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笔者在全国人大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其间曾两次被派往中国驻欧盟使团专门做欧洲议会的工作.对外工作的实践使我深深地感到中国的对外传播,对做好外国议会,特别是欧美西方国家议会的工作,促进双边政治经济实体关系的全面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我看来,外交和外宣是不可分割的,是同等重要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各级领导、各位人大代表利用我涉外和宣传部门的材料和出版物,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介绍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介绍中国在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为争取我国有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藏族代表以自身由农奴到主人的亲身经历揭露集团检测自治真分裂的图谋；有的经济界代表以翔实的资料和数字,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在当前金融海啸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批驳“中国威胁论”；来自外交界的代表从国际格局和历史、从国际关系要求和相互尊重等原则出发,阐述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批驳在人权、、宗教信仰等问题上对我的一切不实之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不光与外国议会代表团会见会谈,还会见各国的政要和各界著名人士,亲自直接做各方工作.截止到2008年初,全国人大与178个国家的议会建立了联系,成为12个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正式成员和4个地区议会组织的观察员,与15个国家议会和1个地区议会（欧洲议会）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以上这些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举例来说,2006年夏,欧洲议会议长博雷利13年来首次访华,受到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的接见,并被安排访问西藏,我有幸奉命回国全程陪同访问.领导人的言行和西藏的现实改变了他对西藏的看法,他表示西藏是有宗教自由的,与西方媒体报道的不一样.回去后还在欧洲议会的网站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已经觉醒, 但没有任何理由感到害怕》的新闻公报.
工作虽有成绩,交流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但与西方国家议会,特别是与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很难沟通,有时双方剑拔弩张,各执一词,而中美关系、中国欧盟关系恰恰是我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在不少情况下,影响和阻碍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原因往往是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在一些人的操控下,干涉我内部事务,不时在、人权、少数民族权利方面通过决议,对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如2007年10月美国国会邀访美并授予他“国会金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又通过“中国奥运会人权决议案”.欧洲议会多次邀请窜访,并于2008年4月通过关于西藏的决议,指责中国政府采取“镇压”行动,威胁中方如果不与继续谈判,将呼吁欧盟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共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还两次授予中国所谓异见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对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美国国会对政府的决策有决定权,许多重大决定必须得到国会的同意.欧洲议会虽然没有美国国会那样大的权力,但它对欧盟的部长们有任命权和弹劾权,对欧盟理事会和委员会的重大决定有质询权.议员个人可以任意诋毁和攻击他国政策而无须负任何责任,造成高官不敢得罪议员,因此议会的决议同样影响欧盟整体的对华政策和决定.由此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成为我涉外部门工作的重要阵地,也是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最难啃的骨头.如何在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找到对外传播的切入点,找到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和材料,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维护我国家核心利益,是我和我的同事们经常思考和在网上搜索的内容.
无论在国内接待外国议会代表团,或随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还是作为外交官直接与欧洲议会议员打交道,我们感到缺少“小而全”、有论有据、用较短的文字说清问题、并有时效性的对外宣传品.所谓“小”,就是文章不能太长；“全”就是主要内容相对全面；“有论有据”就是观点一目了然,数据实在,不要空话套话连篇；时效性就是出版发行要及时,时间一过,从事对外工作的同志就不愿再发送了,因为发送过时的宣传品有份.
为什么要“小”,原因主要是外国议员和助手工作都很繁忙,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你的长篇大论.你给他们送材料,他们会当面说声感谢,可你人一走,他们就搁在一边了,根本就不会去看.国内发表的白皮书通常都是几万字以上的大文章,全面宣传我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必要的,对一些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信息和资料.但对议员们来说,就无暇顾及了.如果在发表白皮书的同时,能搞一个“简缩本”,供不同的对象和群体选择和使用,我想一定会受到欢迎.
为什么要“全”,原因是我看到国内一些外文期刊文章没有针对性,太专门、太细化,如发生在某个村镇或某个方面的小事,没有丝毫的说服力.也有的人会说,这样可以从点看面.但决定问题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有空余时间的欣赏家.议员和决策者们需要相对全面的材料,以便从中可以很快得出结论.因此我们有时会看到国内辛辛苦苦出版的对外宣传品,大量积压,时间一过,失去了时效性,就成了废纸一堆.
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有时不得不自己编辑翻译有针对性的“小而全”的文章和材料,并以新闻公报的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全体785名议员和上百名议员助手和官员.这项工作在我的任期内已成为常态化的一项工作,为此需要付出加倍的辛劳,当然也会取得不错的效果.2006年底,在刚刚当选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的热比亚到欧洲议会活动后不久,我们就向议会内最大的右翼党团一资深英国议员介绍“世维会”的性质及其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并提供了我们整理的材料,他表示愿意在议会内揭露该组织的性质和危害.次年1月他向全体欧洲议会议员发出了揭露“世维会”的电子邮件,在欧洲议会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引发在背后支持“世维会”的一个美国基金会对热比亚在欧洲议会没有成功活动的不满.支持热比亚的某个议员也用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反驳并附上热比亚的长篇文章.英国议员助手希望我们提供新的有力材料.为支援该议员的行动,在国内有关部门的快速支援下,我们从长篇繁杂的材料中取其精华,编辑翻译了电子版的英文新闻公报,指出“世维会”是从原联合国宣布为恐怖组织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演变而来,其主要骨干又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对象,并列出了主要人名及其恐怖活动,揭露该组织谋求的真面目.公报共2000字,“有论有据”,简明扼要,快速有力打击了热比亚之流及其背后支持势力的嚣张气焰,取得了较好效果.有的议会官员还主动发来电子邮件,表示英文公报令人信服.
我举这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如果平时有“小而全”现成的中外文材料,会有更多的外交和外事部门在对外工作中直接使用,更能凸显对外传播在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当然这些材料要不时更新,它可以是带有少量图片的活页,也可以是几种文字在内的光盘,或者是在网上开辟的专题栏目,不求多,只求实在和有说服力.
在国外工作的几年间,看我们的对外传播还是比较活跃的,有不少宣传品是不错的,包括发行的众多专题图片、新星出版社介绍中国的各种外文小册子、图书等,我们在欧洲议会内举办图片展或在使团对外开放日摆出的对外宣传品都供不应求.同时我也感到,由于国门的洞开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更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上想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对外传播工作显得更加重要,难度也更大了.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是一项系统和复杂的工程,它既涉及到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又涉及传播的手段,它还需要新闻、外交、文化和安全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信息传递的快慢决定着对外传播的效果,而它主要取决于决策层和新闻机构的自信心和判断力.相信只要我们从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出发,坚信真理,相信人民,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
（作者系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副局长、原中国驻欧盟使团公使衔参赞.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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