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体育强国”：问题的源头
曾几何时,体育是我们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初,缺少与世界交流的舞台、或者说主动封闭和被动封锁的中国缺少和世界的“可比性”,体育竞赛就成为了一种寄托、成为和其他国家“有可比性”的事物,于是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在十五周年国庆前后,中国体育界的“强国意识”就已经萌芽了.
当刚的国家体委确立了十来个重点项目,例如乒乓球之类,并且自我感觉我国在这些项目上的实力已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姑举一例：
一种的说法,认为中国足球当时已经能够达到世界前十名的水平,理由是在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中苏匈邀请赛”上,中国队1：0击败匈牙利、0：1负于苏联,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推理：
匈牙利和苏联队是世界前十名
中国和匈苏两队不相上下
中国足球的水平相当于世界前十名
现在看这个推理模式,当然会觉得可笑,但在当时,前辈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我们十五周岁的共和国太需要证明自己“也很强”了：我们的乒乓球拿了世界冠军一虽然她其实是一个人家在车库里玩儿的游戏；我们的健儿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虽然全世界都说我们的登顶没有留下确凿证据；我们的足球队击败了匈牙利――虽然匈牙利战胜英格兰和德国的故事已经是好几年前了；我们的篮球队战胜了苏联队――虽然那是在我们的主场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赖以自强的“精神”一样的东西――何况我们十五周岁的共和国不但有这样的“精神”,而且也有了“物质”.
总之,在十五周岁的新中国国民心目中,我们梦想着的“强国”至少在体育的领域被部分地证明了等“现代化强国”：问题的立项
有这样一个情景,已经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共和国二十五周岁的前夜,周恩来总理拖着病弱的身体致国庆祝词,并且在第二年的第四届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发出誓言――“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这意味着：检测如说十五周岁的共和国还只有“强国意识”的萌芽的话,那么二十五周岁的共和国,已经把“强国问题”正式立项了.
何振梁那年45岁,已经从国家体委在山西屯留的五七干校回来,继续从事体育外交工作――他的工作很繁重,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体育组织接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袁伟民那年35岁,作为中国男排的主力二传手参加了第七届亚运会――这是他以运动员身份参加的最后一次正式的国际赛事等
但是,当共和国第一代的领袖们发出现代化召唤的时候,他俩肯定有着同样的激动和同样地热血沸腾,他们一定从各自的角度在憧憬着：在现代化强国的美好前景面前,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几年之间,他们各自的事业蒸蒸日上：当何振梁见到国际奥运会主席基拉宁、中国开启重返国际体坛的步伐之时,袁伟民入主中国女排,并且迅速使自己率领的球队进入世界强队行列；当何振梁奔波于国际奥委会在不同国家举行的会议之时,袁伟民在率队四处征战、努力捅破距离世界冠军的最后一层“窗户纸”(徐寅生语,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作者注)等
他们都是年富力强踌躇满志,但他们事业的风格却迥然不同：何振梁侃侃而谈、越来越风度翩翩；袁伟民惜墨如金、越来越炉火纯青等
此时,“强国”之举已然是国策,谈判桌上穿西装――不对！是穿中山装一的何振梁和运动场边穿着“中国”二字的袁伟民,都把“强国”视为己任,而且在他们内心深处,想必都不乏“天将降大任于斯”的、“舍我其谁”的豪迈吧
“强国梦”：问题的转折
1984年,共和国三十五周岁了.
这年的大事之一是洛杉矶奥运会：袁伟民率队实现了“三连冠”.45岁的他为35岁的中国奉献了一个神话.他获得的奖赏之一是出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和进入委员会――和他一起进入的还有很多被选择来为35岁之后的国家承担重任的其他人,例如――
在45岁的袁伟民升迁之后不久,55岁的何振梁也出任体委副主任,和他一起升迁的是张彩珍副主任.
洛杉矶奥运会的十五块金牌,使得中国体育界里的有些权力人物很想立马就宣布：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体育强国――
原因之一,35岁的共和国或许需要这个“强国梦”；
原因之二,检测如体育是最先实现“强国梦”的领域,那么岂不是像当年的“精神”那样,“强国”的理想被体育界先拔头筹捷足先登了吗对于干体育这件事的人们来说,这显然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劳啊！
转眼就到了1988年奥运会.
