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农民出身的作家,也不乏写乡土生活的作品,但很少有人如赵树理一样被称为“农民作家”.这一称呼准确地概括了作家的乡土气质,同时也暗示了他与其他众多出身乡土的作家的不同.任何命名都是一种遮蔽,赵树理与五四“有着一个漫长而又极自我化的体认熔融过程”,“我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在赵树理身上至少存在着双重身份的重叠,这也同时意味着两种话语系统的纠结.赵树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属意于知识分子文化,另一方面又没有放弃农民的话语方式,反而更加纯熟地运用它,意图以之为相似度检测向农民传播新思想——赵树理称之为“翻译”.这一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提法,为我们进入其文学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一、作为翻译的赵树理文学
赵树理早期“是新文艺的爱好者,写过新诗、新小说,着实努力学习过欧化”,他这时的创作,如《悔》、《白马的故事》等,有着浓重的抒情气味与小资质地.导致其写作思路发生转变并进而奠定其独特文学史地位的,是一次被众多赵树理研究者反复引证的事件：作为封建文化主体的农民,对五四启蒙文学的隔膜与拒绝.这一事件的刺激与当时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影响相结合,促使赵树理思考启蒙的载体问题,他意识到复杂的欧化句子对农村读者来说相当于“拦路羊”,一群一群地来,比“拦路虎”更可怕,因此,“新文艺还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而广大农民呢,和新文艺一点不发生关系,还被制造愚昧的封建迷信、武侠等等读物笼罩着.”这样,他决心“给农民写东西”.要到“文摊”上去“将新知识灌输给广大农民群众,”“一步一步地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即用农民的语言来说知识分子的话.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与其文化背景有着相融相生的关系,当被表述的对象不是本文化系统所内在生成,而与其具有异质性,即出现了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时,翻译就成为一种必需.前述赵树理的启蒙受挫,本质上就是因为不同文化间的不兼容性所致：欧式白话是应表达现代（外在于广大人民生活）思想的需要而成型,其思维方式与内在逻辑以理性为核心,但远离于真实的民众生活.民间口语是传统文化统领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语言,带有大量传统文化的底蕴与活泼的生活气息,而理性恰好是它最为缺失的东西.因此,用“知识阶级的白话”来与农民交流注定缺乏一个沟通的平台.但,要用民间口语来表现外在于这一语言,思维系统的启蒙主题,就势必要经历一个选择与转述的过程.“翻译说到底是用一种语言的创造性方式再现另一种语言反映的文化特质.这种创造性再现,不仅反映在语言形态的变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符合译作读者思维方式与心理接受要求的内在逻辑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转换上.”因此,赵树理的这一“翻译”过程首先意味着要从民间文化的现状与特点出发决定哪些可以进入“翻译”的视域,然后再将新思想以旧口语的方式予以重述,外在于这一语言的新思想就势必要在旧口语的表意系统中找到一个与之切合的对话点,其中不免会有诸多妥协与变异.探究哪些思想被以民间口语表达、如何表达、其妥协与变异的具体情况如何、效果怎样,是从翻译角度来分析赵树理创作的意义所在.
二、翻译什么：“反封建”作为两种话语的妥协点
启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致人性于全是其最终目的,反封建是它的首要步骤.赵树理创作中启蒙思想的表达更专注于后者,反封建是其创作的主要方面,人性、自由这些更为普泛性的命题在赵树理的文学中很难找到,他缺乏从美学或哲学方面讨论人的兴趣,他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主要集中于现状,着眼于农民的现实境遇,由此体现出一种非常明确的当下性.这一着眼于现状的文学创作方式是启蒙精神与农村现状的最佳结合点,不论是从接受对象的情况讲,还是从翻译的技术性角度看.
