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而李大钊则率先中国大地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通过其社会交往来进行的,所以,通过把握其社会交往活动,研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 ：李大钊；社会交往；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283-02
一、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在精神或者物质方面,相互往来、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往的主体运用一定的手段、方式或者工具,与交往的对象发生联系和作用,从而实现物质、情感、能力、信息的交换与沟通.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通过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实现相互间的交流.社会交往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时,也是通过人们的社会交往来实现它的传播的.李大钊是公认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在其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完成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注重对其理论的阐释,同时也强调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在其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他也把对理论的研究和对实际的考察相互贯通,“李大钊是属于那种经常注意理论是否适合于当时的环境以及有无实现的可能性的这样一个人”[1].在李大钊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使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保持了清醒而辩证的态度,也使他在社会交往中遵从了他自己的意识.
二、李大钊社会交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通过社会交往实现的信息交流、传播等往往是需要借助于主体在不同时间、场合下的不同身份来实现的.李大钊既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同时西学知识丰富,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大学教授、多家报纸编辑,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了坚定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李大钊通过自身的各种身份,在其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一)进步的北大图书馆主任
1918年1月,李大钊开始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任期间,他增购了大量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德文版的《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等；他还大量外文进步杂志,如《Soviet Russia》、《The New Russia Communist》等.另外,他还在北大图书馆开设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并实行开架阅览[2].因此,北大图书馆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前来.通过担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搜集、订阅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为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还热心于进步团体的活动,在他的组织和推动下,成立了“少年中国会”、“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这些进步团体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见证.参加这些团体的进步人士,许多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如“少年中国会”的成员蔡和森、张闻天、恽代英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他们都是深受李大钊的影响而走上革命之路的.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对的影响.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期间,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3].
(二)诲人不倦的大学教授
李大钊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力的传播.1920年7月至1924年底,李大钊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同时任包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在这期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传播.在担任大学教授期间,李大钊充分利用讲坛、报刊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使得更多的知识青年学习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北大,李大钊先后开设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等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课程；在其他高校,李大钊开设过“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通过授课的形式,李大钊让更多的青年学子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也更坚定了他本人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李大钊还把课程中的一些讲稿整理发表出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如《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除了上课,李大钊还经常组织讲座、发表演说,“从五四运动到中国成立,大钊同志发表的文章、讲义、演说,现在所知道的,就在一百三十篇以上,平均每六天就发一篇.”[4]通过授课、讲座、演说等形式,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播进了广大的学子心中,促使更多的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三)开明的报纸编辑
李大钊还是一位开明的报纸编辑,通过主编、编辑报刊和担当撰稿人等,他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向了大众.“从1913年到1925年,他先后主编、编辑或指导出版的报刊近20种,为二三十家报刊撰写争论、时评、通讯、诗歌等300余篇,百余万字.”[5] 李大钊在主编《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杂志的过程中,大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还帮助《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与此同时,李大钊发表了大量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经济学说”等基本原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元动的学说”,使马克思主义更加生动具体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李大钊还担任多个报刊的顾问指导,为许多进步报刊的创办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例如,1918年10月,北京、天津、上海、济南等地的学生爱国会组成统一的学生救国会,并出版《国民》杂志宣传救国思想,当《国民》杂志邀请李大钊予以指导和支持时,李大钊欣然接受了邀请,并为之撰写文章[6]；创办《湘江评论》时,也曾得到李大钊的支持. （四）严谨的学者
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李大钊有着严谨的学术态度,而对待他所信仰并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他也是以学术的态度来对待的.因此,当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或者反对之时,他毫不犹豫的站在客观而辩证的立场上,与对方展开辩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以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比较明显的就是他参与的两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一次是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次论战主要是与胡适等人展开的.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要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根本解决”,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鲜明的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提到“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7],对胡适的观点予以了坚决的反驳.另外一次便是与张东荪和梁启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展开的论战,后者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的民智不够,面对这样的观点,李大钊又一次对其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三、结论
从总体上看,李大钊在社会交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通过其社会身份的不断变化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充分利用自身的多重身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是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纵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整个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方式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大成为了建党前活动的主要基地,有人统计“在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全国8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有6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全国仅有的53名党员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参加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5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6].而中国的成立与李大钊更是有直接的联系,“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至今还为人们乐道.李大钊与孙中山的交往,对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也有莫大的关系.仅从这些,就已足以看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了.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的自勉之语,他也毕生践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仰,促使不断地学习研究这门学说；他对国家和民族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不断了去传播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在社会交往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把这门学说带到了知识分子、工人以及广大的群众身边.李大钊在牺牲前曾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至死不渝.时至今天,他在社会交往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的这种方式,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应该通过在自身角色的不断变化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变化的实际结合起来,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当前的社会思潮,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凯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