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二战前后,诞生了一系列崭新的科学技术和理论,其中以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最为典型,俗称“老三论”.传播学也是大约在这个时候诞生的；正是“老三论”,构成了传播学理论的基石.其中,尤以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为甚.控制论本身就是关于传播的理论,它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术语,而且为传播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路径.
关 键 词维纳；控制论；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6-0003-02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是美国著名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一生发表论文240多篇,著作14本.其主要著作有《控制论》(1948)、《维纳选集》(1964)和《维纳数学论文集》(1980)以及两本自传《昔日神童》、《我是一个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对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哲学以及社会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
按照维纳的观点,传播问题可以视为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即传播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本文认为,维纳从控制论的思想出发,为传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途径——一个关于传播的乌托邦.也正是维纳的控制论催生了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帕洛阿尔托学派,启发了多伊奇开创了政治传播学,并最终为施拉姆创立传播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北美技术学派提供了理论支撑.
1.控制论和传播学的帕洛阿尔托学派
控制论推动了传播学研究模式的转型,最为显著的影响是催生了传播学研究的帕洛阿尔托学派.事情还要从香农的信息论说起.在维纳发表《控制论》的同一年,维纳的弟子香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标志着另一门新兴科学信息论的诞生.在这篇文章中,香农提出了一个关于一般通信系统结构的模型.他认为,所谓通信,就是两个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由信源发出信息,通过信道传递信息,再有信宿（收信人）获取信息,这就构成通信系统[1].
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描绘了信息传播的一般路径,因其简单明了、可量化,很快影响到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路径,主导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所有的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都以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为最基本的检测设.也是在这一年,拉斯维尔提出了传播的“5W”模式,这也是传播的线性传递模式的经典表述.必须看到,“大多数传播是双向的”[2].香农和拉斯维尔的线性传播模式过于简单化而受到强烈的质疑和诟病.这种线性因果关系也正是维纳所坚决反对的,控制论本身是一种概率论,因果关系是建立在概率统计的基础之上的,或一因一果,或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这是一种或然性的世界观.
贝特森这位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曾经是梅西基金会议的核心成员和积极分子,在1942年有关神经系统中心抑制的一次会议上,贝特森就从维纳那里引入了反馈的概念,可以说,正是梅西会议使得维纳和他的控制论思想影响到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为传播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1946年的第一次“控制论小组”会议上,贝特森受到计算机“是—否—是—否”之间摇摆的悖论的启发,并将之运用于人类传播的问题,后来用在传播互动理论中,在这个小组“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他们反对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主张人类的传播问题应该由社会科学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景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3].
贝特森认为,系统内在于行动中,形成于我们所观察到的互动中,这一点与功能主义截然不同,功能主义认为行动是系统的产物.源于控制论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改变了系统论的中心,使其从抽象的普遍性转向微观.他们的格言是“我们不能不传播”.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贡献在于,它指出了人类行为的全部都应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这“在超越线性逻辑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4].
2.控制论和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
如果说戈夫曼和凯瑞侧重于研究互动情景下的人际传播的话,那么受到维纳控制论思想的直接启发,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则开创了传播学的一门分支政治传播学.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政府的神经》一书中.
多伊奇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并于1963年发表了其代表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形成了系统的政治传播理论.因此,一般政治学者认为,多伊奇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深受维纳控制论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维纳的控制论思想构成了多伊奇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说,“从控制论的角度看,所有的组织都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即所有的组织都是经由传播维系在一起的.[5]”他认为,传播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传递,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正是传播,即信息的传递,形成了组织.
多伊奇回忆说,“本书（《政府的神经》）开始于1943年,当时数学家罗伯特·维纳走进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用了一支雪茄烟的功夫,就把我引入长长的交流过程.这次谈话从讨论我的领域,即国际政治开始,但是很快就转向了他自己的关于传播、关于机械、动物和社会的通信和控制的工作.他拥有我曾遇到的最强有力和最具创造性的头脑.我于1958年到耶鲁大学后,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络,直到他于1974年逝世,我们仍然是非常亲密的朋友.[6]”多伊奇以生物体的神经作比喻,认为正是传播构成了政府的决策的神经系统.
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把决策视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把传播看作是决策的环节.他认为政治系统与自动机器有相似之处,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就是传播.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与控制是通过传播完成的.传播关乎社会的稳定.“信息”和“反馈”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政治系统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需要从各方面接受涉及体系目标的、有关环境变化情况的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最后形成决策.政策制定后,政治系统通过反馈过程,获得政策执行过程和政策在环境中引起的变化的信息,使决策者正确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从传播的角度分析,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包括：信息接收、资料处理、储存、决策、政策执行、执行效果和反馈7个环节.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考察了政治系统的控制方式和决策过程,并提出了完善信息系统必须注意的一些主要环节,从而为人们了解、分析、研究和完善政治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3.控制论和施拉姆开创的传播学
一般认为,传播学孕育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尽管眼下学界对传播学诞生的时间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校“登堂入室”、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确定无疑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年~1987年）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作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1947年他创办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伊利诺伊传播学研究所；1949年他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大众传播学》.施拉姆还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他本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控制论和传播学几乎同时诞生,这不是偶然的.施拉姆写到：“20世纪40年代末,香农与韦弗合著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和维纳的《控制论》问世,这使传播学者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觉得,熵之类的概念有可能用来研究人类传播.” 他认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研究人类传播的一系列重要的洞见”,“对研究人类传播的意义重大.”罗杰斯甚至认为,维纳的控制论本身就是一个传播理论,因为控制论“涉及信息如何在两个或以上单位之间进行流通[7]”.
为了捍卫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表明这门新兴学科系出名门,施拉姆制造了“四位奠基人”的神话.我们不能否认“四位奠基人”对传播学做出的贡献,但比较而言,维纳和他的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些：控制论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术语,而且为传播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路径,这样一个路径由于引进了反馈的概念而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线性传播的模式,并且主导了美国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的传统.
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控制论的贡献就在于提出检测设并加以测试,再度拾起人文科学实现统一并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融为一体的宏大梦想.施拉姆说,控制论和信息论之所以“给传播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起源于通讯工程和技术,但它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作比拟的借鉴,可以指明社会科学里的许多传播概念；其次,它提供了种新的数学理论,该理论既可以用于研究电子通讯,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类传播.[8]”在这一点上,作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和作为“控制论之父”的维纳走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