前者涉及了赵树理创作的出发点,也就是赵树理本人所讲的“问题小说”观.赵树理的小说都是在其做农村工作的过程中所遭遇问题的反映,这种针对实际情况的理性批判,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实际是一种文化选择与过滤——从农民文化的角度舍弃不适宜其接受背景的、调整与改变其所不能理解的、侧重表现其所迫切需要的.在封建意识普遍占据着农民头脑的乡村,首先应该争得的是人的地位,而不是争得人的地位后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因此,从赵树理的整个创作实践来看,其主题所集中的领域在于：嘲弄迷信思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妇女解放、揭露剥削制度,针对的都是农村不合于现写作技巧性的制度性陋习.这与五四时期更多译介的是东欧、苏联与日本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不是西欧的现代主义文学基于同一理由.此外,文化层面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在赵树理小说中也有碎片式的呈现,如对奴性的批判（老秦）、对苟安心理的描述与揭露（小元）、对形式主义的讽刺与针砭（比较突出的是李有才板话中逸出故事主要情节的对会议之前讲话的评判）,对基层政权腐败的忧虑（金旺兄弟,小元）等.这一对农民自身习焉不察的生活的有重点有层次的批判性重述,在农村生活这一对话点上,导入了理性思考这一维度,从而实现了以民间口语与农民对话并对之启蒙的目的.
夏志清所谓的“歌颂共党”则涉及了赵树理创作的表现形式,外来力量对乡村生活的拯救式改变,这一“清官模式”从有机性上保证了乡村文化的完整,这一点将在后面论述.
所以,夏氏指出以否定赵树理创作价值的两个方面,恰恰是体现了其文化权衡与取舍的节点,也是赵树理启蒙策略中最富创造力的地方.
目的语的表意半径是赵树理翻译性文学创作中的又一边界.任何语言都是对应族群生活面貌的反映,并规约着其承继者的文化性格.“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按陈思和对民间的定义,民间是一个充满活力,又藏污纳垢的地方,原始的野性与充沛的是其主要特点,精微的感情与幽深的思考非其所长.反映在语言上,其整体风格是清新奔放、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不是说不能以之进行思辨,但这种思辨更宜于附着在事件上,以叙事的方式进行,这就决定了赵树理启蒙的基本面貌.在此,不妨以白话文运动来作一反证.晚清以来新思想的输入从整体上改变中国思想文化这一目的出发,为翻译与创作找寻合适的语言形式,历经龚自珍到梁启超到胡适几代人的探索,最终不得不舍弃沿袭数千年的文言而取白话,这恰好论证了语言与思维的相互制约性：思维的整体性改变必然促进语言的系统性变革.而赵树理无意中承继的正是梁启超旧诗改革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之路,在语言,表意系统未进行本质改变的前提下,民间口语所赖以生成的文化土壤与思维方式.从整体上决定了其启蒙的限度：新思想的输入只能是片断式的、碎片化的,而不可能是一种全新的、系统化的注入,这也是导致夏志清片面批评的另一个原因. 可见,赵树理的创作以“反封建”为中心主题,不仅有着读者对象具体情况的考虑,同时也是语言形式制约的结果.
三、怎么翻译：民间文艺形式的优先地位
赵树理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知识分子语言与劳动人民语言的区别,“知识分子语言中一种特殊的口吻我们不取”.这个“特殊口吻”,不仅包括句式、语词,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现代性想象上的一整套文学成规,包括典型塑造、心理描写、环境刻画、时空倒错等.他所采用的文学形式是纯粹的民间形式,封闭性的叙事空间、清官文学的叙事模式、评书体、大团圆.“至于故事的结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写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问题.”说到底,民间的文学形式首先就成为其创作中一个不可移易的前提.
“表面上,如何翻译似乎是翻译者的自由,但在深层上,翻译者所持语言其实早已规定了如何翻译、翻译的类型及样式.”因此,“怎么翻译”这一问题体现在赵树理的创作中,就是他如何坚持民间文学形式本位,对启蒙思想在民间文化中加以归化,正是在这种归化中,启蒙思想发生了深刻的位移.
