个延续,他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以技术为线索、对社会演化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路子,英尼斯从来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把社会的演进视作多因素复合而成的制度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媒介的重大作用,认为信息、知识、思想的传播对社会组织关系、制度习惯、文化变迁的影响更甚于经济.他传播研究中的制度主义方法论可概括为:文化和整体观,演化的观念,集体主义视角,以及对权力、所有权的关注.

【关 键 词 】英尼斯,制度主义,制度,演化,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英尼斯被称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学者”和“加拿大经济史之父”.他还是经济史协会第二任主席(1942-1944)、美国经济学协会第54任主席(1952).在英尼斯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克莱顿看来,他的学术生涯可以以10年为一阶段进行划分.1919年,当英尼斯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炉时,巴黎和约签定实施,1920年,他通过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研究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来到多伦多大学任教,20年代,英尼斯以一个独立学者的姿态开始了加拿大经济史研究之旅的第一站――皮货研究,1930年,《加拿大皮毛贸易》正式出版,此前一年,全球股市狂泻引发经济大萧条,30年代伊始,鳕鱼业成为英尼斯的第二个研究主题,他在加拿大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地位日益确立,与此相伴,30年代那段萧条和苦涩的时期让他开始投身加拿大的公共事务,当1939年“二战”爆发之际,英尼斯正全力对《鳕鱼业:国际经济史》进行最后的修订,次年,该书问世.从1940年开始,英尼斯的生命步入了最后12年,这一阶段的开始在硝烟弥漫的“二战”,结束于铁幕森然的冷战,英尼斯将学术目光投向更广泛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政治和文明危机――一种从传播角度剖析人类文明史的路径悄然展开.(Donald Creighton,1957:p96)

如前所述,每十年,英尼斯的学术兴趣和研究主题都出现转变,《加拿大皮毛贸易》着眼的是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研究北大西洋沿岸的国际经济竞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涉足更广大的领域,通过传播更替的历史来探究不同社会文明形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似乎越来越远离加拿大,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逼近了现代西方社会问题的核心.

英尼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以技术为线索、对社会演化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路子,作为一个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英尼斯从来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把社会的演进视作多因素复合而成的制度的演进,他的抱负就是如同自己的楷模――经济学家凡勃伦那样真实而系统地描述不断演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媒介的重大作用,认为信息、知识、思想的传播对社会组织关系、制度习惯、文化变迁的影响更甚于经济.与其说英尼斯从经济研究转向了传播研究,不如说传播研究是他经济研究的一个延续,延续着对制度演进和社会价值的探索,延续着对权力关系、技术文化的历史分析,也延续着对垄断、集中化控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

从英尼斯逝世前所撰写的回忆录来看,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所受到的学术影响和思想冲击主要来自于经济系学者的言传身教和研究著作,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学界盛极一时的大师、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索尔斯坦•,凡勃伦.当英尼斯1918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时,凡勃伦虽然已经离开,经济系仍旧浸染在他的影响力之下.因此,英尼斯一边遥想缅怀当年凡勃伦曾开设的“社会理论史”、“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文明中的经济因素”等课程,一边通过全面地阅读凡勃伦的著作吸取他的思想精髓.1929年,英尼斯在《西南政治与社会科学季刊》上撰《凡勃伦的著作》(《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一文捍卫凡勃伦的价值,甚至盛赞凡勃伦为“工业革命之后的亚当•,斯密”(Harold Innis,1956:p23).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学最主流的理论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反正统经济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当其他经济学家在塔内研究真空条件检测设下的人类行为时,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凡勃伦颠覆了之前正统经济学仅仅着眼于微观人和企业的理论范式,引入人类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拓展经济学.正如英尼斯1929年对他的高度评价,“如果现代经济学者是分类学家,那么凡勃伦则力图进行经济学的胚胎学、形态学、生理学、生态学和病源学的研究.”(Harold Innis,1956:p24).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在如下方面受到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决定性影响.

一、文化和整体观

以19世纪70年代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但到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它的两个基本检测设: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检测设,二是完美的市场检测设.在这样的检测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科学,这种以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为核心的思想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对现状的解释力也日益丧失.以凡勃伦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之进行批判,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制度主义理论,这一事件在经济思想史上称为“制度主义运动”.凡勃伦综合了德国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学研究对象转向制度,开创了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在正统经济学内部,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作用普遍被远远地推入背景之中以致完全得不到考察,从此也就有了作为颗粒脱离社会的单一经济人概念.然而,如果承认‘文化适应规定个人的约束和偏好’,那么经济学家就回避不了有关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跟理性、评判过程的运作相关联等严肃问题.”(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63).基于这一弊端,凡勃伦提出,社会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展开,经济学应该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其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活动借以开展的制度及其变迁,因此,制度经济学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着重考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规则、惯例、习俗等各种制度安排,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对策.

