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关 键 词 ：边疆学； 顾颉刚； 杨成志； 提出； 传播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085—06
近年来,创立中国边疆学在学术界受到较多关注.如马大正先生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掀起第三次,创立“中国边疆学”成为“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P285）.林文勋教授亦指出：建立中国边疆学“既是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2]（P134）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学者都将“边疆学”当做一个学术概念来使用,但是,“边疆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与传播等基本史实,仍然需要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笔者曾对顾颉刚、杨成志两位先生在中国边疆学构筑中的贡献做过初步研究①.本文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边疆学”何时由何人在何处首次提出,待考.不过,就笔者所见,作为学术意义上的“边疆学”一词,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中国殖边社社刊《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这一期的“边疆学图书一览”,列出玉勤堉著《蒙古问题》（上海商务书局1931年5月版）、张明炜著《国际竞争中之满洲》（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8月版）、大岛与吉著《满蒙铁路网》（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1月版）、詹念祖著《云南省一瞥》（上海商务书局1931年5月版）等24本专著,几乎全与我国边疆有关.同年7月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一期,也有“边疆学图书一览”,所列图书同样多与我国边疆有关.
中国殖边社是为挽救我国近代边疆危机而成立的.正如该社《敬告国人》所言：“救亡御侮之要,舍正心诚意何求,信既正矣,始可救国,救国之要,莫若殖边”,“疆土者,中国之疆土也,宗主之权,不容妄夺；措置之方,其权在我,苟中国政府人民,能于一定之目标下,作有系统之组织,有计划之开拓,以举国之财力,作为投资；以举国之民力,用为保障,则无论其为日本侵略下之满洲,苏维埃政府式之蒙古,英吉利宰制下之回藏,法兰西垂涎中之滇桂,皆可藉我铁血,还我山河,运我坚忍之志,杜彼□窃之谋”②[3].该社以“研究及开发边疆为宗旨”[4],非常重视有关边疆研究的图书的收集.因此,其下设的文化委员会成立之初,即着手于图书馆的设立,并计划将之建设成为“中国唯一研究边疆者之图书馆”[5].该社1934年度第一次监理事联席会议还通过了筹建边疆问题图书馆案[6].所以,该刊所用的“边疆学”,已具有显明的学术意义.
不过,“边疆学”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的出现,始见于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这还得从《计划书》的编撰说起.
关于《计划书》的草拟及修订,顾先生在日记中有详细披露.1935年12月30日,“根据伯平所起稿,重写《研究边疆计划书》.”31日,“修改《计划书》”.1936年1月1日,“到研究院,草《研究边疆计划书》.”“点改履安、自珍所抄《边疆计划书》.”2日,“草《研究边疆计划书》毕,凡九千言.”4日,“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日夜写六千字.”5日,“抄《研究边疆计划书》三千字,毕,即付晒.”“耿贻斋来,为包扎寄英庚款会书,装订《计划书》成册.”6日,“修改《研究边疆计划书》.”“修改《计划书》毕,付抄.”11日,“此次到南京,为募禹贡学会款.张石公先生谓予,‘要募款,须论今,勿论古.’予因其言,作《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13日,“校《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两份.”17日,“校《研究边疆计划书》一份.”“校《计划书》一册.” 按：“张石公”即张国淦先生.另外,原文中书名号为“〈〉”,改之.[7]（P424、427—428、430—432）“伯平”为冯家昇先生的字,冯先生当时与顾先生一起办《禹贡》半月刊,《计划书》初稿即为其所拟.不过冯稿拟于何时、具体内容为何、是否使用“边疆学”一词等还不清楚.但“重写”表明,顾先生的改动一定不小.由《顾颉刚日记》可知,顾先生11日所作之“《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明显是据已改毕的《计划书》修改而成.
《计划书》第一部分为“创办缘起”.第二部分“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简述了道光时期国人对边事的研究.第三部分为“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第四部分为“近年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第五部分“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该部分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边疆问题已普遍注意,为我国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 按：因未能见到顾先生1935年底至1936年初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本文引述的是1981年发表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这样的处理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即这两份“计划书”内容是否相同?关于这一点,下文的论述已经给出了答案：两份“计划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另外,1981年刊出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不是当初顾先生所拟计划书的全部,实际上省略了计划部分.本文所谓《计划书》,仅指1981年发表的部分.
[8]（P66—67、69）.但是,“迫于强敌虎视”,《计划书》当时“只发行于内部,向学术界及各界爱国人士,提出研究边疆的重要性与迫切性.”[9]（P70）这里所谓“学术界及各界爱国人士”,即是顾先生到南京募禹贡学会款期间所访晤的各界人士.1936年2月13日,顾先生在日记中记道：“此次到南京”,“持张石公函及《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各处分使”[7]（P442）.具体行程为：1936年1月12日到南京,21日到杭州,2月3日到上海,7日到苏州,8日到南京,13日到苏州,18日回北平[7]（P425）.访晤对象包括教育部长王世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交通部长朱家骅,及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山文化教育馆等机构的成员等 如1月13日,“到朱骝先处.等晤徐悲鸿、戴季陶,等并晤俞飞鹏、郭心嵩、朱经农、马巽伯、张道藩等.”14日,“到考试院馆舍访戴季陶,并晤徐悲鸿、汪亚尘、王伯群等,等到考选委员会,访陈百年”.“访罗志希于大学”.“在史语所晤人：陈盘、高去寻 、胡福林、俞大纲、劳干、全汉昇、葛毅卿、赵元任、李芳桂、丁山、陈钝”.“今晚同席：阮毅成、刘子衡、陈等 予（以上客） 黄淬伯、汪典存（以上主）”.15日,“到编译馆访友.”“在编译所晤人：辛树帜、刘英士、陈可忠、何维凝、潘尊行”.“今晚同席：王雪艇、胡适之、徐诵明、刘廷芳、沈兼士、傅孟真、罗志希、梅月涵、颜任光、赵元任、陈百年、沈士远、杭立武、胡次珊、李书田、予（以上客） 朱骝先（主）”.16日,“到实业部,访周寄梅.到编译馆,到郑鹤声家赴宴.”18日,“到地质调查所访翁咏霓.等访张晓峰.”“到研究院,访蔡先生及孟真等.”19日,“到陈果夫处,谈半小时.”20日,“到教育部,访王雪艇、段书贻、黄离明、谢祚茞.”等等.参见《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30～431、431、432、433页.[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