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本文采用实验的方法检验基于恐惧诱导情绪框架效应的传播效果.本研究征集到136名被试,随机分配于两种风险议题下,要求阅读相关风险事件的新闻报道,并在6个维度评价所阅读的新闻报道.研究结果表明,恐惧诱导情绪框架效应明显,被试阅读风险事件报道后恐惧体验越强烈,则其对相关事件个人主观重要性评估越高；此外,风险事件与个体间的利害关系强度对恐惧情绪的框架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被试在风险事件的专业知识丰富程度对恐惧情绪框架效应调节作用则不明显.研究认为,当前风险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普遍存在恐惧情绪框架,媒介“把关人”应当重视该框架效应的社会后果.
关 键 词 ：恐惧；框架效应；风险传播；传播效果
中国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毛良斌,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后,北京100024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事件频发,人们在享受经济与科技发展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也承受着与之相伴的各种风险.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贪污腐败、医疗事故等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日常经验及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在某事件上主观认知到的风险比客观存在风险本身对公众的心理与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效果.Slovic甚至认为,风险生来是主观的.风险的这种主观性特征使媒介对风险事件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于生活在媒介化社会中的人来说,他们关于世界的想像主要是由媒介来构建的,而媒介提供的风险信息不但是公众获知风险资讯的重要渠道,也是其评估风险后果的重要参考.因此可以认为,媒介有关风险的议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构建着公众对“风险社会”的主观感知.
那么媒介报道是以何种方式构建公众对风险感知的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来自新闻的框架效应.框架理论认为,信息的组织及表征方式会影响个体对其所处理的相关议题的反应.对于媒介传播来说,当对一则事件的新闻框架以前后一致的方式来对事件做出选择、强调和排除,并使得对事件的某些理解在文本里更加突出,那么这些经过选择和强调而突显出的信息,将构建出受众感知到社会真实.这正如Entman所揭示的,强调框架就是选择事实的某些方面,使被选择的部分在传播文本（电视节目、新闻报道等）中更为显著.媒介报道影响风险感知方面的框架效应是存在的,大量经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这一点.Man等人研究发现,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风险,会影响人们对风险的认知；Kasperson,Renn,Solvic等人的研究也指出,感知事件或不幸事件的严重性主要由资讯及其所预示的内容所决定.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则来自于媒介的议程设置效应.议程设置效应可以发生在两个层面,议程设置第一层次效应主要表现媒介报道的议题更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在人们意识中的显要性更高；第二层次效应表现在媒介在报道某个特定议题时,使用的语言,报道的视角以及组织的架构会影响受众对议题的接受和理解.这种效应在媒介报道风险事件信息时同样存在,这方面的经验研究证据已经非常充分.Ghanem研究发现,尽管某一地区的犯罪率客观上在下降,但媒介对犯罪事件的报道却增加了民众的不安全感；McCombs和Shaw研究发现,大众媒介关于飞机失事与劫机事件的报道显著地影响着公众选择乘坐飞机以及购写航空保险的行为.
一些研究还进一步了探讨框架效应及议程设置效果产生的内在作用机制,并分别将其归因于可应用性（applicability）与可达到性（accessibility）两种认知机制.可应用性是指在处理信息时,一则消息的显著属性唤起与激活了特定构念,其后,在人们评估这则消息时,越来越可能想起这个构念,通常称之为“可应用效果（applicabilityeffects）”；可达到性是指某个构念一旦激活之后,构念还会保持一些剩余的激活潜力,并在随后的评估中可能被再度激活并应用,通常称之为“可达到效果（accessibility effects）”.Kim等人队为,框架效应主要是基于可应用模式,而议程设置效果以及属性议程设置效果中表现出的铺垫（priming）效果,则主要基于可达到模式.
诚然,对媒介报道风险信息的认知加工足形成受众主观风险感知判断的重要过程,但这一过程却有可能会受到来自受众本身诸多因素的影响.MeCombs就认为,导向需要（need fororientation）可能是影响议程设置效果最重要的一个心理变量,并认为议程设置效果应当是信息可得性和个体关联性的联合作用的结果.心理学中有关情绪与认知关系方面研究表明,情绪与认知加工两者关系更为密切.沙赫特和辛格等人的研究认为,情绪产生的机制条件中,认知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另外～些研究则认为,认知影响情绪产生,同时情绪又会影响认知评价的过程.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在探讨影响媒介报道与公众风险感知关系的诸多因素中,情绪的角色与功能是受到忽视的.基于情绪与认知的关系,本研究认为探讨情绪在媒介报道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及行为决策过程中作用机制,是非常值得的.
