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 翻译的实质是文化的传播.在翻译历史上,文化传播并非是一种价值中立,动机单纯,源语再现的活动,“忠实”的翻译标准在文化的强弱势流动中不断受到挑战.目前中国翻译领域外译中和中译外有采用双重翻译策略标准的倾向：外译中异化策略明显占领上风；中译外归化策略大都作为准绳.中译外时中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处于隐形和流失的状态.本文从一个翻译标准的视阈论述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翻译转向的重大意义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
[关 键 词 ] 翻译策略 文化传播 传播方式
一、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悖论
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自从人类有了自己的语言,不同语言之间的人们相互交流,就涉及到了翻译.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应该是这些讲不同语言,甚至相同语言的人们,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差异时,文化传播与交流便随之发生.由此看来,翻译与文化传播几乎同日而生并且关系密切.
然而对于翻译与文化传播之间的重要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于翻译是否可以能动地传播文化的研究,却没有这么久远.人们一般把翻译视作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一种转换.几千年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翻译,翻译宗教文本在翻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一特殊的文本形式要求译者对源语文本采取绝对忠实的态度,翻译活动于是成了对于“神”所说的话的阐释,所以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文本被视作具有神性表达的权威,因此只能有真正惟一的意义；上帝的词语中不存在任何歧义或不确定性.在忠实情结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使用忠实与否的标准来衡量译文的优劣.作为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使者,即译者,要奉源语为圣旨或神意而予以传达,译者在翻译中不能有自己的主观因素,因此“忠实”成了翻译的惟一标准,视转述原文意义的客观性为翻译活动的准则.于是译者也就成了舌人、仆人、奴隶或者是隐形人.翻译沦为特定强势群体文化传播的工具,翻译成了一种被操控的无可奈何的被动的行为.
与此相反的情形是译者的叛逆与在翻译中再创作,甚至通过叛逆和创造性的翻译而大获成功.例如法国16世纪翻译家雅克阿米欧采取创造性翻译,他翻译的《名人传》虽然“变成了阿米欧的《名人传》,而不是别人的《名人传》”,但法国著名作家蒙田曾说：“如果没有他(阿米欧)的译作,法国人谁也不会懂得写作.”（谭载喜：2000：87）这种创造性翻译还可以在俄罗斯19世纪活译派的代表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身上得到体现.普希金反对追求表面准确的逐字死译,高度重视译文的艺术性.他的翻译灵活多变,在翻译帕尔尼的诗歌时,他“对原作进行压缩、更动、改写,把帕尔尼平庸的诗歌变成赞美生气勃勃的青春的动人颂歌,使译文在诗的美感和艺术价值上大大超过了原作.”这种创造性的翻译造就了“标准而又出色的俄罗斯语言.”（谭载喜,2000:178）在中国,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例子.被誉为中国现代译学理论之父的严复,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但他自己在翻译《天演论》时,不但没有遵奉这一翻译标准,反而对赫胥黎著作中有关的部分删除,创造性加上了许多按语,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天演论》是中国近代生存竞争思想的重要源头,它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严复并世齐名的文学翻译家林纾,翻译中不乏创作与增删的成分.但是林纾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众多的世界作家及作品,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艺术视野.他代表了翻译文学初期的水平,是新旧交替时代翻译文学的里程碑.有“诗僧”之称的苏曼殊在翻译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时,也创造性地对原作进行了增删,还随心所欲地改变了原作情节的发展,借此向读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说以上事例的创造和叛逆是翻译中的小打小闹的话,还有甚者的是比如古罗马人征服希腊以后,军事上的胜利使罗马人对待希腊文学作品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在翻译希腊作品时不再亦步亦趋,而是把他们作为“文学战利品”任意宰割,因此,翻译不总是“以原文为中心,为原文说话”,也不是“依样画葫芦”或者“逐字照搬”,而是一种创作,现实中的翻译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的情况也不难寻觅.
翻译家历来奉“忠实”为翻译的标准,以从原作内容到风格的再现为目标,然而对翻译作用的理想期待,往往在具体的翻译行为或翻译过程中受到限制,翻译的理想目标因此而难以实现,翻译的理想作用也常常因此得不到正常的发挥而大打折扣.把作品从一个文化系统翻译到另一个文化系统,并不是价值中立、动机单纯的、源语再现的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强烈使命感的目的性行为.从翻译历史的进程看,我们不难发现,在理想的目标与实际的作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距,甚至出现负面的偏差.人们期望翻译能起着双向的沟通作用,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丰富,但历史上却不乏对源语文化加以曲解,甚至当作“文化战利品”,随意宰割的翻译事实；人们期待翻译为译入语语言与文化引入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思想,催育或丰富译入语文化,可历史上却往往出现过分“归化”的翻译潮流,其结果是不时造成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的“溶血”；人们期待翻译能为不同文化的对话创造条件,却不无痛苦地发现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对话中,翻译有时竞充当着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的帮凶角色,沦为某种殖民的工具.
由此可见,利用翻译以进行文化间的交流并非总是在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理想的翻译标准从语言到文化因为种种条件也难以实现.“忠实”的翻译标准在文化传播中成为悖论.
