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鉴于特定时代的思想体制对于艺术设计观念形成的实质影响,本文以《考工记》的历史时期对工效意涵的理解为切入点,突破现代工效学的学科局限,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对这部中国最早工艺技术典籍中礼制作用下的人与器、人与天道、功能与礼制的潜在关系作以考述,为古代工效观的发展研究寻求一个隐性的参照依据,即在礼序制约和推动下的古人造物活动所遵循的工效规则.
关 键 词 ：《考工记》 工效思想 礼序观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先秦工艺典籍《考工记》的著述,标志着中国古代技术理论的发端,也标志着设计造物以人为本观念的逐步成型.然而作为现代艺术设计核心依据的系统学科,工效学的历史并不长,其中关于“人”的研究范畴多限定于科学基础上人的“生物”数据,而所谓“工效”,特指通过人—机—环境系统中,机器或环境的设计全面适应于人,构成高效、全面的工程机制.就显性层面而言,《考工记》蕴涵的工效观与现代学科似乎近同,都实现了数据化、标准化的制约规范；但就隐性层面而言,其背后内涵深邃、支脉庞杂,是时代哲学、社会礼制的混同产物.其中关于“人”的研究范畴包括“生物”数据之外的“社会性”,而所谓“工效”除却“实用”之外,又强调功能效率与社会意志的完美统一.因为深处礼制文化包裹中的人们坚信要实现真正的“工效”,必须遵“礼”写作.换言之,当“礼”存乎器,载道之器必然能在使用中实现人的心理愉悦和满足,这是当时特定工效概念的上佳境界,直观地表现为序列.
一 “理性致用”的人机关系——“机”礼从于“人”
《考工记》较完整地阐释了人机关系中人的主导性,即人驾御物而非为物所御的序列关系,这是实现造物工效的根本前提.
1 人机礼序体现于以人为本的模数法度
车的精良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此作为成书的《考工记》对战车的设计有非常严格的限定,车即可作为以人为本的典型佐证.尽管《考工记·轮人》中有大量以轮径为参照的详细比例,但轮径仅是表象的模数单位,真正起决定因素的是人的功能尺度.“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即强调以人的标准身高“八尺（周制）”作为基数,依据人上下登乘的特定肌体动作的最佳体验来推衍轮子的高低.不仅如此,《考工记》还注意到人的感觉系统的重要性,如根据乘车人的最佳坐高视线,测定车盖的有效高度：“轮人为盖等盖已崇,则难为门也；盖已卑,是蔽目也.是故盖崇十尺.”为避免车盖太低遮蔽视线,将高度定为十尺.由此可见,作为模定基数的主要单位实质上是人,也就是说,“人”才是人机关系中一个潜在的、真正的理性法度,它标志着古人对“人”自身显赫地位的造物觉醒.
甲胄和兵器的制作也建立在人体测量的基础上.先秦之际,战车风行带来了甲胄和兵器的黄金时代,更加人性化的设计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导因素.甲胄的制作对各关节处的动态要求较高,应同时兼顾其安全性与人体舒适度,因此多采用符合模数的鳞片式革块,参照战时人体的需求合理有序地编结,以辅助实现操作效能.至于兵器,更需严格测定.《庐人》曰：“庐人为庐器等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强调兵器的测定必须以人的身高为基准,不能超过使用者身高的三倍,超过三倍的上限就不适合实战使用,否则会危及执持兵器的人.所以兵器的尺度（物）应适应使用者（人）的实际操作,并尽可能达到最佳匹配.
同理,饮食器的容量度定也必须合乎实际,或大或小都不适宜,“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梓人》）,就是根据胃口中等的人的平均食量来测定豆的容量.人的平均食量是常规的,因此豆的容量就被固定下来,久而久之就从饮食器具演化为一种标准的量器,“豆”成了测定容积的度量衡的一个专用单位.由此可以推定,中国传统古制中度量衡的来源也多由“人”的因素恒定,如“步”,《匠人》中有“五室三四步”、“野度以步”的记述；还有以由人乘坐的“车”的宽度量门宽的记载,如“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叁个”等,这些单位都有人体模定的痕迹.