二、基于恐惧诱导情绪框架的理论构建和研究检测设
近年来,在危机传播效果研究中,已有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情绪的重要性.一些研究结果揭示,不同类型的情绪（如愤怒、焦虑等）条件,将诱使受众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加工方式,回忆策略和决策机制.Jin,Pang和Cameron等人从情绪视角研究危机传播,其提出“整合危机图式模型”（integrated crisis mapping model,ICM）认为,在危机情境中存在四种最主要的负面情绪,即愤怒、悲伤、惊惧和焦虑,这些情绪将对公众的危机感知及应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公众感知并应对危机情境的过程中,情绪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仍鲜有研究基于情绪视角探讨媒介报道对公众风险感知及行为决策影响的过程机制.Kim和Cameron一项研究发现,由媒介危机报道引发的愤怒及悲伤两种不同情绪,对公众的评估决策过程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与悲伤的情绪相比,愤怒的情绪将使人对危机事件主体的评价更消极. Kim和Cameron等人的研究为构建媒介报道中的情绪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为基于情绪视角深入探讨媒介报道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及决策行为提供新的研究前景.媒介报道中的情绪框架,可以描述为是媒介对所传播的信息,经由精心组织与策划,诱导受众对某一特定事件或对象产生某种情绪,而该情绪又进一步导致受众对该事件或对象形成特定的解释方式和应对策略.然而,不同类型的情绪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也就是说基于不同特质的情绪框架之间,影响机制及效果可能是不同的.本研究最感兴趣的是,在涉及到风险事件的传播中,基于恐惧诱导情绪框架的媒体报道,具有怎样的传播效果呢?选择恐惧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恐惧是一种与风险信息传播关联最密切的情绪,而且从日常经验判断,恐惧也是人类应对环境威胁最直接的本能反应；其次,在“风险社会”中,无论是在媒介报道中,还是社会文化中,恐惧已经成为最流行的元素,这种现状可以从学者Altheide对恐惧的社会文化意义诠释得到印证,“在人们理解世界、定义他们所面临的社会情境、构建社会现实以及组织交互行为的过程中,恐惧已经成为他们最依赖的解释框架”.
从框架效应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发生机制来看,媒介报道议题中的某种显著属性激活特定的构念,并使这一构念在随后进行的认知评估中获得优先权或在记忆提取时更容易获取.我们认为,在一则报道议题的诸多属性中,情绪属性,尤其是恐惧属性,在激活特定构念方面可能具有更好的效果,这可能是由恐惧情绪与人的本能行为之间的直接关联性决定的.Buck认为恐惧是一种基于人类进化产生的本能生存机制,它能使人警觉到当前环境中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风险源,并驱动个体产生防御反应.在这一机制作用下,我们认为诱导产生恐惧情绪的信息将会获得人们更高的关注,并在评估中被赋予更重要的权重.据此,本研究对恐惧诱导情绪框架传播效果提出如下研究检测设：
H1：对风险事件报道中,恐惧诱导情绪框架对受众风险事件重要性评估具有显著正效应.
正如议程设置效果需要考虑导向需求的调节效应,恐怕诱导情绪框架的传播效果显然也会受到受众个体本身因素的调节影响.由于恐惧诱导情绪框架的传播效果主要是由媒介报道诱导产生的恐惧水平决定的,根据Rogers提出的“防护动机理论”,恐惧情绪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个体感知到事件的有害程度,二是有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此条件下,本研究认为,受众与风险事件的利害关系和受众对风险事件的专业知识了解程度将可能对恐惧诱导情绪框架的传播效果具有调节作用.首先,在受众感到事件具有风险时,从日常经验可以推断,只有当事件与个体生活紧密相关,那么个体对该事件给予高度关注程；其次,对于感受到威胁的事件,若受众对威胁本身没有相关知识,个体无法提供相关经验进行威胁程度大小的判断,那么也可能会使受众对风险事件产生更高的警惕,如近期国内民众对食用转基因大米表现异常恐慌,但一些研究转基因的研究专家则鼓励大家食品转基因大米,并亲身试范,在这个案例中,国内普通大众对于转基因大米之类的知识可以说完全陌生,而且也没有其他任何相关经验可参考用于对食用转基因大米的危险程度进行判断,从而公众普遍关注转基因大米的风险.据此提出如下研究检测设：
H2：受众与媒介报道风险事件的利害关系对恐惧诱导情绪框架传播效果具有调节效应.
H3：受众在媒介报道风险事件上的专业知识了解程度对恐惧诱导情绪框架传播效果具有调节效应.
