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战国诸子学派以不同的方式引征孔子,为其说理怎么写作,这是时代的选择,有极强的现实基础.在此过程中,孔子形象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处理：真实再现、色彩添加、彻底颠覆,造就了多样化的孔子形象.战国诸子的引征,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战国时期不同人心中的孔子形象,也进一步促成了孔子形象的提升与发展.
关 键 词 ： 诸子 引征 传播效应
战国时期,孔子屡次成为诸子作品中引征和改造的对象,他们借助孔子的影响提高论说的力度,同时也对孔子进行一番装扮,改头换面的孔子穿上不同学派的衣装,成为不同学派的代言人.在诸子对孔子的引征与改造过程中,孔子的形象也日益丰富,而且具备了多面性,为孔子地位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诸子引征
战国诸子中引征孔子的学派很多,涉及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兵家、乐家、形法家等等,孔子在这些学派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据笔者统计,《庄子》三十三篇中,有二十二篇都提及孔子；《韩非子》中对孔子的描述有四十五处之多；《墨子》一书中有六处提及孔子；《孟子》中提到孔子的地方达四十多章；《荀子》一书共三十二篇,而对孔子的引征多达十六篇；《吕氏春秋》中孔子被提及五十多次.从诸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战国时期诸子引征孔子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战国诸子大范围地引征孔子,并非好事者偶尔为之,而是在当时时代背景之下做出的必然选择.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在秩序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当时人对于秩序的理性依据及价值本源的追问常常追溯到历史,这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回首历史,向传统寻求意义的习惯.先王之道和前期之事是确认意义的一种标帜和依据”.战国时期形成了“借助名人说理”的风气,《庄子寓言》就敏锐把握到了这种时代动向：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庄子在说理过程中采取了借助寓言、重言来加强说理力度的方式,寓言是自己不说,而借助他人的话语来说出自己的道理,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为了避免“邀誉”的嫌疑,让自己的观点使人信服.重言也是借助他人的言语来增强说服力度,只不过重言所采用的他者是德高望重之人,借助其威望与威信,提升观点的被认可度.
战国诸子引征他人以加强说服力度的实践,集中表现于“三皇五帝”之说的形成.三皇五帝之名始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但是,正如清代学者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所说：“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等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于战国以后.《周官》后人所撰,是以从而述之.”“三皇五帝”并非中国固有的华夏之祖,而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人造神”.
“三皇五帝”之说之所以在战国时期出现,与战国诸子引征他人的说理方式有关.不同学派援引历史人物加强说理力度,在一个学派提出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之后,其他学派便会往前追溯,找到更有分量的历史人物,当历史追溯到不能追溯之时,有人便开始“查重”,虚构出一个更加古老的人类之祖,于是第一个“人造神”出现了.有了第一个,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于是“三皇五帝”便在诸子的论辩过程中应运而生了.
诸子引征孔子也是说理方式的体现,只不过孔子是实实在在的人,而非高高在上的神.孔子之所以能与诸多的神灵、祖先、帝王并列在一起成为诸子说理过程中不断引征的对象,就在于孔子身上有吸引诸子的东西,孔子有被引征的可能性与价值.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以自身的道德修养与从政功绩显示出了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与凝聚力,在春秋末期就已经极具盛名.鲁昭公时,孟僖子临死之前嘱托自己的儿子跟随孔子学习.孟僖子如此决定的原因在于：“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他认为孔子是圣人的后代,才德兼备,跟随孔子学习可以帮助其子学得为政之道,以稳定其地位.孔子游历诸侯国十四年也扩大了他的影响力,齐景公之时晏婴坚决不同意给予孔子封田,就是忌讳孔子以及孔子诸多才华横溢的学生.晏婴对孔子的忌讳恰恰说明了孔子的影响力之大.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先秦诸子纷纷引征孔子来为本学派立说,一方面借孔子的影响来扩大本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借批判孔子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二、引征方式
诸子引征孔子的不同理念、不同方式,在加强本身说服力度的同时,也造就了孔子形象的多面性,使得孔子形象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有了多副面孔.
(一)真实再现的孔子
现实世界中的孔子,出身贫贱,十有五而志于学,终有所成；周游列国,迫切希望恢复周礼来改变这“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无奈时运不济,抱负得不到施展,“累累若丧家之狗”.在多次碰壁、得不到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之后,孔子退守鲁国,通过提升道德境界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通过教育学生来延续自己的理想抱负.孔子生活中的这些环节,先秦诸子在引征时都有体现.
