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编者按：本文及《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发表在1988年,这组文章对当时某个领导的“智囊团”所提出的若干经济社会政策,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中主张全盘西化、否定中国文化的思潮,以及当时的不良社会风气,进行直率揭露和批评,准确预言了1989年的动乱.正因这组文章,何新进入了的视野,并在此后几年中成为中海南的重要策士.何新曾说此文有点过激,但编者觉得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中国政治家肩上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
在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政策总是先由学者科学地设计和周密地论证,而后由政治家(许多也是学者)决策和实施之.中国则总是先由政治家决策和实施,而后委派学者论证.学者只能做既定方针政策的传声筒解释者.这也许就是中国文人(包括所谓“智囊团”)在政治上缺乏价值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一决策程序,要求政治家必须成为永远不犯错误的全知全能.否则,一旦失策就将是全民族的灾难――中国政治家肩上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
今日人民对改革的心态
今日人民对改革的心态,始而热情,继而惶惑,继而沉默,值得注意.南京传近期民谣有一联句云：十年动乱,十年乱动.一面紧吃,一面吃紧.
闻东北近期流行顺口溜云：“十亿人,团结一致骗；也不怕,全面大涨价.”
又：“富了海边的,肥了摆摊的,美了的,苦了上班的.”
又有童谣云：“十七十八,披头散发.二十七八,电大业大.三十七八,连滚带爬.四十七八,累死白搭.五十七八,出国溜达.六十七八,养鸟种花.七十七八,振兴中华.”(按：数字表示年纪.“累死白搭”,指国内知识分子多中年早天.“电大业大”,讽文凭热也.)
这自然是牢骚,语涉玩世不恭,但也确实是当今社会心态之写照,发人深省.
中国似乎是一个既衰老而又幼稚的民族
在年龄与文化上衰老,在政治智力与文明开化程度上幼稚.
民族幼稚的原因,责任首先在知识分子.一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地位的软弱,二由于中国知识界本身知识结构的陈旧和僵化,三由于新潮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四由于中国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
幼稚的典型表现,是总有人愿意慷慨激昂地作煽动(鼓动)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或经济大跃进式的狂热.而这种种狂热的最高表现和归宿,只能是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某种“运动”,包括不叫“运动”的运动.数十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就这样缠绕在一个接一个“运动”的循环中.
改革,本来是最需要冷静而谨慎的事业,因为其之艰险与困难――不冷静则必致倾覆.所以培根曾说过：“即使有很多人喝彩,改革仍然是很危难的.”(培根《人生论》)
我们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变态
我不知道,人们现在是否已注意到,近几十年来,在我们的感情、心理、集体无意识以及整体人格中,都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异化或者说心理变态.
这种心理异化或变态,也许是由于我们民族长期处在弱者地位,而形成的自卑感、压抑感.是由于长达百年以上的社会动乱、革命所造成的焦虑、紧张、恐惧和狂躁.是由于过密的人口、有限的资源、过小的生存空间所造成的沉重生存压力,是由于长期的普遍贫穷、严酷的生存竞争(激烈的“阶级斗争”之所以难以避免,正因为它也是这种生存斗争的一种形式).所以近代中国人的人生紧张、单调,缺少乐趣、缺少幸福感,人际关系常常笼罩在互虐的情态下.由此而发生嫉妒、和受虐心态,原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常常不惜自吹自擂.殊不知这种自我夸耀本身,就是一种耻辱.真正伟大的民族鄙视自夸,但他们却把最好的东西干给世界看.在最大的自我夸耀之下,往往掩饰着最强的自卑感和嫉妒感.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今日某些中国人在世界面前的形象,往往是那样地微琐、促狭.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是那样地喜欢“窝里斗”(柏杨语).为了一点最微琐的小事,人们就口角、辱骂、斗殴、仇杀.现代中国人似乎呈现出某种整体人格退化(有人会说我以偏概全).因为我们是那样地缺乏宏通豁达、落落大方的气度(但历史上的中国人并非如此).我们如今是那样地喜欢钻牛角尖,绝不乐于与人方便.是那样地不愿意成人之美,却总是乐于以折辱他人来满足自我的权力感和成就感.
许多公共汽车的乘客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气喘吁吁地从远方奔跑而来,只差一步就可以跨上车时,司机和售票员却急速地掩上车门,让车子缓缓驶离车站,以便看着你的懊丧和狼狈,博得快心地一笑.他们自己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不给自身带来任何利益却使他人受苦的恶作剧,其实正是出自一种可悲的狂心态.
有那样多的中国人,每到一个名胜古迹之地,就乐于把自己的姓名镌刻于其上――不管这会给文物造成何等损害.然而他们,以及常常谴责这种行为的报纸记者们,恐怕都没有想到,这种行为其实也是出自一种令人怜悯的变态心理.那些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被压抑得无比渺小的中国小人物们,缺乏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正是在这里,人们似乎找到了可以超越自卑感和实现一种成就感的环境――因为这样刻上姓名,他们似乎就可以伴随那伟大的古迹一起成为不朽了.
我们再一次深深地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可悲！
近百年来,我们似乎总是难以摆脱作为中国人的自卑感,我们似乎难以克服中国现代社会心态的畸形和种种变态.
许多与我们相似的处在落后境遇中的古老民族,他们的知识精英不是坐在讲坛上喧嚣地骂祖宗,而是在引导人民默默而有效地走向进步.而且我无论怎样也想不通,凭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要让二千年前的孔夫子,来为中国今天的贫穷落后现状负责任
我倒想说,哪怕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搞一次“批林批孔”,哪怕像伍子胥那样掘开坟墓鞭尸楚平王,即使像孟姜女那样终于骂倒了长城,或者终于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中国人确实并不是什么“龙的传人”,恐怕仍然变不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来.