英尼斯给予凡勃伦“工业革命之后的亚当•,斯密”的崇高赞誉,说明他同时从凡勃伦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了社会整体论的研究理念.其实,斯密创立的经济学最开始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国富论》中斯密注重制度和人的作用,运用系统的方法,来剖析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系统总体的发展,第一次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然而经济学在马歇尔那里引入脱胎于牛顿力学的“均衡”概念后,越来越数学化和抽象化,越来越脱离现实,这恰恰是英尼斯在其研究中所反对的,他认为应当复兴斯密和凡勃伦所开创的分析复杂系统关系的路数.在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体现的这种整体的、联系的视野,他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的伟大概念,“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加尔布雷斯,1999:p63)技术通过与法律、政治、经济、宗教、结构、思维等各个系统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社会内部循环交流,各种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是在众多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中产生的副产品,整个文化的前进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因此,英尼斯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社会与技术.

社会整体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凡勃伦强调要对社会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作分析,这一解答具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学具理论色彩.他把制度归结为人们主观心理的基础上累积的思想和习惯,制度本身“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等是人所共有的现存的思维习惯”.(凡勃伦,2004:p149)如果记起凡勃伦曾经在霍普金斯大学与杜威一起追随皮尔斯攻读哲学,对他的这种实用主义心理学倾向将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同样说明了为何英尼斯在传播研究中想要考察“传播媒介的效用等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英尼斯,2003:p7),看它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结构和组织方式.在英尼斯看来,社会系统中的个人和行动者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自我动机共同支配,应当从人的主观动机以及所存在的环境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不同的传播模式和传播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同的环境内容,也决定了行动者与他人所形成的关系模式.时间和空间就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它们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能共存.正是复杂的传播过程和传播系统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观、信仰、态度和习俗、法律规章、官僚体制、政治政策、社会阶层等制度形式都是人类本能与外界环境、其他行动者的互相制约所形成的,是广泛存在的既定习惯和关系契约.因此传播就是社会内所有行动者的思想关系和组织活动,传播研究的内容则如英尼斯所说,“生活永不停息的外在形态展现出各种特性和偏向,从而为我们深入研究生活可能的方向及局限提供可能.个体的习惯与偏向在制度层面进一步累积并得到增强,这种习惯与偏向形成了社会科学学者研究的主要兴趣点.”(Donald Creighton,1957:p91)这使得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展现出浓厚的社会学风貌.

二、演化的观念

受达尔文进化论、历史学派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因而制度学派被某些人看作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凡勃伦认为,在人的本能所支配的社会行动中思想和习惯逐渐形成,因而制度也是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通过技术革新的成果克服过去环境下产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以延续和改善生命过程等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工业的和商业的两个职业各自构成的集团的对抗过程.但这种对抗不会表现为激烈的形式,因为思想和行为习惯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通过革命式的变革迅速转变.”(张林,2004:p3)制度的演进过程是人类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是人类应付外界环境的心理变化过程,制度又对人类进一步的行动产生约束力.所以经济研究应该抓住制度的演化这个核心主题,把演化看作是理解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

那么,是什么引起制度环境的变革呢凡勃伦认为,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技术发展将引发制度变迁.凡勃论体系的哲学来源十分复杂,但实用主义哲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在杜威手里定型的实用主义哲学明确地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将“制度特征”与“技术特征”视为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两个主要方面,前者关注如何保留历史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身份认同、文化仪式,而后者与技术、科学、工具相关,是改变世界的动因,并解构着制度特征的内容.制度特征的视角是向后看的,而技术特征则是向前看,正是二者的不断冲突形成了社会有机体的演变过程.深受这一项影响的凡勃伦提出,社会由两个体系构成,“一个是由金钱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仪式体系,一个是由工业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技术体系.”(张林,2004:p2)这两个体系长期持续的冲突、互动形成了制度的演变和社会的进化,而“制度调整的主力就是劳作本能表现得最明显、受现存制度的约束最大的那个从事工业的、工具性的职业的集团.”(张林,2004:p3)也就是技术集团.在他看来,“物质和技术环境塑造生活模式,后者又转而变成了常规.生活习惯同样包括某些成为常规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包括共同体的技术知识及普遍持有的价值和信念.”(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2)长期来看,技术的后果难以控制,也许会有违初衷,“这种后果可能牵涉到甚至是最根本的制度原则的改变.凡勃伦认为,这种根本性改变可能发生在新技术改变某个重要人群的基本生活模式、生活及思维习惯的地方.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失去作用并被其他更符合新的生活环境的方式所取代.”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7)总之,制度演化思想的要义在于外界环境(包括技术)的改变赋予人们心理、思维、习惯等改变的要求.