孔子才能卓著,又有一批跟随自己的贤能之士,这是一道吸引人的风景,但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他游历诸侯国十四年,始终没能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本身的学说不合时宜之外,诸侯国大臣对他的防范之心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墨子非儒下》不仅对孔子游历诸侯国的经历有记载,而且对孔子游历过程中的被猜忌、被防范皆做了说明：“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在这种叙述过程中,遭受打击而备感无奈的孔子形象便跃然纸上.
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受厄,这一经历在《吕氏春秋》中的《孝行览慎人》《审分览任数》《墨子非儒下》中都有记载.《慎人》记载了孔子在面对厄运之时,仍然弦歌不断,“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这种阔达胸怀,着实令人钦佩.《任数》同样是孔子陈蔡受厄之时发生的事情,但此篇中的孔子是有缺点的：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
意思是孔子一行连续七天没有沾米粒,颜回寻得米来为孔子煮饭,米饭快做好的时候,本来在睡觉的孔子突然醒来,看见颜回从煮饭的瓦器中抓取了一点来吃,孔子检测装没有看见,只是用话来点颜回：“今天我梦见了贤人,说我先吃干净的饭,然后再给他们吃.”颜回是何等聪明,马上明白了孔子的言外之意,赶紧将事情的经过一一道来,原来颜回在煮饭时有炭灰飘进了锅里,丢掉又不好,就只能抓来吃了.
根据《任数》的记载,孔子也是有缺陷的,他不是圣人,他也有自己不可逾越的缺陷与不足.但恰恰是这种不足才更加真实,才将处于厄运之时孔子的悲惨遭遇与心理情况真实地呈现出来.
在追求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仁义之道、修身原则是孔子经常提及和践行的原则,对于孔子这一带有学派性质的标签特征,战国诸子也是做了很大程度地引征,儒家后学著作《孟子》《荀子》自不必说,其他学派也多有提及,真实地展现了孔子日常生活中的行事风格.在《庄子天道》篇中,孔子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十二经以说.老聃与孔子的一段交流如下：
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
仁义道德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从中可看出孔子是作为儒家形象出现的,是庄子对孔子真实形象的再现.
(二)色彩添加的孔子
战国诸子引征孔子是有自己的期待视野的,只有与自己观念主张相关的部分才会被提出来,他们在真实再现孔子的同时,也会给孔子身上“涂抹”一点他们喜欢的色彩.在这一引征中,孔子形象有了一定的改造,但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儒者形象.
儒家在真实再现孔子基础之上对孔子做了一定的价值提升.《孟子》《荀子》两书中对于孔子的“累累若丧家之狗”的狼狈情态完全没有提及,所引征的多是孔子的至妙言论与尊礼行为,对于孔子,《孟子》《荀子》是“高山仰止” 的态度.《孟子公孙丑上》集合了子贡、宰我、有若对孔子的评价：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孔子嫡传弟子对孔子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认为孔子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人,其高远之德行是尧舜等圣帝都无法比及的.孔子弟子的言论,孟子悉数接纳,自己也明确提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推崇孔子之情无以言比.
其实,孔子自己都说过“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的学生认为孔子是“圣人”,但孔子自己则认为自己还不能算是圣人.
与孔子理念有不同的学派则会在孔子身上打上一些自己学派的影子.《庄子》引用或打造了一些孔子师徒或者孔子自己的言论,这些言论有儒家本身的理念,但这些理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孔子与老聃的对话,在《庄子》中多次出现,这其中有着不同的情状.《天运》记载了一则孔子向道家思想转变的故事,孔子认为自己久习诗书,却不见用于诸侯,便向老聃陈说“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的苦闷,老聃听后说了一番开解孔子的话语,孔子听后三个月没有出门,再次去见老聃之时,孔子说话已经带有老聃的口吻了.
经过先秦诸子不同程度的色彩添加,孔子形象已经开始变样,或者地位价值被提升,或者精神境界有了改变.在这样的引导之下,对于孔子的再造工程愈演愈烈.
(三)彻底颠覆的孔子
战国诸子对于孔子的改造,从最初的色彩添加慢慢地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百依百顺地由着诸子替他涂抹、装扮起来”,于是便出现了多个孔子,道家的孔子、法家的孔子等等.这时的孔子只是一个孔子的皮囊,说的是完全与他无关的话语.
道家学派引征的孔子完全是一派道家口吻,如果将孔子的名号换成其他人,一点都不会影响阅读效果,完全扫除了人们阅读时孔子儒家学派的前理解.道家学派在引征改造过程中,还在人物精神境界的层次方面做出某些调整,《大宗师》阐释了道家重要的“坐忘”术语,这一术语是通过孔子与颜回来进行阐释的：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最初孔子还是作为颜回的老师出现的,认为要提升精神,便要将儒家尊崇的仁义、礼乐忘掉,这不是儒家的孔子形象,而且后来在颜回提出他“坐忘”之后,显然孔子已经落了一个层面,师生关系颠倒了.这便是道家齐一万物理念的体现.
