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明末清初,由于多方原因,中国对日本的紫砂壶输出量达到高峰,大量的紫砂壶流入日本,不仅丰富了日本的茶道文化,并且相应地提升了日本当时制陶的工艺水平.而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也是宜兴紫砂壶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等
清代紫砂壶向日本的输出
日本抹茶道用不到紫砂壶,点茶所需的是釜、茶人、茶杓、茶碗等茶道具.但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有着某种机缘巧合,紫砂壶对日本的输入就源于三个历史原因：其一,就在紫砂壶于明代中晚期兴盛之后,清朝初年一位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带去了明代饮茶的新风尚——瀹饮法,即直接在叶茶中注入沸水冲泡饮用.故而冲泡饮用所需的紫砂壶的传入就水到渠成了.其二,除了隐元禅师,明末清初还有大批中国人为避战乱而奔赴日本,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不肯失节侍清的文人雅士.这些文人雅士必然带去了当时中国的饮茶风尚和饮茶用具,想必明末清初盛行一时的紫砂壶亦在其中.其三,又因中日贸易的繁荣,到了江户中晚期（约18世纪中后期,清代前期）,煎茶道已趋成熟,至江户末明治初（19世纪上半叶.清代中期）,煎茶道达到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并延续至19世纪末.这个繁荣而热烈的煎茶道盛行期,对紫砂壶的渴求是可想而知的.
据此可以说,日本煎茶道的发展历程也是紫砂壶逐步输入日本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紫砂壶备受推崇.日本著名学者、歌人兼小说家上田秋成的煎茶道名著《清风琐言》中即刊印了多个煎茶道所用的茶壶,很显然受到紫砂壶的影响；再如明治间日人瓮江川田刚所撰紫砂名著《茗壶图录》刊刻于明治九年（1876年）,正是日本煎茶道的繁荣期.若再细看此书.会发现书中内容全面展示了日本茶界紫砂壶的真实状况.单从下卷所收录的23件紫砂壶作品的造型之丰富、品种之多样即可见当时紫砂壶之热,其中点出名字的紫砂壶家有13人之多,他们的藏品艺术水平极高.有李仲芳、陈和之、许龙文、陈鸣远、杨彭年、符生等众多紫砂名家的作品.
这种普及和不是短期内形成的,可以相信从清初煎茶道的形成期开始.宜兴紫砂壶就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了.《（江苏）陶瓷工业志·特种工艺陶瓷·陶艺名人选录》中记载道：“陈文伯、陈文居兄弟俩,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文伯号寄石山房等所制紫砂花盆,畅销日本,久而不衰.”虽然此处所记录的是紫砂花盆,但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在雍正、乾隆年间紫砂壶出口日本当不在少数.清人寂园叟在《陶雅》一书中也记录说：“葛明祥乃乾嘉时人,欧（子明）葛瓷釉色略相似,在灰墨蓝绿之间,厂人鄙之,以为溺壶色.日本人美之以为海鼠色且谓四时花光皆与之相宜.日本人重泥,均以有纹者贱,细如鱼子者为下,盖纹片细碎乃阳羡砂之上釉者,欧氏之所仿也,要不得以广窑目之.”这些记录都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宜兴陶器的推崇.
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说：“日本有一种陶器叫做‘万古烧’,就是完全仿造宜兴的陶器,但较为轻盈和粗糙.”可见,紫砂壶在日本茶具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日本陶艺家主动从紫砂壶上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有宜兴紫砂壶工艺师远赴日本传播紫砂壶的制作技艺.据宋伯胤先生主编《紫砂品鉴与》一书介绍,当壶名家徐汉棠的曾外祖父邵云甫,是同治年间的紫砂高手,他曾赴日本制作陶艺品,颇负盛名.之后,光绪四年（1878年,日本明治十一年）,宜兴紫砂名工金士恒和制壶高手吴阿根同往常滑,传授鲤江方寿、杉江寿门、伊奈长三等三人紫砂“打身筒”制法及陶刻装饰技法达半年之久,使得当地的朱泥技术更上一层楼,出现了小型精巧的作品,是日本制作宜兴风格的朱泥壶之始,也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常滑地区制陶工艺的水平,影响至今犹在.
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
清代除顺治、康熙及雍正年间的部分年代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海禁,其余近两百年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尤其对于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国家.甚至允许他们到除了广东之外的闽、浙、江海关贸易.在经贸往来中,茶叶以及泡茶所需,尤其工夫茶法所需紫砂壶是出口商品的重要部分.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中分析的个中缘由是“侨销促进外销”,即华侨带动了中国茶叶和茶具在南洋的消费.当时侨销茶叶主要以青茶为主,如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泰国等地主要消费闽南、闽北出产的青茶.而这些青茶冲泡主要是以盖碗和紫砂壶或潮汕手拉坯为主.所以,随着茶叶的大量输出,紫砂壶必然成为重要的附属品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1985年,英裔澳人哈澈（Michael Hatcher）发现1752年（乾隆十六年）在新加坡港东南方沉没的捷达麦森号（Geldermalson,又称南京号）并将其打捞,约10件紫砂壶重新面世.另有1822年1月（道光元年）在南洋沉没的泰兴号（Tek Sing）上出土了更多的紫砂壶.这批紫砂壶中数量最多、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工夫茶壶.其形制多达1 O种,基本涵括了工夫茶壶的主要品类.胎质以朱泥为主,偶有少量紫泥.其艺术特征和闽南地区清墓出土的朱泥壶完全一致,都是宜兴产销,底款多写刻诗词.并署“孟臣制“行书阴文款.1845年（道光年间）左右在南洋沉没的迪沙如号（Desaru）是在19世纪40年代航行于中国与南洋间载运陶瓷货物的木质商船,其出水的文物也有宜兴出产的陶瓷缸瓮和紫砂壶,其中有300把较完整的紫砂壶和更多紫砂残片.绝大部分是较小的梨形壶和直流扁腹壶,底款也多是通行的孟臣款.从这些重又面世的紫砂壶可以看出.这些砂壶多为南洋华裔需求而制作,为冲泡工夫茶所用,承袭了福建及潮汕茶俗.考虑到清代中国与南洋的经贸关系之密切,商船来往之频繁,可以想象当时外销至南洋的紫砂壶数量之多.
另有出口泰国的磨光壶在清中、晚期也非常盛行.它是将烧好的成品紫砂壶进行打磨、抛光.加工好的作品光可照人,有“贡局”款和“利兴”款,时称“车光茶壶”,畅销一时.这些外销泰国的磨光紫砂壶多为泰国富裕人家所制,一般为小圆壶、圆筒壶、水平壶,大多在壶嘴、口钮、盖沿等处镶上金边或其它金属.有的配以金属提梁,部分作品的底款为泰国文字或图案,整壶显得珠光宝气、富贵华丽,充满异国情趣.“贡局”款铜把软提梁为这类壶的代表,它是赵松亭于光绪年间所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