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元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关 键 词 ：陈占元 巴尔扎克 接受

摘 要：在我国巴尔扎克传播史上,陈占元是不能轻视的一位学者.他对巴尔扎克的关注集中在建国后30年,他的贡献体现在翻译、研究、传授三方面.他的阐释紧紧扣住“思想”这一关键,围绕它而译,针对它而研,根据它而讲.他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独具个性.

说起陈占元,并非人人都熟悉.他原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资深教授,我国译界先贤,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在传播巴尔扎克上,他无法与同时代的穆木天、高名凯、傅雷等人相媲美,可他的追求同样值得我们铭记.他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传播之路.

一、“翻译”不止于小说

从翻译的角度来传播巴尔扎克,在陈占元之前已有诸多学人为之奋斗过,且声名远播.巴氏作品汉译开山之祖林纾、长篇小说汉译第一人穆木天、《人间喜剧》系统呈现者高名凯等就是该方面典范.作为在法国攻读过学位的陈占元来说,想在此领域继续付出且收到成效绝不可步他人之后尘.为此,他设计了一条新的传播之路.他选择三个翻译点进行突破：一是巴氏小说,二是巴氏作品的“序言”,三是国外巴学研究成果.小说上,他选译了《人间喜剧》的《者》和《农民》等作品；“序言”上,他移入了《〈人间喜剧〉前言》《〈夏娃的女儿〉和〈玛西米拉道尼〉初版序言》等篇目；国外成果中,他引进了《巴尔扎克作品的革命性》《巴尔扎克之死》等文章.

乍看起来,陈占元选译作品散乱而无章,单弱而不成体系.细加考索,其学术眼光明晰可见.《者》是巴尔扎克19世纪30年代前半期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作者中篇小说的杰作.它“形象地再现了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经济命脉,从而取代贵族阶级统治的历史现象”.马克思曾以其主人公为例来证实以货币作为资本的重要性：“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这样一部有着深刻意义而又备受马克思关注的作品,自然引起译者的兴趣.《农民》是巴尔扎克“决心要写的作品中最艰巨的一部”,也是“《人间喜剧乡村生活场景》中最有深度的一部”.它不仅“囊括了广泛的社会政治阅历和巴尔扎克对当时社会的大量观察”,而且“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农村中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准确地刻画了各个阶级之间,特别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殊死斗争”.马克思同样用它作为典型事例来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的命题.因此,小说在作者创作中乃至伟人心中的地位促使陈占元将这部“无论就内容深刻、结构谨严、刻画细致、风格明朗而论,都是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上乘之作”翻译过来.

陈占元选择巴氏小说很大程度是根据其文学地位和历史意义而定.他将《〈人间喜剧〉前言》、《〈夏娃的女儿〉和〈玛西米拉道尼〉初版序言》以及《巴尔扎克作品的革命性》《巴尔扎克之死》等介绍过来是应我国文学研究之所需.《人间喜剧》由九十多部小说组成,其广泛性和丰富性可想而知.对于这样的鸿篇巨制,我们阅读它仅凭个人的独自思考是不行的,还必须了解作者的初衷,借鉴他国研究者的观点.《〈人间喜剧〉前言》这篇“总结过去,瞻望未来的辉煌的文字”在“说出这个作品的思想,叙述它的起源”上有贡献,其中诸多观点是我们理解巴尔扎克的关键,将它重点引进很有必要.另外,建国初期的文学正处于建设之中,如何继承国内外古典文学遗产,是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陈占元选择当年法国《欧罗巴》杂志“巴尔扎克专号”上的《巴尔扎克作品的革命性》来翻译,是希望让读者知道“作家和他的时代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以及“应该怎样去接受文学遗产”,以便对我国新的文艺批评起到作用.再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胡风的发难,导致我国文艺界围绕作者的世界观与创作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为了帮助大家正确理解巴尔扎克,《文艺理论译丛》和《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分别用专栏将巴氏作品的部分序言和国外评介巴尔扎克的文章刊载出来,为读者提供了帮助.

