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美国现代诗人王红公对杜甫十分痴迷,他翻译了36首杜诗,在美国文坛产生了极大影响.深入研究其杜甫情结,会发现蕴含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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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思（Kenh Rexroth ）,中文名王红公,是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有“垮掉派教父”之称.他在15岁时读到了劳伦斯比尼翁的著作《远东绘画》,从此迷恋上东方文化,包括中国古诗、戏剧、书法、绘画、以及道家思想等.
一、王红公的杜甫情结.
王红公十分推崇杜甫,认为杜甫是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没有任何伟大的诗人能像杜甫那样持久.王红公说,“我让自己沉浸在杜甫的诗歌中长达30年之久,他使我变成了一个更完美的男人、一个更会感知的生命体、一名更优秀的诗人.杜甫的诗歌回答了一个困扰着很多美学家和批评家的问题,‘诗歌有何用处?’,他的诗所阐释的正是艺术的最高目的.”王红公认为,杜甫的诗歌表现了一种亲切而直接无隐的语调,杜甫能作为一个全面交流的人,直接地展现自己,而西方诗人很少使用这种方式.当然,王红公眼中的杜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作为一名奉行无政府主义的西方人,他对杜甫奉儒守官、忠君忠朝的思想并不赞同.他认为杜甫过分看重自己的官职,太过于自怨自怜,对于儒家经典有一种顽固不化的信仰,因此杜诗中充满了思乡愁绪和对权力荣誉的感伤.
但对王红公来说,这些缺点是瑕不掩瑜的,反而会使杜甫更具人性化、更加贴近大众.他认为杜甫像荷马一样充满着智慧和人性的光辉.“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像杜甫那样完全世俗化.与荷马相比,他来自于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健全的文明.他不需要去谈论上帝、自然力量的抽象性和人类.而只需关注人类的忠诚、宽容、怜悯、以及对世界的救赎.对于我来说,他是我在二十世纪乱世中生存的唯一信仰.”1可以说,王红公对于杜甫是一种近似于神圣的崇敬.
二、王红公英译的杜甫诗.
王红公共翻译了36首杜诗,35首收录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诗歌一百首》中,另一首收在1970年出版的《爱与流年：另一百首中国诗》中.他所选择的36首杜诗,大都不是杜诗中的名篇,这种翻译选择也与杜甫在译者心中的形象定位有关.这36首杜诗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有关大自然的隐逸诗；因景生情的感怀诗；友谊诗；游宴诗.根据内容的不同,其译诗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所译的大自然隐逸诗往往简单、自然、直接；感怀诗往往会摒弃掉原诗中的政治背景,加入自己的人生体验；友谊诗感情深刻真挚,加入主客对话；游宴诗则会呈现出一副更接近西方读者期待视野的游宴场面.总体上,王红公的译诗给杜诗带来了一些新特点：简单自然、动作明快、色彩浓烈、具有很强的画面感.但因为这些新特点的存在,也使译诗丧失了一些原有的魅力,比如杜诗特有的悲思感怀、忧国忧民、对社会政治的无奈和思乡愁绪等.王红公的译诗影响了一批美国现代诗人,使很多年轻人开始接触中国古诗.在《中国诗歌一百首》出版之前,美国读者普遍认为李白是中国古代最出色的诗人,而这本书却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译入语读者的看法,使杜甫被更多的美国读者接受.在诗人史蒂芬伯格于1969年编写的美国当代诗选《的诗：近来开放形式的美国诗》中,共收录了十九位美国诗人的作品,王红公的16首诗作也被收录于其中,而英译的杜诗就有7首.威斯布鲁克在一篇专栏中曾写到,《中国诗歌一百首》在出版之后“迅速在大学生和追求浪漫的人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它成为情侣之间在情人节互赠的礼物,他们在赠送此书时经常带着一种热恋中的神情.这些诗歌本身像夏日的玫瑰一样简单易碎,并且令人十分愉快,尽管它们来自于一种遥远而古老的文化,但它们很轻易的就跨越了时空的隔阂,抓住了现代读者的耳朵.”2王红公在进行翻译时,既与原作者杜甫进行跨越时空的情感上的交流,又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接受能力.既要化身为唐代诗人杜甫,去感知原诗,同时也要从一名美国现代诗人的视角出发,去重新审视杜诗的韵味和含义.
王红公对中国古诗的译作、模仿中国古诗的诗作,都在美国文坛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自己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古诗的影响,带有许多中国意象和元素,其中杜甫的影响无疑居于重要地位.王红公曾说过：“中国诗歌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客观的评价中国诗和日本诗,中国诗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歌.只有很少的早期希腊诗人,例如萨福,能和杜甫相提并论.杜甫无疑是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是一个内心充满着宽容和同情的生命体.他让我成为了一位更优秀的人,虽然那本并不是一个诗人的作用.”
三、杜甫情结的文化探源.
王红公所推崇的杜甫,是被译者自身价值判断所净化过的杜甫形象.他剔除了杜甫身上的政治性和封建思想,更为关注作为一位中国古代诗人的杜甫,其身上的简单、自然、以及对人类和自然界万物的爱与关怀.一名美国现代诗人,却偏偏选择了杜甫这一遥远的东方古国的诗人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如果深入探寻其杜甫情结,必会发现很多文化上的根源.二战后的美国社会,传统的西方价值体系逐渐消解,人们的宗教思想开始动摇,文化优越感也随之消失.而这时,遥远的东方文化却恰好满足了他们内心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古诗被大量翻译到美国文坛,其简单自然的特质恰恰符合了当时西方人所追求的文化理念.王红公译诗中所表达的简单、自然、仁爱、豁达的心境,虽然这些并不是杜诗的本质精髓,但却符合了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期待视野.虽然其译诗与原诗有很大差异,但正是因为这种更符合西方文化的删改,才使其译作被美国读者广为接受.译者通过对原诗的翻译与改写,向西方读者重塑了一个杜甫形象.这是一个在西方现代语境下,更符合西方读者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中国古诗人.
1 Kenh Rexroth ：Classics Revisited, 1968, p.130.省略,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