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清代书院的儒学传播对当时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士人群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对社会上层的官僚士大夫而言,培养了他们的书院讲学情结、儒学信仰、道德情操和行为模式；对社会中层的知名学者、普通官吏而言,影响到他们的治学风气、教育方法和理念乃至施政方略；对社会底层的民间士人而言,有利于他们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民间儒学风气的普及和形成.而这些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书院儒学传播的进一步发展.
关 键 词 ：书院；儒学；士人；清代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4-0086-05
收稿日期：2012-1-14
作者简介：于祥成（1970-）,男,山东巨野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书院与儒学传播研究.
书院儒学传播是指儒学通过书院的教学、讲学、刻书、祭祀等方式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各地域的文化格局乃至社会政治等产生影响,涉及书院教育的宗旨、方式、对象、效果等多个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士人群体一直都是儒学最坚定的受众和最有力的传播者.因此,考察书院儒学传播与士人群体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清代是书院制度化发展的高峰,也是传统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又拥有最后一批传统士人群体,这使清代书院儒学传播与士人关系呈现出独有的面貌.本文主要考察清代书院儒学传播对士人群体的影响,所关注的是传统书院教育与受众关系及书院儒学传播效果.从社会阶层来看,清代士人群体大约可以分为身在朝廷的上层官僚士大夫、社会中层的名流学者和地方官吏,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未曾出仕的士人群体三种类型.我们的考察也将从这三个层面展开.
一、对社会上层官僚士大夫的影响
官僚士大夫热衷于书院的建设、讲学及教学是清代非常突出的现象,这既是清代书院儒学传播的结果,也是清代儒学传播的重要动力.这类官僚士大夫或为学士、御史,或任总督、巡抚,多数都是代表朝廷、经略一方的大员.作为儒学信徒,他们都在某些方面受到过书院儒学传播的重要影响.
书院儒学传播培养了官僚士大夫的书院讲学情结.明清鼎革之初,清廷虽然诏令不允许聚徒结社、别创书院,但是民间各地仍然承袭明末遗风,期图依托书院讲学重建文化秩序,一些官僚士大夫受到感染,也渐渐加入其中.比如,康熙十年（1671年）,著名理学家李二曲（1627～1705）南游江苏无锡诸县,讲学东林书院,声名大噪.康熙十二年（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关中书院,便礼聘李二曲主讲席；学者邑绅耿介（1622～1693）在康熙初从“荒烟蔓草”中重建嵩阳书院并进行讲学,地方大员如河南巡抚王日藻、阎兴邦等对此无不给予鼎力支持,河南提学吴子云、林尧英还曾亲自到嵩阳书院讲学.张伯行（1651～1725,历任福建、江苏巡抚,累官至礼部尚书,谥“清恪”）有很浓厚的书院情结,年少时故乡有所饮泉书院,当时知县将其拆毁,张伯行就感叹道：“闻有建书院者矣,未闻有毁书院者也”[1]!因此,终其一生,“所至必兴书院,聚秀民,导以学朱子之学,而辨其所以异于姚江者”[2].康熙一朝,这些官僚士大夫还不断地向朝廷上表奏章,请求御赐匾额、申明书院讲学的重要意义,成为这一时期朝廷支持书院建设的一大特点[3].雍正帝即位之初,先是试图对书院讲学进行压制,然而面对“各省学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建立书院,聚集生徒,讲学肄业”的现实,最终也不得不以建立省会书院的方式来处理地方大员与书院讲学的关系.这种风气几乎与整个清代相始终,清朝中后期的陈宏谋、阮元、陶澍、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作为儒学的信徒也都以创建书院并讲学为荣,成为书院儒学传播的重要力量.
书院儒学传播培养了大批崇信儒学的高级官僚.清代书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取代了官学成为国民教育的主要机构,因此清代不少高级官僚都有书院从学的经历.作为清初传播程朱理学的重镇,鳌峰书院培养了蔡世远和雷鋐等一批高级官僚.其中,蔡世远（1681～1734）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入鳌峰书院,四十八年中进士,到雍正元年（1723年）,成为侍讲学士,并一度入值尚书房参与国家最高机密,最终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并曾多年任鳌峰书院山长,传播程朱理学.雷鋐(1696～1760)曾受到张伯行的指导,也是蔡世远任鳌峰书院山长时的学生,据其回忆：“鋐切自念少汩于俗学,自至鳌峰,从漳浦（蔡）先生游,乃知吾儒自有身心切要之务,推而暨之国家天下,古圣贤教人之法不外乎此!”[4]雷鋐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后来也一度入值尚书房,并于乾隆初先后出任浙江、江苏学政,官至左副都御史,是当时传播程朱理学的重要人物.书院对汉学的传播同样如此,诂经精舍、学海堂分别是汉学传播的两大重镇,创建者阮元不仅是朝廷的名臣,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培育弟子众多.姚文田（1758～1827）曾求学诂经精舍,嘉庆四年（1799年）中状元,之后曾长期担任朝廷高级官僚及地方大员,以礼部尚书终官,谥“文僖”,虽然论学尊宋儒,但是“著书则宗汉学”[5]（P11551）.吴荣光（1773～1843）也是学海堂的生徒,作为道光间的封疆大吏之一,累官至湖广总督.在任湖南巡抚时,吴荣光于岳麓书院内建湘水校经堂,是为湖南汉学传播之始.吴氏自己也深受汉学熏陶,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鉴赏家、金石学家.在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儒学名臣辈出,书院儒学传播便是它的主要动因之一.
此外,书院儒学传播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官僚士大夫的道德情操和行为模式.曾国藩（1811～1872）是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著名学生,曾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欧阳厚均,受到过书院学规的重要影响.《岳麓书院学规》定于王文清任山长时期,共有十八条,其中若干条都与曾国藩后来的人生密切相关.比如第四条“举止整齐严肃”,曾国藩不仅自己以身作则,也指点儿子曾纪泽“举止欠端重”,认为“举止要重”可以“进德”[6]（P819）；比如第十七条“夜读仍戒晏起”,这条学规是曾国藩最看重的修身工夫,与曾氏倡导“早起”的家规也正合拍.曾国藩一生“以不晏起为第一义”[6]（P628）,认为“早起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6]（P530）,并以之教育曾纪泽等子侄；再比如第十二条“日看纲目数页”,每日读书是曾国藩的习惯,即便后来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他仍然坚持每天读书数页.与岳麓书院一水之隔的城南书院,在清代也一直继承着张栻开创的湖湘学统,讲求经世致用.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时代,城南书院涌现出了一大批为国尽忠、为民请命的著名生徒,比如晚清理学经世派的先驱唐鉴,湘军名将、马革裹尸的罗泽南,中兴名臣、收复伊犁的左宗堂,朝廷名臣张岳龄、徐树铭等,这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历史文化名人的道德情操、行为模式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城南书院经世致用精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