此外,受众对风险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主观判断也是影响恐惧程度的重要因素.由于发生可能性的判断主要是指向未来时间的,在时间可能存在有远近之分,即存在近期发生的可能性和远期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可将恐惧情绪体验区分为近期恐惧和远期恐惧.本研究认为,无论是近期恐惧,还是远期恐惧,两者可能会在不同类型风险事件存在差异,但不会影响恐惧诱导情绪框架传播效果.据此提出如下研究检测设：
H4：基于近期和远期的恐惧诱导情绪框架,均对风险事件的重要性评估具有显著正效应.
根据上述研究检测设,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设计与被试分组
研究采用2（情绪框架：恐惧情绪框架、控制组）×2（风险事件：手机使用、转基因食品）的因素实验设计.征集得到136名大学生,其中男生51人,女生85人.告诉他们将要参与一项“新闻事件阅读体验”研究.随机将被试分配于各实验组,每个观测组各分配34名被试.
(二)研究材料与程序
被试要求阅读1则新闻材料（一则有关手机使用事件的新闻,一则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新闻）,新闻均为从现实报道的新闻中产生,经过编辑后,保留事件发生的过程及后果等内容描述,但去除其中报道来源、事件发生时间和地点等消息.阅读材料分别设计为：
手机使用恐惧组：手机使用过程中发生爆炸,导致使用者重伤不治；
手机使用控制组：手机使用对人体具有一定的辐射,但影响不大；
转基因食品恐惧组：目前转基因食品无处不在,其潜在危害将难以估计；
转基因食品控制组：转基因食品是一种安全食品,对人体健康不会有伤害.
完成阅读之后,被试需要完成一次问卷调查,任务的内容是用以下6个维度上评价所阅读新闻,评价维度分别是：
（1）专业知识了解程度（你对材料新闻中发生事件原因及后果的了解程度如何?）
（2）事件危险或威胁程度（在你看来,这个事件存有多大的危险性或威胁性?）
（3）近期发生可能性（该事件近期影响你个人的可能性有多大?）
（4）远期发生可能性（该事件将来影响你个人的可能性有多大?）
（5）利害关系程度（该事件与你个人实际生活利害关系有多大?）
（6）个人重要性评估（对于你个人来说,该事件的重要性程度如何?） 在评价恐惧程度上,研究采用两个恐惧指标,即近期恐惧和远期恐惧.Apter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对某一事件在短期内的恐惧体验和在未知将来的恐惧体验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一场即将来临的强台风可能会引发很强的短期恐惧体验,但未必引发将来的恐惧体验.根据Roger提出的恐惧定义,近期恐惧由对事件感知到危险或威胁程度和在近期受到影响的可能性大小两者加总合成获得,远期恐惧由对事件感知到的危险或威胁程度和在将来受到影响的可能性大小两者加总合成获得.由此得到研究另外两个评价指标：
（7）近期恐惧水平（事件危险度+近期发生可能性）
（8）远期恐惧水平（事件危险度+近期发生可能性）
各维度评价主要基于利克特11点量表,10表示非常了解、非常危险、非常可能或非常重要,0表示一点都不了解、一点都不危险、一点都不可能或一点都不重要.
三、研究结果
(一)各变量描述统计分析及恐惧诱导情绪框架变量操作效果检验
对研究中各主要变量在两个观测事件不同实验处理组别中的表现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并使用t检验比较是否存在差异性,结果如表1所示.表1结果显示,手机使用及转基因食品两个事件上,恐惧组被试在近期恐惧和远期恐惧水平上均显著高于与控制组被试,说明本实验中对恐惧诱导情绪框架操控设计的效果理想.
(二)对检测设检验的结果分析.
检测设Hl检验：使用t检验,分别检验手机使用及转基因食品两个事件上,恐惧组与控制组的对风险事件重要性评估差异.表1结果显示,在手机使用事件上,恐惧组被试对该风险事件重要性评估显著高于控制组；在转基因食品事件上,恐惧组与控制组被试对该风险事件重要性评估上差异也达到边缘显著水平（p<.07）.由此可以说明,恐惧诱导情绪框架对风险事件重要性评估具有显著正效应.检测设H1得到研究数据的支持.
检测设H2检验：以恐惧水平为自变量,利害关系为调节变量,重要性评估为因变量,采用0LS分层回归分析方法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由于利用评价量表观测得到恐惧水平及利害关系为连续数据,故需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去中心化处理.表2结果显示,无论是在手机使用事件上,还是在转基因食品事件上,均观测到利害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利害关系对近期恐惧诱导情绪框架传播效果的调节效应显著（p<.05）,利害关系对远期恐惧诱导情绪框架传播效果的调节效应稍弱,但亦可达到边缘性显著水平（p<.07）.检测设H2获得研究数据的支持.