中国代表团出征――我其实很讨厌“出征”这种说法,其中包含着的“对敌斗争”、“前方将士”等等味,似乎不但和“和谐社会”的当写作技巧想不吻合、也肯定和“奥林匹克游戏”的古典理念不吻合――之前,有些体委官员对于比赛的前景很是乐观,认为十几块金牌不在话下,并且希望在夺下十几块金牌之后,顺理成章地“凿实”中国是“世界体育强国”的“强国旧说”.
但是袁伟民不这样想：其一,作为代表团领导之一,他对1986年亚运会自己的“统帅处子秀”险胜韩国(有一个有趣的事实不能不谈：中韩两国对于那届亚运会的结论到今天仍然是各说各的――中国说“我们是金牌总数第一”,94：93；韩国说“我们是奖牌总数第一”,224：222)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于再战韩国的前途并不看好；其二,喜欢韬光养晦的他深知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参与,足以让中国在洛杉矶拿到的那些金牌变成银的铜的铁的甚至纸的！其三,他越来越觉得“世界体育强国”好像不止奥运会金牌这一个衡量标准.
后来的事情是：到那届奥运会的第八天,中国才有金牌入账,最后的金牌是五块而韩国是十二块――韩国看起来更像是“世界体育强国”的现实,催生了那篇著名的《强国梦》,并且使得“体育强国”的说法在体育界1厘旗息鼓了等
“强国之争”：问题的复活
后来,随着主张“体育强国”的权力人士的逐渐式微,这个话题有很多年不再被提起了：1992年巴塞罗那的16块金牌之后是这样,1996年亚特兰大的16块金牌之后也是这样.
共和国50周岁的生日过后,袁伟民达到了自己的人生顶点：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他率领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悉尼得到了创纪录的28块金牌.这是2000年,就是周恩来总理抱病宣布“强国旧说”期待的那个“本世纪末”.
于是体育界的元老们又想起了“体育强国”问题：28块金牌了、“本世纪末”了,这回能说是“世界体育强国”了吧
说来很巧：悉尼奥运会的最后一天是10月1日,又是个中国体育代表团不可能拿到金牌的一天,于是在悉尼奥运村里,就代表团怎样向媒体和公众总结本届奥运会的问题,团部领导们各抒己见――相当多的人认为应该可以宣布“悉尼奥运会的成绩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之类的说法,但是袁伟民却说“不”！
最后的结果说来有趣：袁伟民的观点被申明为――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体育大国,但是还不能说是世界体育强国.
汉语实在太奇妙了等
“强国新说”：问题的重构
北京奥运会之后,最高领导人又提起了“体育强国”的问题――
检测如是在过去,仅仅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已经几乎等同于“国策”了,但是在今天,我觉得人们有必要指出其中的两个问题：第一,不管“体育强国新说”是否领导人的秘书如何写,“新说”与“旧说”之间复杂的关系和渊源都未必是提出“新说”者了然于胸的；第二,在媒体目前关注的“袁何之争”里,其实就隐藏着关于“强国旧说”的各执一词――袁伟民是一向反对“强国旧说”的；何振梁则一向站在“强国旧说”的立场上.
毕竟我们的国家正是“强国元年”,毕竟“体育强国”的新旧两说都因为国家领袖的介入而让我等小人不敢妄议,所以笔者在这里所能做的,只好是稍微再梳理一下历史：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32块金牌,又有人主张在赛后惯例的“团长总结”里宣布：中国已经步入“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这回,袁伟民再次说出了“不”字―一虽然有刘翔罗雪娟邢慧娜孟关良杨文军,但是中国的基础项目不行；虽然中国女排获得了冠军,但是中国的集体项目不行；虽然竞技体育的金牌很多,但是大众体育和体育产业不行等
当时在座的两位司局长偷着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觉得读懂了“袁头儿”的意思：雅典的时候就宣布“中国已经是世界体育强国”还不到火候,他老人家一定是想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再宣布这句话―那可剧也体育生涯的最高峰啊！
但这两位司局长都猜错了：袁伟民并没有继续担任中国体育的“掌门人”,而且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他的那本书――不管定位为“袁伟民写的书”还是“写袁伟民的书”――里其实最想说的观点,不是与何振梁的恩怨,而是：
中国还不是世界体育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