如同凡勃伦,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中也强调动态演化和技术的作用,提出了相似的演进结构.英尼斯“坚持认为制度的兴衰存在规律,他毕生致力于这种兴衰过程的探索与研究.” (Harold Innis,1956:p24)他对人类文明历史兴衰起伏规律的探索诉诸于考察由传播媒介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形态(制度)的整体性变革.英尼斯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传播与社会,认为传播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媒介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任何社会活动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传播技术的更新,人类的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其特征是稳定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一方面,技术起源于文化,羊皮纸、纸张、印刷术、广播等媒介本身是制度文明的产物,它们体现了某一制度类型下社会的关系原型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媒介对制度产生影响,它是理解某种文明如何演化的关键,同时,制度影响技术变化的发展方向,促进某些技术的发展,阻碍另一些技术的发展.二者之间构成了相抗衡的矛盾并彼此竞争和决定,社会文化过程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在平衡和失衡的交替中循环演进,历史也就是传播技术所引发的新制度对旧制度的修改和替代.

同样,英尼斯所谓“媒介的偏向”就是媒介同行动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类型及其演化.媒介带来了新的信息,改变了知识传播方式和过程,人们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一些与旧环境难以相容的思维习惯和组织行为被改造或淘汰,去酿造新的制度.传播决定了行动者的思想习惯和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总是不断变化,因此社会制度总是处于无止境的演进之中,它形成的终点也就是调整的起点,“媒介―行动者―社会制度”模式所组成的体系在英尼斯那里分为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类,一旦这个系统完全稳定下来,此时社会或者说文明就被锁定于某种偏向,英尼斯认为它达到了一个知识垄断的终点.

可见,在英尼斯那里,文化的变迁“来自于技术的变迁等技术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受到现存制度框架的影响,而制度框架是在思维的习惯方式及决策者的利益中表现出来的.技术通过改变物质条件,通过改变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模式和习惯而产生制度后果.”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47)占支配地位的媒介“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他把注意力指向等技术的偏向和扭曲力,借以显示如何去理解文化.”把“历史环境当作一个试验场,去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 (麦克卢汉,2003:p5)早期的学者认为英尼斯把媒介技术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引擎,强调技术的内部特性塑造了使用者的世界观,人的作用被搁置,于是给他戴上“技术决定论者”的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英尼斯思想的复杂性,也违背了他一再坚持的行动者的作用在文明和帝国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英尼斯的传播学不是单因单果式的,也不是以受限的人类命运为基础,他用演化的视角来看待技术与文化的历史变迁,文化的变化依赖于行动者与制度环境的交流互动,这种互动涵盖了媒介的技术特性、社会结构、地理分布、经济方式、思想生活等一切事物,并赋予了整个传播研究动态的历史发展观.

三、集体主义视角

凡勃伦和与他同时代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学者一样,并非采用微观的个体行为作为考察主体,他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他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根本不存在,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惟有“社会”才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选择来源于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学习和竞争过程等,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

因此,制度主义始终秉持着凸显社会因素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在周围的制度环境中处理人类行为的重要性,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认为“个人的‘气质状况是在给定的一组传统、惯例以及物质环境下累积而成的.’”在凡勃伦的著作中,集体单位中的各种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和权力组织成为技术演化和制度变迁的参与者和承受人.

英尼斯继承这一视角,我们在他的指引下看到各种帝国中政治、经济、宗教、知识的阶层和利益组织如何驰骋于历史的征战场角力争斗.在演化过程中,英尼斯突出了行动者对制度环境的主动适应和创造性,强调团体理性向社会整体理性转化以及在社会竞争、制度扩散中的作用.通过多个文明帝国的历史进程,英尼斯剖析,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制度的保守和它造成的知识垄断,总有相对抗的新的媒介出来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

四、对权力、所有权的关注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得出结论,人类社会中有闲阶级及有闲阶级制度的形成,与所有权私有制的产生相联系.制度主义的另一位大师康芒斯同样指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拥有、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力,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力相联系.因此,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制度主义者更多地偏向了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而不是市场,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是机会集合如何形成.