诸如此类,《考工记》中大量的人与物的数据关系出以人为本的造物准则,而模数制是《考工记》显性工效观的体现之一.
2 周密检验是强化人机礼序的重要环节
检验是对整个造物过程的最终核准,人机礼序与工效的实现必须通过周密检验加以强化.
检验有定性与定量之别.以车轮为例,首先是定性检验,可直接凭借视觉检测轮圈是否均匀触地,着地面积是否很小,轮辐是否光滑匀称,毂是否匀整光洁,裹革处是否隐起棱角等；继而采用定量检验,借助仪器分六步系统展开,其程序之精微更令人叹服：“规之”,即用圆规校准轮子,查其是否正圆；“ 之”,将轮子放在等大的平整圆盘上,查其是否彼此密合；“县之”,用悬铅垂线查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水之”,将轮子置于水中,根据沉浮的一致与否判断轮子各部分的均衡；“量之”,用黍填充车毂孔,对照两轮的轴孔容积；“权之”,用天平衡定两轮重量.（《轮人》）
庐器的检验,涉及到三种弯曲测试：一是“置而摇之”,即固定柄的一端检验柄的摇动与挠曲状态；二为“灸诸墙”,即固定柄之两端检验其曲度是否均匀；三是“横而摇之”,固定柄的中点以检验它所承受的强度,借此检验保证庐器实战中的最佳操作感.
甲胄的测试以定性检验为主.多以目测、手感和穿着测验的方法来鉴定皮甲的质量.革片穿线的针孔要小,甲缝要顺直,粒面要滑润细致,色泽要光亮柔和,手感要丰厚柔软有弹性,做工要周身平整不歪斜.虽然现代多借助显微结构检测、化学分析和物理测定等手段,但皮革的某些特性仍然无法用仪器检测,仍需借助感官鉴定这一简单却很有成效的做法.
周密的检验必须配合严明的奖惩制度才能更好贯彻.《梓人》篇道：“凡试梓饮器,乡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是说检验饮器时,举爵饮酒,二柱向眉,爵中如果尚有余沥未尽,梓人将受严厉处罚.因《考工记》涉及门类属官营产业,所以官府为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对卑微的手工业者实施了严格培训和苛刻的专业测试,使之真正具备一定技能,而不是一味地无创造性地承袭旧有模式.由此,工效就随着人机礼序的强化得到了巩固.
二 “遵礼写作”的天人关系——“人”礼从于“天道等级”
礼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狭义的礼体现为“人”与“人”上尊下卑的等级之分和礼数等差,所谓“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检测人”.如弓的写作,按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序列排列,分别为整圆的1/9、1/7、1/5、1/3弧.《考工记》后归于《周礼》就说明了它在工艺技术层面之下隐含着特定的社会礼制.在此,“礼”赋予了科学造物更多的“实用”内涵.这里“实用”的概念与西方的“实用主义”不同,“它赋予技术发展以特定的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理念,以保证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和谐”.所以某些从生产角度衡量并不实用的附加项,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显得极具“实效”.由于“宇宙是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来源”,所以中国古人的宇宙秩序观为“礼”提供了更广阔深厚的背景,孕育出“天”与“人”上尊下卑的广义的“礼”.
天人之礼序隐含于《考工记》的造物思想中.《 人》记述着车的形制对天数的附会：“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其中,圆形车盖和方形车舆附会了天圆地方说,轮辐三十象征每月三十日,二十八盖弓象征二十八星宿,人居车中可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心理优势.而实际考古取证的先秦古车中,大量的轮辐、盖弓数均不相符,且没有科学依据能证明对天数的附会可产生最佳的力学性能.可见,《考工记》的技术制作思想受到了周礼制天命观的制约.
