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的译作《秘密的中国》所传递的中国形象

周立波的译作《秘密的中国》是他的翻译作品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并且该译作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27-1937年这十年是周立波在上海的十年,他与外国文学的接触与他对外国文学的译介都始于这一时期.他翻译了普希金的《杜布罗斯基》、马克吐温的《驰名的跳蛙》、洛巴多的《贵客》、乔易斯的《寄宿舍》等中、短篇小说,以及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上部）和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等,其中尤以后两部译作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较大,“他还因此赢得了‘青年翻译家’的美誉”①.周立波在上海期间,努力自修英语,他的译作全是从英语直接译来,或是通过英语转译而来,《秘密的中国》原是捷克记者埃贡埃尔温基希（Egon Erwin Kisch）用德语完成的著作,周立波通过转译英译者迈克达维德生（Michael Didson）的英译作品将之介绍到中国.1936年,他将其中的数篇译出,分别在报纸上发表,1938年,该书中译单行本开始发行.本文试从形象学的角度探讨《秘密的中国》所传递的中国形象以及它对译者周立波所产生的影响.

一、

1932年捷克记者基希在中国的南京、北平（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实地采访,获取了大量的关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大众生活、大众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回国后他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用德语写作了一部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该作品集共收录了23篇报告文学作品,反映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平（北京）、上海、南京的社会状况.基希对帝国主义在华的丑恶嘴脸与领导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腐朽进行了形象地描述与深刻地揭露；同时也描绘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与领导的苏区的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对帝国主义与南京政府的仇恨与揭露和对中国人民和苏区的同情与赞扬贯穿于他这部报告文学集的始终,并且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南京政府/苏区总是二元对立地出现：黄包车夫是“不要车房,不要马料和马房,就是替他装置马蹄的匠人也不需要”的廉价牲口；而普通外国水手和水兵一旦坐上了中国的黄包车,“他们觉得好像是坐在Rolls-Royce里面一样”,身价倍增；在堆栈干活的中国工人“比最廉价的机械还要廉价得多：他的手是升降机,他的手臂是链条,他的肩是运输小车,他的腿是铁路――这些机械不需要机械师,不需要燃料”；而那些“住在欧洲、有着洁白的肌肤、坦白真诚的眼睛、强大的鼻子和完美体格的欧罗巴人的种,在堆栈里很少看到,他们只做会计员和监督人”；在淞沪战争中,“顶甲板上的日本太太和绅士们在互相的指示那些掩蔽着人的尸体的房屋的尸体,快乐的指出破坏工作中比较奇异的佳作”；“日本的国旗在吴淞的尸体之上飘动着,旗子上的太阳像是一个圆的创伤,从那上面,鲜血向四围流出”；红军所在的苏区“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封建统治,没有外国人,没有烟,没有私人银行,没有儿童劳动,没有贩卖儿童,没有传教士,没有内地税,没有土匪将军,没有贿赂”；而国民党政府所在的南京将外国人作为自己的继承者和保护者,将工会变成了各业工人的俱乐部,“土匪将军们――封建统治的标志――是帝国的联盟的王子；贸易很繁盛,军火贸易很繁盛,儿童劳动很繁盛,厘金税收很繁盛”.

从以上两组根本对立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名无产阶级记者的基希在刻画形象时所带有的鲜明的阶级情感倾向.在他揭露中国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时,总不忘拿享受他们劳动成果的外国侵略者作对比,他用讽刺而又形象的比喻展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人为乐趣的残忍行径,使人们在同情中国人的同时更加痛恨那些帝国主义侵略者.而他在描述苏区与南京的形象时,将苏区与南京完全作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来处理.他对南京的描述有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观察、体验,因为他毕竟实地采访过南京,而苏区,他却从来没有采访过,因此他对苏区的描述肯定加入了他自己的合理想象,他认为在南京看到的一切腐朽、阴暗、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比如贸易、军火贸易、贩卖儿童等在苏区都是不存在的,苏区俨然是一个截然不同于南京的理想社会,这显然渗透了他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区的向往与赞颂之情.

二、

《秘密的中国》里的中国形象经过了三次文化旅行：基希/捷克――迈克达维德生/英国――周立波/中国.虽然是同一个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我们知道,形象具有“符号功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种特定文化中,对他者是不能任意讲和任意写的”②,因此这一固定的能指因为面对的接受者（注视者）的文化不同,它的所指也有所不同.基希作为中国形象的第一塑造者,他对被注视者文化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在他者（中国）文化中找到了与自身（注视者）文化的相似性：捷克与中国的命运相似,在历史上是一个饱受侵略的国家,基希在中国访问期间正是捷克被奥地利侵占的时期,他因为从事进步的新闻写作而被流放,从此他成了以四海为家的漂泊记者.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剥削的悲惨景象勾起了他的“怀旧”（nostalgia）情结,他在中国看到了捷克的影子,因此他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是发自内心的激烈感情的渲泻.另一方面,被注视者文化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异质的文化,他是带着冒险、揭密的目的访问中国,因此他把他的作品取名于“秘密的中国”.书中多处展示了中国的异国情调与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渗透着他对他者文化的否定.中国形象相对于捷克的接受者来说既指称反抗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又包含着异质文化的异国情调.