在英尼斯对媒介的历史分析中,权力阶级的涌现与知识的私有制同时发生.英尼斯并不是割裂的看待传播技术,而是把技术本身当作一个复合体,或者更明确地说,他眼中的技术是深度资本化的技术,新技术兴起的同时掌握此种新技术的组织权力增强、地位上升,旧的团体力量衰退,于是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形态必须做出变革,形成新的权力模式和制度体系.例如,在《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一文中,他分析了美联社凭借电报技术获得垄断地位,并如何与报业争斗、政党角逐相互咬合,向广播的转轨也不会例外,广播这个作为空间偏向的印刷业对立物而出现的媒介,原本是倚重连续性和时间,结果却“诉求于有组织的力量,将有组织力量作为确保连续性的工具.” (英尼斯,2003:p156)为欧美政治、商业权力所操纵,沦为舆论轰炸的机器.他看到政治力量对新闻、出版的操纵,而且,随着新的的可视性媒介――照相机、摄像机、相片、电影等等的诞生,这种操纵和破坏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摄像机诞生于一个崇拜视觉的印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很容易接受下列观念――新的视觉资源是真实性的客观替代.于是现代思想中所谓的“照相真实主义”(Judith Stamps ,1995:)信念随之形成――照相机和摄像机不会说谎.这种信念的严重后果从电影媒介的操纵性中可见一斑.英尼斯注意到,在“二战”中电影被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运用,被用来说服民众关于本国军队的节节胜利.概言之,着眼于权力,英尼斯在传播研究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张力:平衡与失衡,时间与空间,帝国与风俗(帝国可以没有边界,而风俗却是本地化的),集中化与非集中化,依附与自治,世俗与宗教等英尼斯通过寻求这些问题答案,建立起了现在称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传播研究.对于英尼斯来说,对媒介的兴趣更多的在于了解政治经济历史中的传播技术扮演了怎样的重要角色,他关心媒介生产背后的权力运动,以及特定媒介在管理社会劳动分工、权力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他借助媒介“引导我们去考虑结构成分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权力形态和程序.他的研究思路是,弄清每一种权力机构的形态对其他形态起了什么作用.” (麦克卢汉,2003:p6)在他的研究中,无处不体现着他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在权力与垄断问题上的警觉和深度.

学界一般认为,凡勃论“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很好的界定技术变化,技术变化所产生的生活模式的变化以及被凡勃伦看作结果的目标、意识形态及有效性标准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9)与其方法论上的累积因果分析一致的是,他常常宽泛的断言技术对制度的决定力,却对于“到底制度变迁如何改变个人的处境和目标,或者改变之后的个人理想实际上到底如何引发社会惯例和法则变迁的”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37),鲜有辨析,这当然和他将组织、团体作为分析主体直接相关.比凡勃伦成熟的是,英尼斯辨析了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形态整体模式上的调整甚至重组,然而,他依然没有解释技术变化和传播行为本身是如何发生和展开的,没有明晰的描绘观念如何在社会内部进行传播和共享,未能体察个体与社会如何通过媒介共生互动,无法对作为人类行为的传播活动过程作出更多的分析,他关注的是传播技术的偏向如何被塑造、利用以建立起相应的社会类型.

繁人都重评价道,“凡勃伦是世上少有的有所谓超前意识的人等因为他所思考和陈诉的观点往往都是被后来的成功人士所接受、认可,但却遭到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像个外星人一样孤单,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繁人都重,2004:p54)对照凡勃伦,英尼斯所开创的传播技术研究模式在当时无人理解并长期受到冷遇也就不足为奇――这对精神上的师徒堪称同病相怜.除了研究领域上的超前,二者另一个备受冷落的原因在于他们较早采取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式,而这种方法基本与数字和量化技术无关.熊彼特曾评价凡勃伦是社会学家,我们在英尼斯的研究中也看到浓郁的社会学风貌.但新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说:“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经济学家最怕变成社会学家.” (繁人都重,2004:)他这话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经济学依循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模式强大的辐射力.从20世纪30年始北美社会科学界普遍转向,努力成为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倡导引入历史学、人类学和其他定性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凡勃伦会在数理经济学家占优势的美国日益边缘化.英尼斯深深地为凡勃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遭到冷遇而鸣不平,他反对单纯和机械的量化研究和数学模型,批评实证主义者把研究工具当做研究内容,这种极度抽象的研究放弃在整个外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所进行的不过是检测“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强调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纠结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活动,面临重重危机,学术研究需要建立在这些现实之上,全面诊断西方社会的问题.

[2]Harold Innis.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A].In:Harold Innis.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23.

[3]Harold Innis.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A].In:Harold Innis.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24.

[4]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3.

[5]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

[6]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9.

[7]英尼斯.帝国与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8]Donald Creighton.Harold Adam Innis, Portrait of a Scholar[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7:91.

[9]张林.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文献综述[A].In: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

[10]张林.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文献综述[A].In: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2.

[11]张林.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文献综述[A].In: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

[12]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2.

[13]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7.

[14]Harold Innis.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A].In:Harold Innis.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24.

[15]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7.

[16]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A].见: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17]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6.

[18]Judith Stamps.Unthinking Mordernity,Harold Innis and Marshall Mcluhan in dialogue with Theodor Adorno and Walter Benjamin[M].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5:.

[19]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A].见: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

[20]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9.

[21]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7.

[22]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54.

[23]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