天人礼序的实现体现为造物中的遵“礼”写作.周王城的规划就是“礼”的产物,从选址到布局经营都隐喻着“礼”的多重观念：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匠人》）
第一,宫城位于王城的,象征王者至尊；第二,“左祖右社”符合“左者,人道所亲,故立祖庙于王宫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国社于王宫之右”的人道、地道观和“敬天法祖”的思想；第三,“面朝后市”体现了古代的义利观,“朝”是义之所在,“市”是利之所在；第四,规划制度多用奇数计,“九”数最大,体现了奇偶阴阳观和尊卑等级思想.周王城的设计集聚了几乎所有的礼制观念,把人—建筑—天的关系诠释得近乎完善,用天的“观念的实用”,通过建筑的“礼制的实用”,达到与人的“居住实用”的全方位契合.这般的造物是《考工记》隐性工效学意涵的最佳阐释.
三 和合之美——功能与礼制的互渗互化
传统造物的进程穿插于两个层面之间,一为技术层面,一为社会观念层面.前者凸显为造物的纯功能性,即“用”；后者凸显为造物的礼制,即“礼”.“礼”与“用”的互渗互化是中国传统造物文化的特有现象.
礼制是构成传统文化的一条主线,几乎涵盖所有.礼制使社会分化出等级尊卑,尊者为实现其尊,需要占有大量的物质资源,统治阶级更欲求通过对物的占有实现其尊,从而推动了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其制定的规范体系的核心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使用物的工效、实现物的功用,由此萌发了关于人机关系的早期思考.《考工记》就是应运而生的因“求礼”而“致用”的文化产物,或可以说“礼”是“用”的思想根基.
1 因“礼”舍“用”
尊者为了实现其尊,需要使器物成为一个标识其名位等级的符号,从而赋予造物设计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产生了遵“礼”写作的格局.如城建规划、兵器、甲胄的设计等,无不遵从“礼”数划分等级,而从现今工效学所推崇的为“人（生物学意义）”造物的实效观念来看,恰恰形成某种程度的对峙：遵“礼”写作,使食器的容积按人的级位分化,从而把人的食量和身份划等；使兵器的重量尺度按人的级位分化,从而把人的力量和身份划等；使弓的大小按人的级位分化,从而忽视了人的“志虑血气”,这些显然是矛盾的.同时,作为战时重中之重的车的形制也偶有因附会天数而违背了实效,如三十根轮辐和二十八根盖弓的做法虽附会了天象却有悖于力学.这些都是因礼舍用的矛盾和弊端所在.
2 “礼”“用”并重
作为中国古代造物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礼”与“用”的并重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微妙调和.以弓为例,《考工记》中精妙地得出八类“人—弓—矢”的最佳组合匹配,是极其科学实用的原则,但同时又遵从礼序等级设定了不同的弧度,显然弧度的限定将影响工效的发挥,二者似乎是矛盾的双方,但为了寻求礼与用的最佳平衡或说是实现功能补偿,则提出在选材与技艺上作诸多因素的对应微调以确保道与器的一致.再如车,考古取证的实际战车除轮辐与盖弓数据与记载不相吻合之外,其它数据基本一致,这说明古人在实际操作中也懂得适时采取“礼”让位于“用”的权衡.至于车的整体设计则较为合理,盖弓之圆符合遮蔽与排水的功用,车舆之方也适宜战时的乘坐,而且上圆象天、下方法地,既实用又服从天人礼序.此处,车的“礼”与“用”自然实现了工效的和合之境.
结语
《考工记》蕴涵的工效观与现代意义上的工效学科有着质的相同,其作为先秦的技术典籍,更具有显著的历史文化特征,尽管古代造物奉行以人为核心的主旨,但所谓人的含义已超越了生物体本身的范畴而较多涉及到社会性的适应,同时关于工效的界定也充斥着传统礼序的意识,依此写作势必遵从礼制,制器势必模形尚象,此间形成的与实用意义的协调或冲撞构成了古代中国造物特有的语态.
参考文献：
[1] 戴吾三：《〈考工记〉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2] 王前、金福：《中国技术思想史论》,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赵安启、王宏涛：《史记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王冬梅,女,1975—,安徽淮北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设计艺术理论,工作单位：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