以《小二黑结婚》为例来对这种归化与位移进行具体分析.《小二黑结婚》的主题在于反对封建迷信,歌颂青年婚姻自主,但就文本本身所体现的丰富性来看,它又表现了群众的苟安心理、官本位意识、从众心态等.以现代知识者的眼光来看,这一故事中所体现出来的民众的缺点,其核心在于主体意识的匮乏.但从文本的具体情况来看,赵树理并没有集中对此进行彻底深入的揭露与批判,反对其不同表现作了区别对待,有批判,同时也有鼓励与利用.迷信思想是作家全力抨击的对象,通过对“不宜耕种”、“米烂了”、“命相不对”等细节饶有趣味的叙述,这一将命运寄托给神灵的做法在风趣滑稽的嘲弄中受到了批判,婚恋自主的主题也由此得以彰显.但故事的展开形式却以乡村文化将其他缺乏主体意识的表现作了淡化、涵容甚至认同.
首先要提到的是文本的封闭性叙事所导致的启蒙折损.“《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这是赵树理本人对《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自述,他从接受方,即农村文化的角度表明了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反对差异过大的外来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强行嫁接,坚持农村文化的完整性与自洽性.所以,他的启蒙,是从农村文化内部,以农民的方式进行.这种封闭性的叙事认可了乡村文化这个前提,易于获取群众的认同,但乡村文化的成规也必然导致启蒙思想的妥协.作家对三仙姑的态度正体现了这一点.以现代知识者的眼光来看,三仙姑是一个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其婚姻不幸导致了她在乡村文化中显得另类、出格.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体现了作家启蒙思想的局限,而这一局限的根源,在于封闭性的乡村文化体系对异质思想的归化.
启蒙精神发生位移的另一原因在于赵树理小说的清官模式.导致小二黑与小芹婚姻的阻力主要来自两方面：金旺兄弟利用村政权的干扰、双方家长出于不同理由的反对.前者反映了作者所忧虑的“坏分子把握了基层政权”这一问题,后者在小二黑方面,反映了其父的迷信思想,“命相不对”,在小芹方面,反映了一个更深的有社会与心理内涵的原因,“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等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三个分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都反映了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有其葱茏的文化心理背景,但这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在文本中都没有得以展开,而是简单地以上级政府这一行政力量支持的方式予以解决.这种传统清官文学的现代变形满足了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期待,但也在这种迎合中谋杀了理性思考的维度,它否定了人对神的依附,但却造出了一个新的可以依附的神,民众的自主意识并没有因此而被唤醒,反而延续并且鼓励了新的官本位意识.
对评书体形式的继承与革新是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它符合民众对故事的期待,造成一种对话的氛围,视农民读者为“自己人”,以一种亲切的新面貌来叙述当下的人事,能很好地达到交流的目的,这一形式无疑对推进启蒙有着巨大的作用.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在书场格局中成长起来的小说形式,实际上在说与听的亲密传受关系中确立了彼此共同的心理基础,并且以情感共鸣而不是读者的深刻反思为宗旨.个人在群体中被消解,主体情绪被群众情绪置换.也就是说,评书体从形式上就鼓励了从众心态,而这一由形式规定的心态在文本中又作为内容得以借重,启蒙的力度被大幅削弱.《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在区政府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半辈没有脸红过”的三仙姑在众妇女“四十五”、“穿花鞋”的纷纷议论中“撑不住气了”,大众道德化的舆论威压遏制了个性的表达.事实上,作家在这里就是以“从众”这一缺乏主体意识因而本应被批判的社会性格作为武器,来反对被其自身所宣扬的启蒙,启蒙由此甚至走向了启蒙的反面.
大团圆结局早被鲁迅、胡适等激烈批判,斥之为“瞒和骗”,但赵树理对此毫不避讳,他的诸多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都以大团圆作结,这种渲染了一团和气的结构方式表明了作家的美好愿望,更重要的是,它赓续了一种民间文化的气韵.“检测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我们也应该懂得团圆.”赵树理以中国,外国相对立的方式来谈论团圆,实际上就是以之坚持他的中国/乡土文化立场,而启蒙,只应该是一种传统文化内部的调整.
