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柳永在词的题材内容的开拓、词体的丰富、艺术手法的创新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影响了后世词人.其中,由于柳永的自身遭际（特别是与下层人民尤其是歌妓的交往）,描写和反映世俗生活、带有市井气息的“俗词（词）”成为柳永词的一大特色,“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正是对其俗词传播之广的生动概括.本文主要以柳永词为例,谈谈歌妓在词的创作和传播中的作用.
关 键 词 ：柳永 词 歌妓 创作 传播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为永、改字为耆卿.又称“柳七”.景佑元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柳永作为宋代第一个专门致力于词的创作的文人,对于宋词的贡献主要在于开拓词的题材内容、开拓词体以及创新艺术手法上,在词的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柳永与晏殊、欧阳修同时,平生科举不顺,仕途坎坷,常年漂泊江湖,混迹烟花柳巷,“暇日遍游妓馆”（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又因生活贫困,常以为教坊乐工、青楼歌妓作词为生.这种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柳永词的创作,后人称“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从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即是对柳永词创作背景和特点的评价.而其中柳永与歌妓的交游更是他词中的一大特色,“一部《乐章集》,赠妓、、狎妓之词俯拾即是”（《乐章集校注》）,可见歌妓对柳永词的影响.
一、宋代的城市生活中的歌妓
词到了宋代,可以说到达了它的兴盛时期.王国维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中称之为“宋之词”.而词之初是为“娱宾遣兴”之用,在宴会上由歌妓演唱,因此,歌妓作为唱词的主体,在词创作之初就与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歌妓的存在、发展首先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宋史石守信传》载：“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宋初统治者用这种方式来巩固政权、笼络官员,使得歌妓有其发展的政治基础.
再次,无论是宋词还是歌妓,两者都离不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梦华录》对此有过详细的描写,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笔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可见当时的繁华景象,由此不难想象宋代的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生活的丰富.据统计,“州府主客户总数超过10万者共有49个,以每户五口计,这些州府总人口都在50万以上.人口在1至10万的城市不少于100个”[1].而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的逐步建立,又为商业、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
这一切都促进了宋代都市的繁荣和娱乐业的发展.“平康诸坊等皆群花所聚之地.外此诸处茶肆等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宋周密《武林旧事》）,所描述的便是当时歌馆妓院的盛况.歌妓作为此中的一大支柱,必然是广泛地参与了宋代的城市生活,“茶馆酒肆,时令节日,公筵家宴,官场迎送,文人集会,新酒开沽,设法卖酒,金明池游春,西湖泛舟,钱塘观潮,圣诞庙会,曲巷幽坊,无处不闻此辈婉转歌声,随时可见绰绰倩影.”[2]
宋代的歌妓大致可分为三类,[3]即官妓、家妓和私妓,如图1所示：
其中,由于官妓及一部分家妓所演唱的曲子受到其性质的限制,曲目受限,流传也不广.而私妓和一部分的家妓所唱之曲,尤其是在酒楼、茶肆、歌馆（平康巷陌）的小唱[4],并且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歌妓的演唱面貌.又因为小唱所面对的听众绝大多数是市民阶层,对于曲的要求并不高,只需语言通俗,内容贴近世俗,面对这样的需求,歌妓们所唱的或是歌咏太平,或是儿女,或是闺中场景,大多是较俗较艳的世俗化的曲子.
二、柳永词与歌妓
在上述的那种城市生活中,歌妓对柳永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歌妓对柳永词题材内容的影响
对于柳永来说,仕途的失意,使得他长期流落,而歌楼妓馆则成为了他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因此对于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较为了解,并且,柳永经常为歌妓作词.可以这么说,柳永的一部分创作是纯粹作来用于歌妓的演唱的.作为这样一种词,其题材内容必须符合大众口味,才有可能被采纳、并被市民接受.
正如刘克庄在《翁应星乐府序》里所说的“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一样,既然是由歌妓唱,就“不可以气为色”（《跋刘澜乐府》）,自要有一种婉转,或哀怨、或欢快,不适合唱磅礴大气的词.因此,柳永将词变“雅”为“俗”,运用通俗化的语言展现世俗生活场景,刻画市民所熟悉、所喜爱、所关注的人事景物,富有市井色彩和生活气息,主要是用或香艳或缠绵或其他适合“浅斟低唱”的句子.主要分为两类：
一种是描写世俗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的“”词.这类呈现的是市井生活中真实的女子形象,描绘的是“彻底世俗化的色彩”[5],面向大众、面向世俗,以符合世俗趣味、市民意识,表现市井化的感情生活.
他或代青楼女子立言,表达她们的身不由己的生活现状和从良的愿望.如《迷仙引》描写了一位歌妓对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理解的渴望、对风尘生活的厌倦和对爱情的美好追求：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常只恐、容易华偷换,光阴虚度.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歌妓虽然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与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并且,由于大部分人对她们没有深入的了解,一直对她们有所误解.而柳永在长期与歌妓的交往中认识了她们的真、善、美,并敢于将把她们的命运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不仅符合了大众的生活和审美趣味,而且也开拓了以往此类词的题材内容.
或以市井女性的口吻,描写其日常生活,表现其内心世界、爱恋苦闷.如《锦堂春》塑造了一位泼辣直爽、不拘礼节的市民女子形象： 坠髻慵梳,愁娥懒画,心绪是事阑珊.觉新来憔悴,金缕衣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把芳容整顿,恁地轻孤,争忍心安.
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
再如《慢卷》所写的也是普通女性在与情人分离后的情感状态,一面是追悔,一面是回忆,形象生动.而配上歌妓婉转的歌喉,更容易引起市民大众的共鸣,被市民阶层所追捧.