当我从赴日本归来的朋友口中听到,在那里的中国自费生,男人包揽了背尸体一类被当地人视做最下等的苦力活,许多女孩子为谋生计不得不做雇主的情妇或陪夜的酒吧女,而上海日本领事馆门前的候补自费生们仍然趋之若鹜,以致为了签证发放过慢而绝食闹事时,我欲哭然而无泪.
一百年前,中国的一代好儿女们(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鲁迅、周恩来),东渡以寻求富国强兵之术.而今天新一代的中华儿女们呢只是在用一切办法“逃”.我们今天出走,是为了再也不做中国人.至少是为了挣一笔而浸透血泪的外币,以求他年回来做一个令邻居艳羡的富家翁.
中国的三种传统都已中断
当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还在鼓动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反传统新潮的时候,殊不知,20世纪末叶的中国人,其实已经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传统的可悲民族了！
中国人面前,本来有着三种传统.他们来源不同,但都各自具有其伟大的精神.
一是上启于太古,光扬于汉唐宋明清的华夏文明传统.
一是上启自希腊,光扬于近、现代的欧洲文明传统.
一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几代民族精英,为了这个民族的复兴与昌盛,前赴后继、成仁取义、奋斗献身的英雄主义传统.
但在今天,这三种传统都已中断.
20世纪初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拔除了第一种传统.
偏执的造反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毙了第二种传统.
而作为“”动乱后遗症的文化虚无主义,与当今的拜金主义狂潮,又摧毁了硕果仅存的第三种传统.
我们现在是最彻底的无一神论者和拜物主义者
某些中国人,今天不是孔子的信徒,不是佛陀的信徒,不是耶稣的信徒,不是人道主义的信徒,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徒.今天的某些中国人,就其真正的价值观来说――已经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崇拜,什么也不遵循,什么也不负责.如果说生活中还有什么支柱的话,那就是金钱和自利.
我们现在是最彻底的无一神论者和拜(唯)物主义者.我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没有规则,没有理性,没有感情,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们在生活中既找不到位置,也找不到感觉.当今到处都在传颂的一句箴言就是：一切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没有意思！――跟着感觉走！
惟有敢于孤独者,最强大,也最具有挑战性
中国古代有“朋党”政治,近怎么发表生“政党政治”,现代政治中演化出了“亲党政治”――即政治中依靠人身依附(效忠与回报)、家族依附关系而建立的“关系网”或者称作“山头”,学术界、文化界中也出现了许多依附于一个利益核心,或依附于一个祖师爷的“圈子”,即宗派.
中国社会,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近几十年中,举凡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学术,无不被这种种名目翻新的派性所制约,搞得乌烟瘴气,搞得好苦.
然而我确信,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取决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能不能或敢不敢从这种种名目繁多的派别中,将自我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也要看当代文明的进步,最终是否能造就那种具有独立批判理性和独立首创精神的个性.
惟有敢于孤独者,最强大,也最具有挑战性.
改革并非一切
改革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改革的目的,是致国家于富强,民生于幸福.
正因为如此,当改革在政策方向上明显地暴露出问题时,仍反对反省、鼓吹坚持者,是因为改革给其带来了实惠,即现实的好处.但是,检验历史上任何改革之好坏与成败,我以为只有一个尺度,归根结底就是要看这一改革是否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带来了真正的好处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就是改革伟大与合理的天然论证；如果得失参半,就必须调整方向和政策.如果改革在导致腐败,那么就有必要反省,有必要刹车.反省与刹车并非否定改革,而正是为了防止改革的失败.
任何改革,都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这是无疑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这也是无疑的.但问题是,给哪些人、给多少人带来了好处是谁、是哪些人和为什么,在付出代价作出牺牲
如果改革使公众利益受损,使少数不劳而获者得利,那么不管最初的出发点如何,目标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合理,都应当猛醒.迅速及时地调整政策方向和利益结构,是坚持改革的惟一之路.坚定不移的改革目标,应当与切合实际的灵活政策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从现实中注意到,对某些人来说,某种意义上的改革,正在变成一场明火执仗的打劫.时代的警句是：“让我们趁着目前的乱,快点捞一把吧！”(所谓的“从政热”、“经商热”,都应当从此去得到理解.)
今天的某些中国人,已蜕化成为野蛮人
众所周知,今天的某些中国人,在许多方面,已蜕化成为在世界上,也许是最缺乏文明教养、礼仪风范的准野蛮人(试看遍布大街小巷的文明用语标语,什么“请、您、您好、对不起”,以及对商业职工提倡的所谓“微笑教育”,对我们这个号称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礼仪之邦,真是莫大的讽刺,使人未免有啼笑皆非之感).
我们今天茹毛饮血,我们今天野合杂交.我们的文学艺术以生殖崇拜为最高形态的美,以用亵语发泄性压抑,来作为文艺的根本功能(且看看那些书摊上的书名吧,什么“骚宅”,“丰臀”等).我们在商业及其他一切活动中,只要能犯规就尽量犯规.只要不被惩罚,我们能偷就偷,能骗就骗,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是被崇奉的最高人生之要义.制定法律,是为了逃避.制订规范,是为了骗人.执行政策,是一种战术.请君入瓮,是根本的战略.谦诚的君子,我们称为傻子.本分老实的好人,我们称其为白痴.盗贼我们称之为好汉.30年前人们为了政治利益出卖父亲和朋友.今天我们进步了,如果出卖父亲,将像犹大一样,那仅仅是为了金钱.现代中国人是最为玩世不恭的.我们拒绝承担任何没有功利意义的责任.我们拒绝尊重一切超实用的价值.
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可以断言,新的巨大民族灾难,势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