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摘 要：重视民族问题,关注并支持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为组织发动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事业,中国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兼顾少数民族利益、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创新传播方式等,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分析探讨新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少数民族传播中的主要特点,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新时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新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45—04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各个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道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我国新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动各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加入到革命洪流中来,中国从成立之初就着手在少数民族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及思想意识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过程显得尤为特殊而艰辛.新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得到较好的传播,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于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发展权利的深切关照,以及中国人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群众传播中的干部培养

少数民族是否愿意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团结与革命的成败.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必须首先在少数民族中培养、选拔出一批优秀人士作为宣传骨干,然后通过这些骨干分子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

中国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并积极采取措施开展相关工作.1923年,李大钊一方面指示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动员乌兰夫、奎壁、多松年、高布泽博等人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一方面派邓中夏、朱务善等深入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迅速提高少数民族学员的思想觉悟.到1925年,蒙藏学校的120名学员中就有90人加入了中国②.他们学成后,不仅在本民族群众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党的方针政策,而且积极动员本民族群众投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同一时期,北方党组织还在回族中培养了郭隆真、马骏等优秀青年骨干,他们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还组织发动回族人民参加中国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南方,中国以农动讲习所为平台,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蒙、回、壮、朝鲜等少数民族干部,壮族农动领袖韦拔群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1924年,中国开始着手在海南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在该地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接着又相继成立了工会、农会等,组织开展工农群众运动.1926年,湖南省委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解放苗瑶决议案》,提出培养苗、瑶等少数民族骨干分子,发动苗、瑶等少数民族起来参加革命运动.这对于在少数民族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长征开始后,面对严酷的革命环境,中国更加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1935年8月,在毛尔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选拔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并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长征途中,先后有大批少数民族群众甚至一些土司头人加入了革命队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藏族的杨东生、天宝,彝族的阿尔木呷、陈占英等.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士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为革命事业的骨干力量,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群众觉悟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③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一个“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瑶弱小民族”的统一战线,张闻天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并建议“党应组织少数民族委员会,专门在少数民族中工作,研究与总结工作经验,培养与团结少数民族干部”④.与此同时,还先后开办党校少数民族班、陕北公学蒙古青年队（后改为民族部）等,1941年又创办了民族学院.前前后后培养的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动员各少数民族团结抗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在革命洪流中先后涌现出关向应、粟裕、赵尚志、廖汉生、韦国清、马本斋、王国兴等一大批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他们在各族群众的拥戴下,活跃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成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在此情况下,选拔、培养包括少数民族人士在内的大批党的干部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中国在东北、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采取各种措施开展教育培训工作,其中选拔培养的蒙古、回、藏、维吾尔、壮、满、朝鲜等少数民族干部就多达一万多人.他们活跃在各条战线上,面向各族群众宣传新主义革命理论及政策,并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⑤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准备了干部条件,并直接或间接地教育、影响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使他们真正懂得：只有在中国的领导下,与汉族人民一道并肩作战,才能实现本民族的彻底解放.

二、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群众传播中的利益导向

人们的行动往往与特定的利益相关联.理论唯有扣合人们的现实利益方能获得较为持久的生命力,而脱离人们现实利益的理论往往会成为空谈而被束之高阁.同理,革命的理论也需特别关照人们的现实利益,方能走入大众的心里,成为大众信奉的圭臬.领导和发动少数民族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必须注重解决少数民族的现实利益问题.纵观新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始终秉承马列主义的上述原则,把民族的解放事业同民族的实际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在关照和满足少数民族切身利益的同时,动员和组织各族人民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团结奋斗. 大革命时期,中国就非常注重发动各少数民族群众为自身利益而斗争.1926年,晋系军阀在绥远设立“清丈局”,向蒙汉群众征收“清丈费”,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殴打、拘押、关禁等行为,绥远支部的蒙古族领导人吉雅泰组织各族群众,举行游行,反动政府的暴行,最终迫使反动政府撤销了“清丈局”,归还了勒索的款项,释放了非法拘押的农民.同年8月,黎族党员黄振士在海南陵水县发动各族群众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土豪劣绅、反租税、反对粮食外运的斗争,黎族、汉族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道在陵水县城举行活动,并把守港口要道,截回了即将运出的粮食.1926年,人宣侠父来到甘南藏区,当他了解到封建军阀马麒在甘南的种种恶行后,立即建议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并亲自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宣言》.他在成立大会上号召：“你们要组织起来,靠自己的力量反抗斗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胜利.”⑥随后,各族群众联合起来与军阀马麒展开斗争,最终迫使马麒在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让步⑦.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十分注重少数民族的土地利益问题.广西右江地区是民族杂居之地,其中瑶族比较弱小,历来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榨.中国积极扶持并发动瑶族人民起来反抗封建地主、官僚军阀的压榨,明确提出了瑶民在经济、政治、教育、工资等方面与其他民族人民一律平等,严禁瑶民,并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等分给瑶民.由于在民族地区认真执行了土地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以致各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迭起.据不完全统计,湘西大庸6区71保,分配土地151900余亩,约占全县田亩总面积的66%,得田人数约95000余人；永顺4区27乡,分田71004挑,得田人数15212人,桑植4区6乡,分田22万多挑,得田人数32470人.⑧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⑨关注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利益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少数民族并获得少数民族群众拥护的关键环节.只有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利益,才能将各少数民族人民凝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伟大复兴.