诚然,以上诸多因素虽对译者的作为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并非根本.真正促动译者的重要缘由是他那“重知性、重思想材料的‘路数’”.在他翻译的六篇作品里,《者》和《农民》虽是小说,可其中都有很多鞭辟入里、精彩睿智的议论,都阐释出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的真理；两篇“序言”,或者是巴尔扎克整个文学创作的纲领与思想原则,或者是某一“场景”、某部作品的写作构想；引进的两篇文章,也完全是对巴尔扎克思想的探讨或归结.因此,“思想”属性契合了陈占元的治学风格,支使了译者译介现实的形成.

所以说,陈占元的翻译是由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受众的阅读需求、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以及译者的学术个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研析”在单篇中超越

陈占元在研究巴尔扎克上撰写的文章非常有限,比较典型的只有两篇：一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二是他翻译《农民》时写的“后记”（或“译本序”）,其余都是些零碎的随感.然而,两篇文章却能让我们领略到他在研究巴尔扎克上的视角及重心.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是陈占元较早发表的一篇论文.它重点分析了拉斯蒂涅、伏脱冷、高老头等人物形象.文章首先明确,整部作品之中,拉斯蒂涅是“主要中心人物”,伏脱冷、高老头是“其他的中心人物”.接着,文章依次对拉斯蒂涅、伏脱冷和高老头等人物作出分析.对于拉斯蒂涅,研究者说,整个巴黎社会和“在巴黎左岸,特别是在伏盖公寓”的背景,“强有力地撼动着拉斯蒂涅的思想”,“使拉斯蒂涅的爱憎更加分明,使他的意志受到更大的刺激,愈加狂热地要钻进上流社会去”；研究者又说,“拉斯蒂涅性格发展的因素,环境只是其一端,最重要的,还是拉斯蒂涅的社会经验”,这就是鲍赛昂子爵夫人、伏脱冷、高老头带给他的“人生三课”；研究者得出：“拉斯蒂涅是19世纪初叶法国青年野心家的一个典型”.对于伏脱冷,文章重点解释了巴尔扎克塑造其强盗形象的原因：“同情民生疾苦和鄙视统治阶级的思想”以及“个人发展的无限制的”.对于高老头,文章的阐释较为简单,它仅就“高老头的父爱”受“金钱”的决定作用进行了探讨.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巴尔扎克的作品不仅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的无情暴露,不仅是对这个社会的控诉,还表现了要求一个美好未来的意志”,它“表现出这种不肯屈服于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要开辟一个新的未来的意志,这是‘人间喜剧’最使人感动的地方”.陈占元对《高老头》的研究是独特的,他的分析注重了纵向的考究和相关联的追索.为了明确该作品“是巴尔扎克以前作品的总结,以后作品的基石”,他特对作者此前出版的一些小说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为了告知读者该作品中为什么能出现拉斯蒂涅这样更加具体更加充实的典型,他不惜笔墨对稍先于《高老头》发表的《菲拉巨斯》和《金眼女郎》的社会背景及重要人物作了阐释.读者因此而懂得,《高老头》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拉斯蒂涅等典型的出现不是一时的,它们是在作者经过多年创作之后逐步走向成熟的产物.陈占元介绍给我们的《高老头》,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人间喜剧》的缩影,是巴尔扎克创作生涯的关键,更是受众认识19世纪法国社会的一扇窗口.