二、翻译标准评判的拓展与文化传播
翻译活动由此看来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交流或者是信息传递,也不应仅仅局限在语言学或者其他学科之中进行学院派研究.针对翻译中有采取绝对“忠实”准则的,也有为实现译者预期目的而创造的,还有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宰割的种种现象,我们能否只恪守传统观念?面临强势文化利用翻译这一工具对弱势文化进行侵略,我们能否无动于衷?翻译是不是只能“忠实”?翻译中到底应不应该存在创造、创作,以及叛逆?如果翻译中可以创造、创作,以及叛逆,那么这种行为的尺度是什么,如何有效地利用这种行为来传播自己的文化,与此同时,执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利用好翻译来传播自己的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我国目前进行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目前译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但是当下对于翻译研究以及对于翻译的评判,依然局限于微观的语言圈中.例如在对译本的研究中,关注的只是文本意义的传达,采用的是具体入微的文字比照方法；在跨文化翻译研究中,大多侧重于考虑如何顺应译入语文化,单方面思考译入语读者的感受以及接受性,忽略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和译入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渴求；在对翻译方法的评价中,关注的是对翻译家在文字转换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方法的分析而忽视对翻译家采取这些翻译方法的动机及文化语境的考察；在对翻译质量的总体评价中,语言层面的正误性评判几乎成了惟一的尺度,缺乏对产生误译与误读原因的深层分析与总体思考；对于译者的翻译策略,缺乏宏观的考虑；译者本人对于翻译材料的选择、策略的应用有时也未加关注或者无权选择.
翻译应该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一种机械的转换过程,翻译工作涉及到的也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技能,把翻译看作是语言学或文学分支的做法也应引起质疑.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译者本身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知识水平等到译者所处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道德准则,以及赞助人、出版者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翻译时要注重不同语言的文化内涵、篇章结构、互文关系、语篇情景、话语(思维)习惯、陈述习惯、语体规范、交际对象、传播方式、文化制约、社会习俗、宗教影响、社会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超语言因素的异同,以及受众对象、材料选择、策略应用、翻译效果等,这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翻译进行文化交流,可以借鉴外来的东西――即源语文化的精髓来滋养自身的文化；同时传播自己的文化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其他文化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和促进强势文化对异者文化的尊重以及促进其他文化的发展.从长远来看,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但是翻译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使不同民族之间可以求同存异,促进文化交融和世界和平.
翻译与文化交流关系如此之密切,但是文化传播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状况如何呢?下面我们把视角转换到文化传播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状况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来.
三、中国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的转向
文化传播研究在国外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出版了《无声的语言》,可以视为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之作.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兴起,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和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知识交融的双重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动态,引进并介绍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源流和主要课题.从1996年至1999年,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的引介继续深化,相关译著和论著进一步探讨了跨文化传播的内在理念和规律,中国大陆与境外传播学界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交流互动日益增加,跨文化传播成为中外传播学界交流的重要议题.从2000年至今,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研究者立足于宏观,跨文化传播的机制、作用及对全球传播生态的冲击,分析全球化趋势和新技术条件下的跨文化传播,这个阶段对跨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对跨文化传播的中心课题、理论模式、学科前沿、历史发展、基本理念从多侧面进行了梳理和深化并且研究著作有了系统的译介和出版.其中国外跨文化传播著作引进的视角更加多元,注重多种学派、多种观点的介绍.这个时期国际性的学术对话、合作频繁,议题的前瞻性、多样性,及学术话语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得到提升.
目前文化传播研究的特点是日趋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文化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视角,对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念进行厘清和建构；愈加重视对中国现实的关切和跨文化传播策略的多角度考察；不断拓展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议题和思维空间.但是也存在着以下的问题：对主要的学派和观点的梳理都还不细致,因而一时难以理解到位；缺乏统一的研究进度、明确的分析框架、较具体的研究方向、集中性的研究课题；研究层面以宏观为主,缺乏在微观层面对有效的传播及沟通能力、行为调适能力的探索：研究的跨学科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翻译对于文化传播至关重要.然而翻译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活跃于学术的边缘地带,比如在中国的学科建制下则曾一度被贬为一个学科或二级学科之下的研究方向.在国外,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也仅仅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研究者例如雅克德里达、沃夫尔冈伊瑟尔、希利斯米勒、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均意识到翻译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他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涉足翻译研究,开创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的先河.在中国,翻译与文化传播的结合研究可以说并不晚,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大多限于从词、句、段落、篇章,直至社会语境等不同层面来研究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在其它学科例如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社会、心理、文化、经济管理、教育、公共关系等也从各自视角出发,反思和探讨跨文化传播问题.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从翻译视角来研究文化传播或者从文化传播视角来研究翻译甚少,而从翻译能动性与文化传播视角来进行研究的,几乎空白,理论构建颇为迫切,因此,中国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的转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余论
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最直接工具,以及最重要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这种情况给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黄祸论”等不断出现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和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大多因为西方人不熟悉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所以产生了隔阂、误解并滋生了怨恨.例如在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上,在论及“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报道的缺点时”,报告者认为主要是“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并由此导致他们忽略事件的关键性因素,误解甚至曲解事件真相.面对在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传播内容无孔不入,国际社会冲突不断产生的背景下,研究如何使用翻译来传播中国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在2007年7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届“文化讲坛”上,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说“任何在世界上宣扬中国的机会都不应该失去.”笔者非常赞同刘先生的观点.所以,越过文化障碍,利用好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以加强中国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增进与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沟通,这有利于中国正面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地位,有利于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密切,翻译对于文化传播至关重要,所以研究翻译与文化传播,对于中国当下 “软实力”建设,不但显得尤为必要,而且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