三、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群众传播中的信仰问题

我国诸多少数民族几乎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而宗教所产生的内部认同感对外来信仰具有强大的排斥力.所以少数民族的问题常常与宗教问题纠结在一起.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必须面对现实,具体对待.

新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灵活对待少数民族的信仰问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⑩红军长征途中,经过苗、瑶、侗、壮、水、布依、仡佬、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东乡、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在此过程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典籍、寺庙财产等.1936年5月至12月,还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及《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旗帜鲜明地宣布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0年,书记处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指出：“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教的美德,提倡抗日回教,保护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污蔑与轻视回教的言论行动”.1945年,在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全面论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中国人的上述政策主张,为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少数民族斗争实际相结合,发动少数民族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原则.

文化和信仰上的差异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其融合和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历史进程.这种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性加上广大群众在视野上、觉悟上的不同,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的传播过程中,须着力解决文化认同、信仰包容等诸多课题.这些课题解决的水准、程度将直接决定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传播的质量和水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中华民族自近代以降面临的独立、富强、等问题.为达此目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不同的信仰之间,求同存异,以确保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尊重宗教信仰的存在,同时又要与少数民族的宗教人士、广大信徒建立统一战线.事实证明,只有尊重和保留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及党的理论政策深入到这部分群众中去.如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教条式地搞“一刀切”,则有可能适得其反.

“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同时,“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够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前提下,还需要寻求共同的利益基础,把各民族团结在共同的理想旗帜之下.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获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建设富强之新社会,是新主义革命时期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在发展少数民族党员的时候应充分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同样,在组织发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也不能强求他们在世界观上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而放弃其宗教信仰.只有通过宣传科学理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让他们自觉摆脱唯心主义观念,而不是采取强制手段.因为“菩萨是农民建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四、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群众传播中的宣传方式

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本原则.中国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平等地位,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通过借力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形式、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等,积极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大革命时期,北方的地方党组织就曾成功运用蒙古族的“独贵龙”运动来进行革命斗争.“独贵龙”运动产于清朝末年,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形成,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蒙古族人民进行革命的重要组织形式.参加人员围成圆圈坐在一起商讨相关问题,其通过的决议和上报政府的呈文签名也呈圆圈形,这既尊重了每位成员的地位,又不暴露斗争的组织者.“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下,“独贵龙”运动以新的姿态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道路,并迅速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刮起了一场红色风暴.1927年8月,建立了有史以来伊克昭盟第一个由蒙古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公众委员会,同时宣布保障人民利益和各种权利,废除苛捐杂税和奸商债务,提倡男女平等,实行婚姻自由,允许还俗等.这些革命主张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的热烈拥护.

长征期间,红军穿越的西南诸省是民族杂居程度比较高、语言环境比较复杂的地区.红军以其自身的革命行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同时,各部队还成立专门的宣传队,采取“宣传鼓动棚”、快板顺口溜、歌诗朗诵等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除了文艺宣传这种最基本的传播形式外,还通过创办《红星报》、《前进报》、《战士》、《战士报》等报刊,结合变化着的革命形势,及时传达党的战略方针和中心任务.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于当地一座大寺附近的山坡上举行盛大集会,在会上阐述了团结和北上抗日的必要性,会后举行了联欢晚会和会餐.在穿越彝族地区时,刘伯承还按照当地习俗,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获得了彝族群众的拥戴和支持.红军到达西北地区后,为争取当地众多回族人民的支持,专门颁发《回民区域政治工作》.其中规定,军队在进入村落之前应先与阿訇接触,在得到同意之后才能进入；不得借用回民生活用品；禁食猪肉等.同时,还倡导学习回族文字,要求每位战士都要会说几句回族话,并邀请阿訇等宗教人士将红军政策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广为宣传.红军在宴请当地居民时专门备有清真桌,以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的方针政策时,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实际上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当家作主权利.同时也是在采取一种简便易行的通俗化方式使得少数民族群众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方针政策.这既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方法,也是启发教育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有效途径.此外,在宣传过程中还应注意区分宣传对象,因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并不完全一致.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传播过程中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人,而应按照不同的标准,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注释

①③⑤《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355、526、707页.②颜寿：《新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与工作》,《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④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05—606页.⑥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88页.⑦宣侠父：《西北远征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⑧李资源：《土地革命时期少数民族革命斗争述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⑩档案馆：《文件选集》第7册,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467页.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页.《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2页.《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责任编辑：南 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