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848年2月,一部划时代巨著《宣言》面世,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揭开序幕.《宣言》完整、系统、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它的诞生就像一盏灿烂的明灯,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宣言》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传播过程颇为曲折.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宣言》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不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而是由西方传教士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过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兜售西方的宗教教义,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是为了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然而,就在他们兜售和鼓吹的过程中,却先后不自觉地、零星地、甚至是歪曲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介绍给了中国人民.
在中国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这是英国传教士威廉士于1887年在上海创办的刊物.该刊很早就登载过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的消息.随后,它又介绍欧美各派社会主义,并把它们通称为“大同学”和“安民新学”.
1899年3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发表了《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该文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等”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而文中关于“马克思之言曰”后的文字,则是对《宣言》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的内容意译.（今译“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按李提摩太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一介绍,告知清政府有关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闭关锁国是不行的,同时还规劝清廷当权者接受新潮和改良.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却在无意之中曲折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了中国.
此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公报》上也相继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做了简要介绍.然而,这些介绍都是在所谓“更研哲理牖新知”旗号下,作为西方政治学派中的一派加以介绍的,其目的是借此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在中国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还十分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用一种赞赏的态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1896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开始了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并知道了马克思,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宋庆龄回忆说：那时“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虽然此时的孙中山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有一些朦胧的认识,因而自信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并怀着虔诚和热情四处寻找社会革命党.1905年初,孙中山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会见了当时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在交谈中,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他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是要避免其种种弊病”,“我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等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为此,孙中山还请求第二国际书记处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还是大量摘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对此较系统地进行了介绍.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宋教仁等人都曾在《民报》上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宣言》中有关的章节内容.
1906年1月,朱执信以笔名“蛰伸”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对《宣言》进行了评述.他说：“马尔克（即马克思）既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第一国际）奉以为金科玉律”,“德意志之劳动者亦感于马尔克之说,起而与富豪抗”.又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等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他为此还专门摘译了《宣言》中的四段内容,介绍其要点.如第一章开头译文是：“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今译“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结束语的译文是：“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5号上,宋教仁也以“犟斋”的笔名译著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向国民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译了《宣言》的结束语,其曰：“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他所译的比朱执信译的更贴切于原文.叶夏声也以“梦蝶生”为笔名,在《民报》的第7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也在文相似度检测绍了《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
1908年1月,在同盟会员刘师培、何震等人创办的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天义报》第15号上,刊登了恩格斯为《宣言》所作《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一部分,并加了编者按语说：“案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随后,又在3月出版的《天义报》第16至19期合刊上,发表了《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
上述《宣言》各种版本的摘译主要来自日文,而日文《宣言》全文本,则是1904年首刊于幸德秋水主编的《平民新闻》上.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上,出现了不少曲解和误解,但毕竟给国内的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提供了条件.
“五四”运动与《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向海外积极寻求革命理论,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运用其学说观察、剖析国家命运,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并广泛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期上发表了署名为“舍”的介绍《宣言》的文章.文章在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在介绍《宣言》第三章“无产者与”的基本内容时,作者明确指出：“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关系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文章还着重翻译了《宣言》的十大政纲,较之《民报》的译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该文对《宣言》的介绍仍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却突出了《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基本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等.该文的发表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对即将来临的五四运动有一定的促进和影响.
五四运动的兴起,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还专门引用了《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内容.在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时,他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登载渊泉所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文.该文从《宣言》产生谈起,并对《宣言》的结束语进行了较准确的翻译：“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权利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的.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
在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国民党人也由过去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便是他们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据统计,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设》杂志就刊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成为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突出的刊物之一.而《星期评论》则是与《新青年》齐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约稿的.《觉悟》副刊也是如此.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内,刊载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由此可见,这3个刊物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此时在国内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文摘译比较多,但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全译本.
1920年春,陈望道由于在浙江第一师范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回到故乡义乌,受《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研究新思潮,着手翻译《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写到一本日文版《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熟谙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比如该著作的第一句话（今译“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要想贴切地译成中文就不容易.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后,他便四处物色合适的译者翻译《宣言》,准备在该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后,便向他举荐杭州的陈望道,认为陈可胜此任.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宣言》,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后来,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曾问陈望道,《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文本译,同时参考日文本.
陈望道回到家乡后在一间柴房里,开始专心翻译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经年失修,破烂不堪,而山区早春的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足发麻.可他硬是只凭借着柴房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终于在4月间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宣言》译成了中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陈望道正准备把中译本《宣言》交《星期评论》连载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印行《宣言》则是当务之急.虽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但陈独秀仍尽全力设法使它面世.陈独秀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后,通过多种途径筹措到一笔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承印《宣言》.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马克思肖像和上端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马格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的《宣言》在上海公开出版,这也是马克思的著作在中国第一个全译本.该书刚一问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争购.
《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即刻销售一空.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售空.当时出版发行是借用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而很多读者渴望得到此书,但又苦于寻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地址,于是纷纷投书《星期评论》杂志主编沈玄庐,询问发行处,怎样才能购写到此书.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答人问《宣言》底发行所”为题,复信广大读者说：“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思《宣言》的写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功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就这样巧妙地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应广大读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陈望道中译本《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而从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发行起,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房印最后一版时,该书三易书名,四改译名,六换出版单位,冲破了反动当局一次次查禁封锁,终于使之成为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成为了无数革命先驱走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启蒙课本.
《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影响和培育了当时整整一代革命者,促使他们由激进的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1936年11月,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时说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等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柯察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周恩来在谈个人和革命的历史时也说道：“这一时期（1920年）,在国内曾看到《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由此可见,20世纪初《宣言》虽然在中国历经了万分艰难的传播过程,但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催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古老的大地上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