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中国,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一样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兴趣,没有一部小说的研究,像《红楼梦》一样曾激起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暴,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中国人都记得,1954年有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批判运动,引发这场风暴的是两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他们挥斥方遒,指点红楼,激扬文字,因一篇批判俞平伯的学术文章而跃上风口浪尖.而另一位“小人物”――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先为俞平伯辩护,后对俞平伯反戈一击.她在时代的大潮中沉浮,最终被政治运动淹没等
站在这场大风暴中心的,是俞平伯.
红学,1954,已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梦魇”等
俞平伯的学生写了一篇《新版〈红楼梦〉校评》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弟子顾颉刚、俞平伯加入,由此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
1946年,俞平伯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一直在中国文学系执教至1953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成立.该所成立后,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俞平伯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调至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
1948年年底,天玄地黄之时,胡适拒绝了中国的挽留,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也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则成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 “第一人”.
俞平伯衷心拥护中国的领导,热爱新中国,表现积极,从其公开发表的诗歌可见一斑,如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以及赞颂抗美援朝的诗,诗云：“千里青山变了黄,终教胜利归吾党.”
1952年,俞平伯应文怀沙之约,在上海的棠棣书店出版了《红楼梦研究》.没想到销路很好,印了六版.据说喜欢《红楼梦》的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共谈,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此时,俞平伯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但在惯性的作用下,他治学走的仍是考据的路子.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三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陈述.
1953年秋天时,文学研究所安排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佩璋担任俞平伯的助手,协助俞平伯从事《红楼梦》研究工作.王佩璋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俞平伯在此任教,俞平伯是她的业师,他对这位文静的学生有着良好的印象.为何选择王佩璋做俞平伯的助手?这是因为她在《红楼梦》与中国古典诗词这两个方面很有造诣.在个人服从组织安排的年代,王佩璋做俞平伯的助手,和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同期学生相比,这应是一个上佳的选择.想来王佩璋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走出大学校门半年后独立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得到了国家级出版社的重视和赏识.从她随后代俞平伯所写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可以看出,这一对师徒合作得还不错.
如果没有1954年那场批判俞平伯的运动,王佩璋会安心地跟随俞平伯做学问,并会成为脱颖而出的“红学”研究专家.可是,她所处的时代没有给她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她的人生道路被外力左右,拐向前途叵测的荆棘之途.
正是王佩璋的如何写文章,激发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挑战的豪情,从而引发了那场举国震惊的批判运动.
1953年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汪静之整理的新版《红楼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排印本.汪静之是20世纪20年代的“湖畔诗人”之一,对《红楼梦》的研究并不内行,因此,这个本子存在不少问题.正协助俞平伯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王佩璋,发现问题后,写成了《新版〈红楼梦〉校评》一文,认为新版《红楼梦》“首先是关于本书的作者曹雪芹的生卒年与他的旗籍都有错误”,接着指出,“‘新本’虽然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
王佩璋将此文投寄《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编辑部.《文学遗产》采取了谨慎的处理方式,他们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佩璋的文章一并寄去,让他们核实.作家出版社收到转来的文章后,重新审查了《红楼梦》新版本,证明王佩璋的批评是合于事实的.
两个“小人物”发表了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
两个“小人物”是李希凡和蓝翎,二人都毕业于山东大学,是同学.王佩璋的文章与作家出版社的信于1954年3月1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李希凡与蓝翎的注意.时值春检测,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同学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最近《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 二人又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也不以为然.他们开始着手写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挑战.几经周折,文章发表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九期上.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样一篇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文章一旦到了高层手里,就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个“小人物”无意中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不可预料的反应,这超出了两个“小人物”的预料.用李希凡自己的话来说,这时他已是“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了”.
李希凡因为这篇文章,开始了一段风光无限的航程.1954年当年即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他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而蓝翎的航程充满了莫测的风浪.1954年,蓝翎从北师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调到《人民日报》.1957年,蓝翎在《人民日报》被深挖出来,打成“”.蓝翎后来这样记述自己的喟然长叹：
偶因一念之差,沦为“牛鬼蛇神”,“咎由自取”,怨得着谁?谁让你探求什么“独立思考”来着!我只不过是这场大悲剧中一个无足重轻的青年作者而已.反“左”防“左”被“左”毁,“生逢其时”,三生有幸也.
两个“小人物”在大时代的潮流中沉浮,身不由己,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命运的起落荣辱,社会潮流、时代风云辉映其间.
读了两个“小人物”发表的文章
读了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大为赞赏,就推荐给看.看后也认为不错,就建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