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论文借鉴译介学的相关理论,审视狄金森在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的译介历程.从宏观层面考察汉语文化系统对狄金森翻译与形象构建的操纵.论文把狄金森译介的肇始时间追溯到1929年,阐明了建国后狄金森排除在翻译选择之外的历史缘由；结合1978年的权威评论对她的批判、译者1984年争取其合法性时对她的社会关怀的强调,以及2000年以来读者对她的个体特质的普遍推崇,揭示汉语文化系统如何影响了她的文学声誉,并考察了狄金森在汉语语境中的本土文化形象构建.
关 键 词 ：狄金森；译介；文化形象；文化操纵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4-0049-10
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作品陆续出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沉浮,逐渐荣列为西方文学经典.狄金森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经典形成是编辑、评论家等多方力量不断诠释的结果,记载了西方文艺思潮的演进,彰显了多种超文学因素的介入.狄金森进入中国,是一趟全新的文化旅行,依赖汉语文化系统的读者对她的翻译与阐释,受到汉语文化系统的干预,她的经典形成与文化形象呈现了一些新特点.
苏珊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提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都是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2：vii].本文借鉴译介学的相关理论,审视狄金森进入中国(包括台湾与香港)的译介历程,考察狄金森的文化形象,揭示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如何操纵狄金森翻译的面貌,影响读者对她的想象与接受.我们把研究视点聚焦有影响力的译作序跋、前言、注释、按语、文学评论以及作家的文化书写等,因为这些“译文之外的操纵”,“从宏观上控制原文意义,决定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学、文化系统中的价值大小,影响力度更大,操纵程度也更深刻”[3：30].
一、译介的肇始与排除在翻译选择之外
学界论及狄金森在中国的译介,常常认为肇始于80年代,更具体地说,从第一个狄金森汉译本――1984年出版的江枫译本《狄金森诗选》开始.譬如,张子清联系狄金森同时代的作家惠特曼早在1917年由田汉介绍到中国,提出狄金森在中国是“迟到者”的论断[4：249].刘守兰明确指出：“中国学者对狄金森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5：364].其实,中国文坛早在上世纪上半叶就对狄金森有所关注,并不算迟.
译介一个外国作家,译者或者研究者都会考察其在本国的声誉.也许因为上世纪20年代狄金森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尚未确立,1929年与1933年中国出版的2本美国文学史：曾虚白编写的《美国文学ABC》与张越瑞编写的《美利坚文学》,都没有提到狄金森.最早提及狄金森的也许是学者、外交家、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叶公超.叶公超曾就读于狄金森家乡的艾默斯特大学,在此,他成了著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在1929年4月的《新月》杂志上,叶公超撰文推荐两种美国文学诗选,其中之一是诗人康拉德艾肯编辑的《美国诗歌：1671-1928》.叶公超高度评价了艾肯的选集,提到在这部选有80多人的诗集中,狄金森诗歌收录最多,为24首.他还转述了艾肯把狄金森视为美国诗歌分水岭的观点[6：203-205].
另外一位提到狄金森的文化名流是卓有影响的诗人、作家、新月派主将邵洵美.在《现代》杂志1934年10月出版的五卷6期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中,邵洵美发表了论文《现代美国诗坛概观》.在论及美国诗人萨拉蒂斯戴尔(Sara Teasdale)的时候,邵洵美追宗认祖,称狄金森是蒂斯戴尔在文学上的宗师之一,对狄金森做了简要的介绍,重点提到她在美国新近被重新挖掘这一现象.他说狄金森和“英国的罗瑟蒂兄妹同时代,但是生前没有被人发现；到了最近,竞使一切诗人惊异她的力量,从而感受她的影响”.
叶公超与邵洵美在权威刊物上对狄金森的推崇,是否引起过当时文坛对狄金森的进一步译介,有待进一步考察.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狄金森诗歌首次正式翻译到中国,可能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译者是以《马凡陀的山歌》而闻名的袁水拍.1949年3月,赵家璧在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一系列“美国文学丛书”,其中包括袁水拍翻译的《现代美国诗歌》.该集子对狄金森做了简要介绍,并翻译了5首狄金森诗歌.