检测设H3检验：以恐惧水平为自变量,专业知识为调节变量,重要性评估为因变量,采用OLS分层回归分析方法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由于利用评价量表观测得到恐惧水平及专业知识为连续数据,故需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去中心化处理.表3结果显示,仅在手机使用事件上,可观测到专业知识对近期恐惧诱导情绪框架传播效果具有显著调节效应.检测设H3仅获得研究数据的部分支持.
检测设H4检验：检测设H4可由表2和表3中各回归方程模型输出结果进行检验.表2中的回归方程模型1,3,5和7显示,在本研究观测的两个风险事件中,近期恐惧和远期恐惧对事件重要性评估的回归系数均非常显著；表3中的回归方程模型1,3,5和7结果也揭示,在本研究观测的两个风险事件中,近期恐惧和远期恐惧对事件重要性评估的回归系数非常显著.检测设H4获得研究数据的有力支持.
四、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获得了多个有价值的结果发现：
首先,本研究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在风险事件传播中,事件报道的情绪框架,尤其是基于恐惧诱导的情绪框架,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结果证明,这种基于恐惧诱导情绪框架会显著地提高公众的对事件风险的恐惧程度,进而影响公众对风险重要性的主观评估.研究结果对议程设置效果的机制提供十分可观的经验补充.在对议程设置效果机制的探讨中.研究者主要集中于个体的认知过程分析,认为可应用性和可到达性是议程设置效果产生的心理机制.本研究结果发现,个体情绪,尤其是恐惧情绪也可能是产生议程设置效果的一个重要心理变量,该变量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当某一事件与恐惧情绪关联,即认为事件具有某种恐惧情绪属性,那么该事件则有可能更容易被激活,并且在记忆信息提取是往往显得更容易,从而使用事件信息在主观评估中影响更大.本研究结果支持了媒介报道中存在恐惧情绪框架效应的可能性.
其次,本研究结果发现,事件与个体间的利害关系程度是恐惧情绪框架效应的一个重要调节变量.事实上,事件与个体间的利害关系本身对事件重要性评估具有显著影响,表2结果显示,利害关系这一变量在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非常显著,这一结果符合我们对日常现象的观察结果,因为一般情况下,最受公众关注大多是与个体利害关系最密切的事件信息.利害关系的调节效果主要表现在,当媒介报道的风险事件与个体存在高利害关系,那么基于恐惧诱导情绪框架效应就会更加明显.本研究的结果与导向需要理论中强调利害关系对议程设置效果的调节作用具有一致性.
在本研究观测的两个事件上,专业知识对恐惧诱导情绪框架的调节效果不明显,仅在手机使用事件中,观测到对近期恐惧诱导情绪框架效应存在边缘性显著水平的调节效果.但表1结果揭示,在转基因食品事件上,实验被试在该事件上的专业知识总体偏低（与手机使用事件相比）,但在恐惧水平上总体偏高（与手机使用事件相比）,说明专业知识仍然可能是影响个体的恐惧体验水平的重要变量.另外,该结果可能也是由实验情境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导致的.因为无论是手机使用事件,还是转基因食品事件,研究被试在专业知识评价上观测数据离散性较低,说明大家在专业知识差异方面不明显,而且观测的研究被试数量不够充足,也可是导致调节效果不明显的原因.
最后,本研究结果也对现实情境中媒介在风险事件传播上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媒介传播的把关人需要关注恐惧情绪框架效果产生的社会影响,Altheide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年青人对危险的体验远远高于20年前他们父母的体验.当媒介经常报告诸如抢劫、、暴力与犯罪,而且还将其与恐惧情绪进行联结,必然会引发人们对周围生存环境的不安全感,从而导致公众主观上过高估计这些风险事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在这个互联网已经相当普及,社交媒体异常发达的时代,公众能够非常便利地接触到更恐怖的新闻事件,如战争中的画面、各种残暴的犯罪手段、自然灾难造成的恶性后果,无论是作为媒介管理者、新闻从业者还是个人,是否需要深入思考应该如何去构建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媒介环境呢?
本研究也存在若干方面的不足：研究只探讨恐惧情绪,而没有选择另外的情绪进行比较；观测事件数量较少（2个）,且观测被试来源单一且数量有限；对情绪测量的工具仍然使用主观报告法,可能会令观测数据存在更大的随机误差.未来研究若能在上述诸多方面进一改进观测条件,那么对于提高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