法家学派对孔子的改造也比较彻底,孔子在《韩非子》中也变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家人物.《内储说上七术》记载：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
商朝有法制规定处罚在大路上丢弃灰烬者,子贡认为这种刑罚过于严重,但孔子则认为这是懂得治理国家之道,是避免大争斗出现的有效途径,即“刑用于将过”.这时的孔子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人物,充分肯定法家的重刑主义,用严格的刑罚制度来规定人们的行为. 《韩非子》中收录的孔子用法家口吻说话的例子还有很多.之所以出现大量的改造,应当与韩非子的学术来源有关系.韩非子师从荀子,荀子的政治理念已经不是孔子时期的理念,而是经过了一番改造之后的儒家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为了控制人与生俱来的恶欲,他提倡隆礼重法,为了确保社会稳定,礼的遵循必须要诉诸于强制性执行,认为只有尊礼重法才能称王称霸,“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其实,孔子提倡的“礼”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一种等级规定,经过荀子的改造之后,“礼”与法家的“法”之间的距离便近了,因此孔子在《韩非子》中被很微妙地“换脸”了.
三、传播效应
战国诸子大量引征、改造孔子,借助孔子的影响提升本学派学说的说服力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其实,这一实践是一种互惠双赢的举动,孔子在被诸子引征、改造过程中也是受惠的一方.
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提及：“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么想,便怎么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顾颉刚的论说是从读者的心理期待及个性特色来说的,其实,读者的接受也是有着前理解的,前理解是在历史积淀的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中国各个时代人对孔子的不同认识是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柳诒征在其《中国文化史》中说过：“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之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
现今保存孔子材料比较多、比较集中的是《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但是《论语》多是语言的集结,有关这些言语的产生背景,单凭《论语》知之甚少,《孔子世家》弥补了这一缺陷,将孔子一生的主要事迹与言论勾连起来.司马迁所写的孔子传记是从春秋战国时代的材料而来的,这里面便有战国诸子的贡献,当然司马迁对此经过了一番甄别选择,并非全面接纳,基本上保存的是真实孔子的一面.
司马迁从史书的真实性入手,这种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却掩盖了战国时代诸多作品中多姿多彩的孔子形象,如果从文学的多样性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遗憾.战国诸子虽有虚构,虽有改造,但在欣赏别样的孔子时,也会平添一种阅读的喜悦.
战国诸子对孔子的征引与改造,不论是真实评价、色彩添加,还是彻底颠覆,都共同构建起了战国时期人们眼中的孔子形象,这种多样化的引征与改造对于孔子形象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提升了孔子的地位.
真实生活中的孔子“不是王,不是公,不是侯,也不是圣人”,而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三位合一的普通人,他既是一位汲汲于事功价值的士人,又是一位追求道德提升的长者,还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这便是春秋末期真实的孔子形象.后来由于政治的需要,孔子被改造成为无所不能之人,地位极度提升,“孔子死了,人不在了,但意识形态,一直靠他抓.历朝历代,替皇上把思想门,站言论岗,全靠他,等于宣传部长、教育部长和出版局长”.
如果要追溯源头的话,对于孔子的地位提升要回到春秋末战国时期.在孔子死后,孔子的弟子宰我、有若等人,借助自身的财力、游说能力以及在诸侯国中的影响,宣传孔子,扩大了孔子的影响力.战国时期诸子对孔子的引征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影响力的必然结果.当然,战国诸子的伟大,不在于他们对前人的继承,而是他们的创造.在传播孔子的过程中,他们是不可忽视的一环,颂美如孟子、荀子者称道孔子为圣人,沿袭着子贡等人的步伐,将孔子送到自己不曾想到的圣人位置；与孔子立于不同学派的诸子,则在引征、改造,甚至谩骂声中,将孔子在一段时期集中地呈现出来.虽然孔子带上了不同的面具,但是“孔子”“仲尼”“孔氏”“孔某”不断被提及,使得孔子成为那个时代的名人,多次累积之后,孔子在诸子中的地位便慢慢高了起来,从一个普通人慢慢地成为了圣人,从诸子学派中的一员慢慢成为高于诸子的人物.
战国诸子引征、改造孔子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共同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孔子的形象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也正是靠着诸子的引征改造,才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孔子的形象,提升了孔子的地位,促进了孔子形象的传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