然而,根据《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在建国后长达30年里,中国大陆没有对狄金森作进一步介绍.《现代美国诗歌》建国后又重新编校,在增删了一些诗歌后改名为《新的歌》,于1953年由晨光出版,其中狄金森的诗歌从5首减至2首.1962年发行的内部资料《美国文学近况》关注新近流行的思潮,没有提及狄金森.此后一直到1978年,国内第一部美国文学史――《美国文学简史》(董衡巽等编著)才有独立章节对狄金森进行直接评价.同一时期,在台湾和香港,狄金森却得到了梁实秋、余光中、夏菁、施颖洲、叶维廉、李达三、杨牧、谈锡永上师等学界名流的译介与推崇.
狄金森被排斥在大陆的“翻译选择之外”,是狄金森在中国遭遇的“最严厉”的“译文之外”的文化操纵[3：24].这还需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予以解释.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系统的“主导性地位”,诗学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对翻译提出的要求是翻译介绍“优秀”和“进步”的作品.譬如,1980年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在前言申明,提出的“对待人民的态度”、“有无进步意义”的指示是编者“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根本标准”[10：89].袁水拍在《新的歌》的序中也使用“进步”、“革命”的字眼.他说这些诗并不都是代表作,但反映了“美国人民的进步思想”,“有些诗歌充满着革命气息”,“甚至是直接参加了革命行动的诗人的作品”.
作为大学教材和参考书的外国文学史是“最有效的经典构成形式”[2：89].董衡巽1978年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收入了当时在美国“很受推崇”的狄金森[12：217].可是,根据“进步”、“革命”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政治诗学,该著作把她界定为“资产阶级”诗人,批判她“消极”、“远离群众”、以“个人情感”为中心；写诗为了“自娱”、“题材狭隘”、“脱离社会”,有“唯美倾向”.她的诗充满“神秘色彩”、“晦涩难懂”,是“消极的现代派的起点”,“思想内容上并无多大价值”[12：217-218].这些严厉的措辞足以使译者对狄金森退避三舍.在狄金森与惠特曼之间,主流意识形态选择了“积极支持南北战争”的“诗人”[10：453],把沉溺于自我而远离火热的社会生活的狄金森打入另册.60年代,著名翻译家赵萝蕤先生非常喜爱狄金森,可是“组织上安排”她翻译惠特曼便是例证.
联系《美国文学简史》对狄金森的大张挞伐,赫然可见江枫1984年的译序证明翻译狄金森的合法性的良苦用心.他敦促“最好不要给诗下狭隘的定义”,“不要轻易地给她贴某一种特定的标签”.他指出狄金森和“时代精神相通”,具有“广阔视野”,对题材选择有“绝对的自由”,“不排斥政治性的重大题材”、“不回避战争”,并举例证明有些诗“显然有战火的烙印”.他还声称狄金森并未局限于“自我禁闭”和“自我探索”,而是对国事民虞甚为关切,不乏“刺时之作”.他甚至意味深长地提及桑得堡师承狄金森,而前者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诗人”[14：10-19].其时,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西方学者开始纠偏早期的狄金森研究标举的孤独天才,着意挖掘她和时代文化的联系.江枫的这篇序言诚然借鉴、把握了西方狄金森研究界的前沿成果,但他的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优秀”与“进步”的话语机制施加的压力.其实,在文化气候乍暖还寒之际,译者存在政治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文学观方面的顾忌,“有意拔高”外国作家的“政治觉悟”是很常见的[3：26-27].
二、狄金森热的兴起与个人化倾向
80年代以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变化,逐渐形成了新的翻译选择规范和新的翻译文学经典库,与五六十年代的翻译文学‘经典’出现了戏剧性的换位”,曾经遭批判的作品“从翻译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在这历史语境中,狄金森的命运也实现了翻转.继江枫的译本1984年出版以后,大陆陆续出版了8种狄金森诗歌翻译选本(江枫的重译本除外),包括张芸(1986)、关天曦(1992)、木宇(1996)、吴钧陶(1996)、孙亮(1999)、王晋华(2000)、蒲隆(2001)、马永波(2005)等译者的译本.此外,还有李恒春译的狄金森传记(1996),吴玲译的关于狄金森的日记体小说(2000).在各类汉泽本中,江枫的诗歌译本再版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大,被视为狄金森翻译的经典.2004年,狄金森的《篱笆》一诗收人人教社的高中语文课本,参照的是江枫的译本.狄金森被收入汉语教科书,也意味着从此以后,青年一代的中国读者将认同狄金森为经典作家.