当然,这类此中有一部分词的描写可能过于低俗露骨,过俗过艳,“词语低下”（李清照《词论》）,历来为人们评论柳永词时所鄙弃.但我们考虑到柳永是为歌妓所作,可能不是自己情感的抒发,而是为了满足世俗的需要.他所做的这些词中有些是掺杂了自己的感情,而有些只是纯粹的应要求而作,不一定是他内心的写照.
另一种是描写北宋繁华的都市生活、迷人的城市风光的“都市风光”词.正如上文所写的那样,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发展,都市生活丰富多彩.因此,有些场合歌妓自然会需要唱描写这一类的词.特别是“真宗封禅后,歌颂太平盛世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受一时风气的影响,世人爱听太平曲,歌妓喜唱盛世歌”[6].加上柳永长期居于都市之中,有着颇为丰富的都市生活体验,因此写出的这类多道太平景象的词能很有气势地展现当时社会气象,不仅为普通市民的喜爱,还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赞赏.
如《望海潮》（东南形胜）铺展开了一幅盛世繁华的画卷,将杭州的富庶、西湖的美景、市民的游乐以浓墨重彩的笔调描绘下来,“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陈振孙《直录书斋解题》）.
除此之外,还有清明节踏青时“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出郊.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木兰花慢》）的苏州,金明池游乐时“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破阵乐》）的汴京等都是对当时都市繁盛的描绘,贴近市民大众甚至也包括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被广为传唱.
(二)歌妓对柳永词词体的影响
“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通志》卷四十九）.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当时新声受到的欢迎程度,“新声巧笔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宋孟元老《梦华录》）.在宋词中也能看到很多提及新声的句子：“妙词佳曲,啭出新声能断续”（苏轼《减字木兰花》）,“倾城,尽寻胜处,万家竞奏新声”（柳永《木花花慢》）,“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柳永《长寿乐》）.
新声的流行与歌妓之间的相互竞争、市民口味的变化有关.歌馆妓院原本就是一个需要争奇斗艳的地方,歌妓想要出众,就得有所新意.而这种新意反过来又影响市民审美的不断“喜新厌旧”.在这样的情况下,柳永为歌妓作词就必须有所新的改变,于是他“移宫换羽,新声迭出,创造了大量旋律优美的新词调”.
柳永对词体的贡献主要在于改变了以往词以小令为主的传统,开始大量创作慢词,在宋代880多个词调中,由柳永首创或首用的就有100多个.他或是用原有的慢词词调创作,如《倾杯乐》（禁漏花深）用的是仙吕宫调；或将现存的流行于市井之中的前代教坊、宫廷旧曲翻新,如《雨霖铃》的词牌原为唐玄宗为杨贵妃而作,在唐代就有此曲；或用当时民间的慢词新曲调,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或者将原有的小令扩展为慢词,如《女冠子》原为41字,柳永将其扩为110字；柳永甚至也自创新调,如他最长的慢词《戚氏》.
(三)歌妓对柳永词传播的影响
柳永词在当时多被认为是卑俗之作,颇受士大夫们的指责,甚至也影响到了他的仕途.但是,与此同时,柳永词却达到了一个家喻户晓的高度,“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必然与他的词符合世俗审美趣味有关,但歌妓的作用却也是不容忽视的.《望海潮》能引得金主完颜亮“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自是歌妓广泛传唱的结果.可以说,正是在歌妓的演唱中,柳永才得以才名远播,他的词也才得以长盛不衰、家喻户晓.
因此,歌妓都以得到柳永的词为荣、而身价倍增,“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 （柳永《玉蝴蝶》）即是柳永对歌妓索词的描写.《喻世明言》卷十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写众歌妓大唱“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虽是夸张,却也可稍见当时歌妓与柳永交往的情况.
一方面是柳永的词借助歌妓的传唱而传播广泛,一方面是歌妓借柳永的词抬高身价,两者相互依存,对柳永词的传播起了决定性影响.
三、歌妓与宋词
结合上面就歌妓对柳永词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歌妓对宋词的内容题材、审美、词体以及传播有着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歌妓还在交际中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歌妓的职业决定了他们交游的广泛,不仅在市井之间,也在文人士大夫之间.这样歌妓便在市井与宫室豪门之间检测期了一座桥梁,不仅促进了宫廷与民间艺术的交流,使得不少教坊之曲流向市井、民间之词传入禁中；同时,也为不少寒门士子提供了一个机会,如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一引《古今词话》：“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之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公之前.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婉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预坐.”虽此事还有疑问,但无疑也可以看出当时是有这么一种途径的.
当然,不少歌妓也直接参与了词的创作,从而成为词苑中一支特殊的队伍.由于歌妓常常周旋于文人骚客之中,在浅吟低唱中不可避免的耳濡目染,很大一部分歌妓也学会了填词,更有不少歌妓才思敏捷,能应客要求马上作词.《齐东野语》卷十一就有“蜀娼类能文,盖薛涛之遗风也”这样的记载.也有歌妓因自身遭际有感而发,作词成为抒发情感、表达内心的一种方式.当时名妓严蕊、陈凤仪、谢媚卿、聂胜琼等皆是色艺俱佳、才艺兼备的女子.
综上所述,歌妓作为一个枢纽将文人与市井民众、市井民众与词、士大夫与文人、禁中艺术与民间艺术等等联系起来,在词的创作、传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1]引自《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P1.
[2]引自《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P94.
[3]主要参照《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P83所述的根据谢桃坊《宋代歌妓考略》的分类.
[4]根据演唱形式,宋代歌曲分为小唱、群唱、歌舞演唱等,小唱即慢曲和令曲,今存宋词多为当时小唱唱词.
[5]引自《宋词和宋代城市生活》P90.
[6]12 引自《宋词和宋代城市生活》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