陈占元对《农民》的研析是在逐步完善中进行的.1961年他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农民》写的“后记”与1979年他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农民》写的“译本序”相比,虽说内容相差不大,但后者在语言表达、论证思路、逻辑联系上更为恰当和紧凑,它更能代表研究者的思想.在陈占元看来,巴尔扎克创作《农民》的目的是要“反映农民与占有土地的贵族大地主之间的斗争”,《农民》的特点在于“它从头至尾都是描写一场激烈的、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陈占元说,《农民》表现了“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民与贵族大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农村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后一矛盾比前一矛盾“更为深刻、更为持久、而且日趋尖锐”.作者“对于乡间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于农村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并且正确地指出了他们同巴黎大资产阶级的血缘关系”.陈占元指出,《农民》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一方面,它能将“整个农民阶级对他们的压迫者日益尖锐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毫无保留地、忠实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能够发表于“侈谈维持风化,保卫社会秩序”的年代,“公然拈出‘无产者’这个字眼儿,描写一群农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使资产阶级统治者感到不高兴,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作者虽然对“农民之间的阶级感情”看得十分清楚,对“资产阶级受农民的威胁”感觉明显,对农民的反抗表现突出,但他“在政治上是站在保皇党立场的”,他“由于迷恋过去”而产生一种“乌托邦思想”――“认为礼义廉耻,只有在丰衣足食的人那里才找得到”,描写农民时,他“着重写他们的缺点,而没有把这些缺点和故事里面也提到的他们的生活条件联系起来,明白指出真正的原因”.陈占元得出：作者创作《农民》“不是揭发这个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是抱怨当时法国政府的软弱”,它只能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陈占元所有的研析围绕“农民的反抗斗争”而展开,所有的探讨都建构在“那个由于不在自有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的蜘蛛网中”的命题之下,所有的思考都扣住巴尔扎克的思想,都结合我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发展的现实.所以,《后记》里,为了契合文学界对“作者世界观与创作关系”的讨论,他由作品不能选取更为优秀的农民作为代表,想到了“巴尔扎克世界观里面的消极因素给他的创作带来的限制”,《译本序》中,他却以巴尔扎克“人道主义的虚伪性质”取代了前一看法.

据以上所述,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仅此两篇文章能对我国巴学产生建设意义?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从文章中已窥探到了其创新之处.在我国,对《高老头》的研究,陈占元是第二人,他对伏脱冷、高老头的某些见解已超出了穆木天的思考空间；对《农民》的翻译由他而起,探讨也由他先行,开拓性意义毋庸置疑.再者,他研究的作品虽只两部,对《高老头》只论析几个中心人物,对《农民》也只触及“农民与贵族或资产阶级”的矛盾,可文章中的思考非常抢眼.阐释《高老头》时,他不单把它作为个案来处理,还把它当成诠释巴氏创作风格的范例来对待：他以几个中心人物的不同安排来交代小说的内容丰富、作者创作主题的摇摆不定以及艺术上的不可企及,以拉斯蒂涅的塑造来证明作者处理“环境与人物的密切关系”上的成功,以伏脱冷这个异乎寻常的形象来盛赞巴尔扎克的艺术效果,以整部作品的“金钱”主题来弘扬《人间喜剧》的历史意义；解读《农民》时,他同样将其置于巴尔扎克总体创作之下,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专门陈述巴尔扎克全部创作的内容和意义,用三分之二的文字紧扣作者的创作风格来叙说作品对贵族的尖刻讥讽、塑造人物时环境与个人的紧密相连等.他的研析文字传递出来的不完全是对单篇作品的思考,包括了对《人间喜剧》乃至巴尔扎克的多方面观照.研究巴尔扎克,陈占元的文章不多,却具有开创性；他谈的内容不广,却具有辐射性和渗透性；他的文脉不典型,没有大标题套小标题,却“娓娓道来,文字浅显,道理深刻”.他这种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用他种形式来拓宽读者的知识空间、增进读者对巴尔扎克的了解的构想,有助于我国巴学的发展和进步.

