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传播公式看谣言的生成土壤遏制机制

更新时间:2024-01-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6757 浏览:71798

摘 要:谣言滋生和传播蔓延,是当下中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深刻变革时期,催化和激化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一种极为不良的社会现象.运用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提出的谣言传播规律的公式:R(Rumor)=i(important)×a(ambiguous),分析当下中国社会谣言的生成土壤和发展机理,对有效遏制谣言的生成与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关 键 词 :谣言传播公式;谣言;生成土壤;遏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01—06

所谓谣言,从根本上讲是指传播者主观捏造的没有事实根据的虚检测信息.当下,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和思想观念变化的关键时期,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使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重组,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发展,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逐渐显现.而在群体性冲突已成为体制转轨时期之必然的情况下,大量谣言的滋生和传播蔓延,无疑进一步催化了矛盾,激化了冲突,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谣言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谣言传播规律的公式,即R=i×a.其中,R(Rumor)指谣言,i(important)指重要性,a(ambiguous)指暧昧性.也就是说,谣言的流通量和问题对当事人的重要性以及证据的暧昧性成正比例发展,即谣言流通量等于问题的严重性×证据的暧昧性.①运用这一公式分析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谣言的生成土壤和发展机理,对于有效遏制谣言的生成与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谣言传播公式中的谣言生成土壤分析

卡普费雷认为,谣言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它涉及一个群体,而且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群体中的某个个人,而是影响到整个圈子里的人.②正是因为谣言涉及受众面的广泛性,其产生的社会危害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冲击政府权威,极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干扰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威胁着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改革发展.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总结的谣言传播公式,即通过分析谣言的社会流量和社会影响,以及它们与谣言生成根源问题的重要性和信息提供量的模糊程度的正相比例发展的关联,给我们剖析和解读当下中国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不断滋生蔓延和疯狂传播的谣言的生成土壤,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思路与框架.

1.利益相关:自身利益的重要性是谣言生成的物质土壤

(1)对自身利益关注储存了谣言生成的可能性土壤.群体传播是谣言产生“蝴蝶效应”的温床, 而群体中的“观众”则是传播的推动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③作为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根本关系,利益矛盾是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也是最容易滋生谣言、提升谣言可信度和形成谣言大范围传播可能性的物质土壤.在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安徽池州事件、贵州628事件、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等大量社会冲突尤其是“无直接利益冲突”中,谣言之所以成为事态激化背后催化剂的根源因素,无一不与当地长期以来在移民安置、资源开发、征地补偿、建筑拆迁、吸毒嫖娼、黑恶犯罪、分配不公、就业无源、医疗保障缺位、学校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和社会治安混乱等方面存在的大量民生矛盾密切关联.而谣言之所以能触发2003年“非典”中的抢药风波以及2011年日本地震后我国的抢盐风潮等突发事件,其根源也是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安全的高度关注.谣言是社会成员因自身生活成本不断增加而生成的社会怨气在这些事件中的一种极端反应.

(2)相对利益被剥夺形成了谣言生成的社会土壤.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对社会结构改变在社会运动中的关键作用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了“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但是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value capacity),而一旦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相对剥夺感就会在人们心中产生.不仅如此,相对剥夺感越大,发生群体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④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和调整,在既得利益群体的推动下,不断将资源拥有的匮乏者抛到社会体制之外,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断裂使得社会财富不断在强势群体大量累积的同时,将改革的代价和转型的损失加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使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增强.对于体制的改革,获利和受损总是不能截然分离.所以,“复杂的利益结构和急剧的利益分化过程中,这种被剥夺感会转化为复杂的社会心态,形成负面情绪和社会心理失衡”⑤,谣言生成的社会土壤也就因此而产生.

(3)政府公信力下降产生了谣言生成的认同土壤.《小康》杂志曾在2009年6—7月对我国的“信用小康”进行调查,其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的信用更为担心.其中,37.8%的人较为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有高达91.1%的人认为政府公布的各种调查数据掺检测成分很多.⑥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模式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中国长期执政的绩效基础和社会资源的不断夯实,一些地方政府在公民权利的保护、公共秩序的维护、公共怎么写作的保障、公共权力的监督、公共道德的伸张、体制机制的运作、利益差异的整合等方面,存在着不规范或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的现象.对此,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很容易遭到社会大众的严重质疑.政府公信力下降,必然造成社会大众对突发事件中政府发布信息的可信度产生怀疑,谣言传播的认同土壤就在这一上下交替的进程中不断产生.


(4)公民知情权弱化增加了对谣言生成的情感土壤.表达不畅和信息获取不足的堵塞型社会形态,最容易促成谣言的生成、推动谣言的传播,进而大量累积暴力宣泄和事态突发急变的量变因子.在当前阶层不断分化、群体重新排序、利益分割重组、思想日益多元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表达出强烈的知情意愿和参与要求.尤其是弱势群体和利益受损群体,不仅具有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强烈愿望,而且更加渴望了解与参与和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决策与公共事务的制定过程与推进措施.然而,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和干部任用与监督中社会大众参与的缺位,造成一些地方官员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日趋淡薄,而“只唯上不唯下”的官僚作风和执政行为,使一些基层政府忽视了为社会大众提供怎么写作的公共职能和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这些地方官员在决策制定上没有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执政治理中不能有效整合利益差异为人民怎么写作,在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中不去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社会建设的现实举措上不能踏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小事、实事和难事,使得参与维护自身利益的“输入”渠道不畅,政府形成政治产品的过程缺乏社会成员公共信任的支撑,因而,政府“输出”的信息得不到大众的有效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累积了大众对谣言认可的情感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