在研究界,钱锺书、茅于美等学界巨擘早在80年代对狄金森有所关注.狄金森译本的发行、狄金森在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新时期狄金森在国内的美国文学史中所占的重要篇幅等因素,构成一种合力把狄金森推到了研究的前台,并在2000年以来取得突破性进展.查阅中国期刊网,从2000年至2009年关于狄金森的研究论文(包括硕博士论文)高达650多篇.成绩显著,自不待言.从方法上来说,研究界比较注重对西方成果的吸收借鉴.对此,学界已有深刻反思,多位学者指出,亦步亦趋国外学者而创新不足.这种批评标志研究者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暗含了在国际狄金森研究的论坛发出“中国”声音的愿景.
作家、诗人的吸收与再创造是衡量翻译影响深度的指标.而他们秉持“为我所用”的原则对狄金森的文化重写,也是狄金森获得重生的重要途径.承认与狄金森有亲缘关系的作家、诗人数不胜数,包括汪国真、邵薇、臧棣、虹影、筱敏、钟鸣、李小洛、马绍玺、娜仁琪琪格、李云鹏、潘维、三子、苏浅等.独身、隐居、不发表诗歌的狄金森成为艺术原型,启发诗思,提供意象,作为精神导师帮助渡过人生的困厄,作为镜像检视、确认自我.“狄金森式”成为一个频频出现的典范式的标签,代表短诗的凝练、隐者的节制、精神的独立、对爱情的坚贞、对名利的拒绝、对写作的操守、对美的追求等.与江枫对狄金森的形象塑造直接相关的是,众多读者包括诗人安琪都强调“纯粹”的狄金森拥有“宽广”的“关怀”.
让人深思的是,如果80年代前,中国诗人盛赞惠特曼,忽视或批判狄金森,那么在新一代诗人心中,狄金森代表真正的诗人.而且,狄金森曾被视作“污点”的孤独、私密、疏离、内倾、内省得到了广泛认可与赞誉.著名作家王蒙指出狄金森很少接触外界,却能深刻揭示内心世界,系属王国维所言的“主观之诗人”.诗人沈苇称“基本的诗”“诞生于减法写作和反方向写作”,俨然以狄金森为蓝本.诗人刘春推崇“狄金森式的宁静”,也就是“降低身份”的写作姿态与对“小事物的关注和对崇高的仰望”[18：59].诗人曾宏倾心“个人的生活现实”与“内在的想象和显现”,觉得自己的秉性气质不宜效仿惠特曼,所以选择了狄金森.在惠特曼与狄金森之间,著名诗人王家新也坦陈自己更喜欢后者,“一个诗歌圣女,一个孤独而又充满了坚定的精神力量的诗人”,认之为“精神同类”.狄金森热的兴起――从惠特曼的慷慨之音到狄金森的私人细语的转变,体现了文化氛围与审美标准的变迁：由集体转向个人、由公转向私、由大写的我转向小写的我.蒲隆2001年的译序回应江枫,强调狄金森与所处的时代、文学环境“没有任何相融之处”[21：10].他回归到董衡巽的观点,但文化语境不同,赋予的价值迥异.董衡巽、江枫、蒲隆的狄金森,展现了狄金森形象建构的个体化倾向.与之相对照的是,在台湾,狄金森形象没有这场否定之否定.余光中在1963年曾说狄金森诗歌没有“时代”、“世界”和“人群”[22：75].董恒秀2000年的译序称她的魅力就在于她是“彻底的个体”,绝非“时代的代言人”[23：19].
狄金森享受孤独、以诗为伴这一形象的塑造与推广,洁米富勒的日记体小说《狄金森日记》的汉译本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富勒仿照狄金森的风格写就百余篇日记,以编辑的身份写序杜撰这本日记的来历.该日记体小说1999年由吴玲翻译成汉语,在台北出版,题目为《孤独是迷人的：埃米莉狄更逊的秘密日记》.赵卫民在序言中煞有介事地复述了原作者富勒捏造的日记发现史.200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引进了简体版,公然署名为“狄金森著”,把洁米富勒改派为注释者.这番改写使这本小说成为狄金森本人撰写、新近出土的秘密日记.勒口与封底的宣传广告以此为卖点吸引读者.封面有文字强调该书是女诗人的“生命记事”,她的“自我幽闭”证明“‘孤独’不是负面的煎熬,而是一种‘迷人’的正面力量”.继2001年第二次重印后,《孤独是迷人的》2006年底第三次重印,发行15,000册,列为该H{版社的年度畅销书.赫曼斯指出：“在不能直接读到某部文学作品或该作品不存在的时候,改写就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形象”’[24：128].网络搜索狄金森,“孤独迷人”铺天盖地.富勒的一家之言成为理解狄金森的权威阐释,牵制了许多读者的理解.“日记门”是出版社操纵翻译的重要细节、进而影响外国作家的文学声誉与文学形象的例证.出版社的操纵诚然是为利所驱,而肯定孤独的意义、张扬个体的价值和文化气候是相通的.