四、效果怎样：启蒙意图下对传统秩序的重申
无论是封闭性的叙事空间、清官文学的叙事模式,还是评书体、大团圆,都建基于静默、循环的乡土文化,从属并反映着封建社会的文化结构,渗透着乡土民间作为封建文化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并最终指向封建社会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当这一系列的文体因素作为一个体系进入赵树理的创作时,首先从结构上就对启蒙思想形成了一种包围. 如前所述,封闭的民间文化空间以其自成系统的成规与惯性拒绝了思想与文化的交融.评书体的形式鼓励了一种缺乏思考的从众心态,大团圆造就了一种和谐融洽的乡村文化氛围,这样,清官,就成了连接新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一方面,他在小说前半部分的缺席保证了民间文化在其自身的规则中发展,并暴露问题,另一方面,清官后半部分的到场又在不破坏民间文化完整性的前提下带来了一种作家以其启蒙意图而期望的改变.新文化似乎实现了,民间文化也得以保存了,但事实是,单个的问题解决了,也大团圆了,而整个思想意识系统还是不为所动,顺着其原有的轨道行进.仍以《小二黑结婚》为例,二诸葛的迷信思想根除了吗?“二诸葛见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阴阳,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不好意思卖弄”当然是进步,但未必意味着迷信思想本身的消失,文本中也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不再迷信的理由.迷信作为一种缺乏自主意识的行为,与民间文化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性未被唤醒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卷土重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四十年代以来对领袖人物的新一轮神化.再如基层政权问题,金旺兄弟是被绳之以法了,但这一结果是建立在清官想象的基础之上,民众的苟安心态与官本位意识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改变.遗憾的是,如前所述.赵树理并没有为理性的苏醒提供更多的帮助.
萨支山在《赵树理的农村想象》中说,赵树理农村想象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保持农村内容的完整和因阶级意识而造成的农村分裂之间的矛盾,其小说世界常排除阶级（以理性对农村的分类）等因素,而更多以乡村文化自身的规则（宗法制下所形成的规则）展开.因此,其小说总体而言,是温和的、节制的、和谐的,没有五四启蒙小说中充溢的那种焦灼或忧虑,但同时也就缺乏因冲突而产生的文化激荡.比较一下五四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是很有意思的,五四的问题小说一律“只说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这种开放性的文学形式激发了理性的思考,而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则往往以清官的出现实现大团圆,大众自主运用理性的能力并没有因面对问题而提升,对将来的期待因清官的出现而回到了过去.可以说,赵树理的农村想象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秩序的重申,包括其道德规范、价值判断与文化逻辑.
因此,赵树理的批判意识与对农民生存困境的关注从来没有上升到统领性主题的高度,它们都是以一种隐形的方式被表达.如在反对迷信与提倡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主题下表达乡村政权被侵占的忧虑（《小二黑结婚》）,在提倡务实作风的主题下表达对官僚主义的失望（《李有才板话》）等,而这种游击战式的批判甚至可以长期不被意识到.
正如赵树理本人所说：“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当共产主义思想（或启蒙思想）不能以其自身的话语表达,而必须经过民间话语的转述时,赵树理创作意图与其创作理念之间就必然产生矛盾——农民的文化与思维方式作为外在的形式对其想要表达的理念起到了一个限制、规约甚至涵容的作用,启蒙的内容在传统形式的框架中被冲淡.乡村话语系统以其莫大包容力对知识分子话语形成了一种同化与消解,传统文化作为结构性因素构成了一幅向乡土文明回归的幻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树理的创作相对于现代文明来说,甚至产生了一种乌托邦的异化力量.
总体而言,赵树理启蒙的效果是有限的,其启蒙并非建立在“启发民智”基础上的启蒙,激发民众自主的理性思考并非传统小说形式之所长,采用了传统小说形式的赵树理一并沿袭了其优点和短处.他的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另一种“灌”——将现成的结论以民众乐于接受的形式“灌”给他们,这种区别于“外面灌”的“里面灌”标志了其启蒙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