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十七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十九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M.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J.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二十世纪末叶商务、三联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二十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惟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传统优秀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等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几百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检测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一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一至六世纪)、中古时期(六至十六世纪)和现代时期(十六至二十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迄年份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迄年份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