考察狄金森在中国近80年的旅程,可以发现狄金森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与她在西方的地位与研究有关,也受到汉语文化系统的制约.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念深刻影响狄金森翻译从无到有与基本面貌,进而影响了狄金森的文学声誉与文化形象.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当前文化气候的个人化倾向是培育狄金森热的温床.经过几十年的沉浮,狄金森终于以彻底的个体得到了赞誉.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狄金森的本土化形象日渐清晰.三、本土化的文化形象：闺怨与道家
狄金森本土化的文化形象是汉语文化系统操纵狄金森的译介与接受的另一鲜明例证.在此重点考察闺怨和道家两种极具本土特色的文化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作家具有显豁的本土文化意识,为狄金森的本土化阐释、塑造狄金森的本土文化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台湾诗人余光中在他文词优美的译序中,开了以闺怨模式想象、理解狄金森的滥觞：一个美丽女人为情而苦,痴痴等待远方不归的恋人,为此承受刻骨的孤独与凄凉.首先,他大肆渲染长相平常的狄金森的容貌之美,动用了“秀外慧中”、“惊鸿照影”等词汇,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她的“美貌和谈吐常惊四座”[22：73-74].然后,他重述狄金森早年路经费城,邂逅“魏治华斯”牧师的那段爱情传奇,把她的隐居归结于爱情的挫败与悲痛：“魏以有妇；爱蜜丽不愿引起物议,几度晤面之后,便黯然赋归,从此深居简出,抱恨以终”.他指出她300首爱情诗“视尘世为逆旅,以坟墓为归宿”是因为渴望与恋人死后做“永恒的结合”；她近300首诗“设想死后情景”是因为她“早已不耐于人间的岁月”[22：74].误译也反映译者试图激活与闺怨模式的互文关联.如第1540首诗中“Nature spending with herself／Sequestered Aftemoon”这一行,余光中翻译成“消瘦的四野／将下午深深幽禁”[22：77].辛弃疾的《昭君怨》有言：“落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李清照的《醉花阴》叹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刘守兰说余光中的翻译里“换了装的狄金森”“更具东方韵味”[5：361].这种“东方韵味”与感伤的“闺怨”情调是不无关系的.
闺怨模式体现了男性对一个美丽女人痴情等待自己的幻想[25：280].想象、重写狄金森,这种男性幻想得到充分释放：很多男性把自己当成狄金森生前苦苦等待的男人.李彬勇书写的《十四行：致艾米莉》是代表个案.该诗哀叹讲求速度、效率、利益的现代社会侵蚀了人们真爱的能力――孤独的操守和艰难的护持,提出狄金森可作为情感救赎.娜仁琪琪格的《献给狄金森》拒绝歌颂狄金森的忠贞不渝,而是指出这种在“深邃、幽静”里“抚摸爱情”的痴愚.狄金森囿于四壁的“苦苦思念”与屈心抑志并未获得对等之爱.她“人世间最亲爱的朋友”(狄金森对华兹华斯牧师的称呼)在远方安然享受“歌与茶,诗与酒”,“倾情”“漂亮的美妹”.可见,闺怨的狄金森折射了快速变动的现代社会里渴望坚守的大众心理,融合了当代批判闺怨模式戕害女性自尊与独立的文化反思.