三、“讲授”相伴而行

陈占元对巴尔扎克的传播没有局限于翻译和研究,他还在大学课堂教学上为之默默奉献.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四年级开设巴尔扎克专题讲座,每周两节课,共讲两个学期.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课时讲一个作家,在大学课堂上颇为少见.开设这样的课程至少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被讲对象本身深广而丰富,非一朝一夕能挖掘殆尽,这一点相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不容怀疑；二是讲授者对被讲对象要有系统、全面而细致的了解,要在课外投入几倍乃至几十倍的精力来收集、思考、研究所讲内容,以保证课堂上所需要的信息量.陈占元达到了这些要求.他凭着对巴尔扎克的浓厚兴趣以及深入了解和广泛涉猎,使课堂内容言之有物且扎实充盈.他在讲析时“常引述巴尔扎克给自己的妹妹以及韩斯卡夫人的信件中的自述,来说明他的生活创作状况与思想见解”.讲解生动有趣.一门以一位文学作家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讲座课,能在名牌大学开设下来且取得如此成效,确属不易.所以说,在巴学中,陈占元不愧为“一位真正的专家”.

综观陈占元在传播巴尔扎克上的多方面贡献,我们发掘到了他的独有个性.一方面,从他从事法国文学教学、研究和翻译现实来看,他围绕巴尔扎克所开展的“译”、“研”和“教”相辅相成、相伴而行：“研”是基石,“译”是具化,“教”是延伸.另一方面,无论翻译、研究还是课堂讲授,陈占元都紧紧扣住“思想”这一主线：富含“思想”的小说、文论等是他翻译的对象,挖掘作品中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政治思想等是他研究的重心和归宿,讲析作者的思想见解和作品的思想意义是他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在他看来,把握了思想,就等于把握了作品的精髓、作者的创作根本.只有“对作者思想有一定了解,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或自己不适用的东西”,才能学有所用,才不为时尚所左右.当然,就巴尔扎克创作而言,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陈占元将接受点框定在“思想”上,自然给读者带来了遗憾.可他能从翻译、研究、讲授多路径多方式多角度上来诠释巴尔扎克创作的思想,使广大受众在认识和理解巴尔扎克上有着纵向的、横向的、内外的感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益之事.何况,他的所作所为发生的时间正值“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年代,对“思想”的重视一则契合了文学和社会现实,二则有利于甄别和审视巴尔扎克创作的真实意图.我们肯定他的业绩之时没必要对他委曲求全.

盘点“巴尔扎克”在我国的传播之旅,我们发掘出陈占元的个性之时,又感觉到了他与另一位重要传播者穆木天的类似之处.作品翻译上,《欧也妮葛朗台》的汉译由穆木天开创,《农民》的中译由陈占元第一个完成,《〈人间喜剧〉前言》最先在穆木天笔下与中国读者见面,陈占元是第二个翻译它的人；作品研读上,他俩最早注目《高老头》,建国前撰写关于《高老头》的论文惟有穆木天一个,建国后首先发表研究《高老头》文章的是陈占元；口头传播上,穆木天是将“巴尔扎克”引入大学课堂的始发者,陈占元是开设巴尔扎克专题讲座的作俑人.据此,我们可以说,在接受和传播巴尔扎克上陈占元同样值得我们注目.不过,比照穆木天翻译和研究巴尔扎克的文章数量,他确实存有距离.可在传播巴尔扎克所产生的效力上,他并非相距甚远.他翻译的《农民》曾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泛为传阅,他翻译的《〈人间喜剧〉前言》曾在国内巴学研究界广为研读,成为理论界人士引证的典籍.尤其是,他在大学讲台上如此系统、深入而全面地讲授巴尔扎克,与穆木天在东北师大开设名著欣赏课举巴尔扎克的例子、在北京师大开设“外国文学”课程中简析巴尔扎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占元就是这样的人,他不靠数量取胜,而是凭质量立足.他不贪多求全,而是在局部上突破.他的贡献在我国巴尔扎克传播史上影响深刻,永志难忘.

(责任编辑：水 涓)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6JA75047-99004）；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ZC143）；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06C193）

作者简介：蒋 芳（1967- ）,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