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傅雷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最杰出的文学翻译大师,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一两位的翻译大师,他的地位,概而言之就是如此.这个地位是建立在厚实的译品业绩上的,虽然也曾遇见过挑战与叫板,但至今仍坚如磐石.
傅雷先生的翻译业绩召示着翻译工作的一条正道,也验证了译事中的一条至理,那就是文学翻译必须是有文学性、有艺术性的再创造,译文本身就必须是文学作品,本身就必须具有文学性、艺术性.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际上都具有双重的文学性、艺术性.一重是作家本人赋予它的,包括作家的艺术构思、意蕴内涵、人物塑造、场景描绘、气氛营造、风格表现以及语言表达等等.另一重文学性、艺术性则是需要译者来创造、来提供,我们常说的信、达、雅就是对译者的再创造的一种至高的理念.不信、不达,会严重损害原作固有的文学性、艺术性,甚至意蕴内涵；不雅,则会使得译品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亲和力与艺术魅力,直接妨碍译品进入读者的鉴赏活动.而雅,说得简单化一点,就是要译得流畅、译得有文采,译得有艺术性,译得像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
傅雷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成为译事“信、达、雅”的高水平实现者,特别是他译品的“雅”,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不能说,在信、达、雅就是对原作文本的读解上,傅雷与其他的译者有天与壤区别,但在译文表述的“雅”上,在译本汉语之精炼、之优美上,傅雷的确明显地优于其他一些译家,他的译本的汉语水平本身就达到文学语言、艺术语言的高度,这是傅雷的译本长期以来深受读者喜爱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译作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重要原因.看得出来,傅雷对他的译文是作过反复修订、反复锤炼的,多费功夫,雕琢出精品,这也许就是傅雷的基本经验.
在翻译中,要完满地达到译品双重的文学性、艺术性,除了准确解读原著外,最大的难题就是克服两种语言之间的间隔与壁垒,翻译的学问,翻译的“艺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法语与汉语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文字,各有不同的特点、语法规则与习惯用法,如果说,在通读与理解原作这方面,必须精通原文并充分尊重原文,那么,在移译成汉语的时候,那就必须充分尊重并顺从汉语的规律与特性,不论以什么神圣的语言学名义,要去硬搬、硬译或基本上去硬搬、硬译都是不明智的,至少不能收获到优良的汉语译文,鲁迅的硬译、死译早已失去了读者群就是明证.
傅雷精通他所涉及的两种语言文字,他对待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间隔与壁垒采取了一种明智的高明的态度与办法,他不是搬,更不是硬搬,而是化,将原作的文字语言,转化为有文学性与艺术性的汉语.要作这样的转化,当然不能完全拘泥于原著的语言,势必要有句型的变化,词序的重组,词性的变通,有时要有所简练、弱化,有时则又要有所增补与强化.再者,外国作家并不总是神,在遣词造句上也有粗疏简陋的时候,这时,你最好替他打打补丁,润色润色,修饰修饰,傅雷对巴尔扎克就是这么做的,以致《高老头》的汉译本语言之老道耐读,较巴氏的原著原文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能不说是翻译史上实现双重文学性、艺术性的一例典范.
傅雷的翻译业绩已经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在所有的翻译家中,他拥有的读者群数量最大,他的翻译经验也深得译界有识之士的赞赏与信从,今天傅雷所开辟的翻译道路上,已经形成了前者呼后者应的盛况,傅雷翻译的传统后继有人.然而,应该看到,傅雷经验傅雷传统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挑战与贬损,若干年前,傅雷就曾被有的人斥责为“洋场恶少”,今天与傅雷译风接近的《堂•,吉诃德》的译者被穷追不舍地遭到责难,师从傅雷并卓有成就的译者不止一次被人扫上一笔两笔,被刻意贬低；另外一方面,却出现了称颂一句法文十个词译成一句汉语十个字为翻译极品的高论,这样很不实事求是的文化现象,实在令人难以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现今的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化学术领域更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领域,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成品,只要是有认真劳动的含量、对社会文化积累有所添加的,就该得到必要的尊重.不应该以己之长攻人之短,更不应该以己之短,攻人之长.自己存在,也要允许别人存在,这应该是学术文化界的行业道德底线.对译品长短优劣的评说,历史自会作出结论,读书界自会作出选择.窃以为最好是把自己的精力与才能用在社会文化积累与高质量文化产品的制作上,用在耕作自己的园地上,而实在不值得浪费在对其他耕作者进行呵责与抨击上.让我们共同努力来营建百花盛开、百舸争流、和平共处而又生气勃勃的学术文化的局面,这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只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