从道家角度书写狄金森,意味着把她的人生理解成渴求平静,并通过道家知足寡欲、弃区分、齐生死、哀乐圆通等消极智慧获得平静,而步入沉默、隐人无名.《道德经》第四十五章说：“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阐明修心修身之道的关键在于“致虚极、守静笃”(第十六章).这是一种无欲无为、空明澄澈、不受外物干扰的心境,要求“少私寡欲”(第十九章)、“知足”、“知止”(第三十三、四十四、四十六章).钱锺书率先指出狄金森反复探讨的主题“缺乏中生出丰裕来”与《道德经》七十二章的格言“夫唯不厌,是以不厌”的契合[28：263-264].译者王晋华也在译序中说狄金森类同老庄,“淡名利轻生死,愿保持一种恬静澹泊的心境,愿过一种自然无为清心寡欲的生活”[29：1].台湾诗人陈克华赞誉狄金森的“空敞”“胸臆”――无欲、无求、谦下、不争.台湾作家钟文音指出狄金森的高度不在于写作,而在于她毫无杂念的“宁静”[31：268].钟文音的作品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读者对狄金森最丰满的道家想象与阐释,值得专题研究.
道家式的自然美主要是清静冷寂之美,四季中偏喜秋冬两季,晨昏中偏喜黄昏黑夜.台湾诗人杨牧把对狄金森的敬佩凝聚于一行诗：“秋天对于你却是好的”.狄金森认识到秋“如蛇的启迪”,在蜕化中得到新生,“如黄昏”放弃日中的灼热,通过行将消失获得璀璨.秋天意味死亡,这种悲剧感也因为季节的轮回而减弱.狄金森能欣赏秋之妙,也因为她懂得“忍让”,能接受一切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32：569-570].同样着眼于狄金森对秋天的热爱,金波的诗歌《献给艾米莉狄金森》别具匠心地把狄金森诗歌《晨曦比以往更柔和》移植人道士抚琴的语境.首行“木琴已旧”暗示狄金森经历了一场心灵的变革.她眼中的树林、早晨、坚果、玫瑰暗示她崭新的视野.她学会了倾听大自然的音乐,看到槭树叶中音乐翻滚.秋天的早晨并非霜风凄紧,而是柔和“温顺”.她看到了逐渐成熟的“坚果”,凋谢的玫瑰也只是暂时“出走”.她戴上一条和槭树一样“鲜艳的围巾”,避免“过于深刻”,回归精神的朴素.
在道家视阈里,宁静常常伴随沉默.金波的诗首行“木琴已旧”就暗示了狄金森由宁静而沉默.《庄子齐物论》中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成与亏”是因为视角褊狭,未能看到两极通融.内在的不平产生语言与音乐,而整体的眼光看到世界处处圆满.一颗圆满的心灵,与自然合一,必然觉得语言多余.《庄子齐物论》又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这句话也揭示了天人合“一”之际“言”的遁迹.道家推崇沉默、欣赏无言也是因为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老子》第一章写道“道可道,非常道.”第二章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五章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十六章写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台湾作家李进文坚持从道家传统想象狄金森.他曾援引《庄子逍遥游》中的名句“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阐释狄金森自比鹪鹩：“鹪鹩希求不多,知足寡欲”.他的寓言《猫说：诗人》重塑了狄金森道家式的沉默.猫笃定诗人“欠这世间几首诗”,也就是必须把诗歌公之于众.可是,“一棵雨中的芒果树下”,“瘦瘦小小如鹪鹩,撑一把天蓝色的伞”的狄金森打破了这些期待.“猫问诗.她微笑不答,彷佛那不关她的事.”“笑而不答”在汉语中承载了道家妙处难言、悠然心会的智慧.如李白的七言绝句《山中问答》所示：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官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狄金森“轻轻摇头”拒绝猫的陪伴,依旧无言,“径自走去”,“愈走愈远”,留给世人一个背影.这是对诗人隐居的生活姿态的描述,也暗示心灵的养育需要孤独.她“走入一大片丛林般删掉的新诗”既说明狄金森诗歌的精简凝练,也说明她以减法操作的诗歌犹如人生,还说明她的人生就是诗歌.
文化形象揭示形象构建者与其所处的文化系统的相关因素.闺怨和道家的狄金森形象,体现了本土文化资源的当代活力,揭示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文化形象“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者的实在”.换言之,文化形象兼具“言说他者”与“言说自我”两种功能.以上讨论的诗人常常诉诸于对狄金森的直觉把握与整体理解,而金波、陈克华等诗人的文化书写,其实基于对狄金森诗歌的创造性阐释.当研究界痛感批评危机时,我们是否可从作家诗人的文化想象中得到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