当英国的达维德生将《秘密的中国》翻译介绍到英国时,中国形象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英国人对中国形象里包含的异国情调似乎不感兴趣,也没有像基希那样对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深表同情,他们更多地是将之作为反对国内法西斯主义的文学武器.《秘密的中国》于1935年在伦敦出版,此时正值英国国内反法西斯革命运动的时期,1934、1936和1937年伦敦爆发了领导的10万人以上的反法西斯游行,这些游行制造了紧张的政治局面.英国把反法西斯主义作为武器,他们将矛头直指制造了和让法西斯势力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体系.《秘密的中国》在英国的出版适应了国内反法西斯的潮流,此时中国的形象已失去了基希附予它的反帝内涵,却将形象中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内涵凸显了出来.

1936年,周立波接触到了该书的英译本,并开始着手翻译其中的篇章.对周立波来说,《秘密的中国》里的中国形象是一个自我身处他者文化中的形象,因此也是一个被他者化了的形象.周立波对这一形象进行了有选择的接受,正如他在译后附记中所说：“这本书是作者六年前的著作,有许多地方是不合中国目前的形势的.但凡是他反对日本法西斯,描写日寇暴行的每一个字,都将有永远的价值”,“基希带着充分的理解和炽热的同情,描写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正被人恣意宰割,放肆欺侮的这时候,基希的这种同情和理解,会使我们格外的感动”.周立波选择接受了中国形象中帝国主义压榨中国的丑态和中国人民受难的悲剧,而摒弃其中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翻译这本书时,周立波还在上海,他当时主要以翻译苏联文学与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为主,无产阶级革命记者基希的作品自然符合他翻译的初衷.周立波在上海期间曾亲历过1932年上海淞沪之战,参加了支援19路军抗战的罢工活动,他在上海参加的革命活动曾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他本人也在1932年因为上街贴革命传单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因此对民族敌人日本侵略者与阶级敌人国民党,周立波是十分痛恨的,基希书中对日帝侵略者与国民党政府的鞭笞与揭露都能引起周立波情感上的共鸣.

在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峻形势下,周立波响应周扬的号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大家“以写战争危机和民族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引起大众的保卫意识”③.“国防文学”最早发生在苏联,苏联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出了这个口号,周立波在看到苏联“国防文学”的介绍时,立即联想到了中国的形势,认为“国防文学”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他在介绍“国防文学”时说：“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该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④ 周立波把《秘密的中国》作为“国防文学”的典范之一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在1936年4月25日上海《读书生活》上发表的《谈谈报告文学》一文中说,基希的报告文学是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的代表之一,“用这种结晶,来作为我们的国防文学的有力的形式之一罢”⑤.他希望通过这本书的翻译介绍,能号召人民共同起来抗日,重振家园.

周立波把《秘密的中国》介绍到中国之时,正值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方兴未艾.左联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参考和采用“西欧的报告文学”形式,“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任务.周立波加入左联后,成了报告文学的一位积极倡导者.他对当时中国作家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不太满意,认为许多作品只是停留在感情渲泻的速写阶段,缺乏对现实事件作立体的研究和分析,而基希的报告基于社会事实和史实,通过自己的深入观察将社会众生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他的报告也不乏感情的流露与“抒情诗的幻想”.周立波称基希的作品是报告文学的“模范”,希望中国的报告文学家能吸取基希的创作经验,“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正确的世界观和抒情诗人的喜怒与力,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⑥.

三、

《秘密的中国》在中国问世对中国和译者周立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基希的报告文学为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作用.黄钢在《我是怎样写作报告文学的》一文里说：“基希冷静的风格及其对于旧中国旧社会的揭露和嘲讽,对于我那时的文学进修发生过深刻影响.”⑦ 周立波所倡导的将《秘密的中国》作为报告文学的典范也取得了效果：1938年,延安鲁艺文工团的团员们奔赴抗日的前线时,他们都带着手抄本《秘密的中国》,经常背诵其中的篇章.

基希的作品也为周立波以后写作报告文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周立波译完《秘密的中国》后,毅然绝然地走向了前线,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他创作了三部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1938）、《战地日记》（1938）与《南下记》（1944）.他创作的报告文学与基希的风格很相似,1938年7月2日出版的《全民周刊》发表书评推荐周立波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罗之扬写道：“当我读基希的《秘密的中国》时,曾期望着报告文学《战斗与自由的中国》之出现,《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可说就是这么一部作品”⑧.周立波的作品里也同样描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形象：“敌人残害我同胞的心思是无所不至的狠毒的.我们走进镇里,不见一个人影；原有好几百家烟火的市镇,凄凉象坟墓.门窗和一切木器,都被敌人用做柴薪烧掉了.睡觉的坑都被捣毁.烧饭的锅炉上,撒许多大便.我听说日本人最爱清洁,为什么到中国来的敌人,竟是这样的脏污”⑨；周立波在河北农村采访时遇到了一个老人,“应门的是一个老太婆,她给了我们水,微笑着招呼我们：‘进来坐坐吧,里面暖和一点.’老年中国人的热情,不大有喧嚣的表示,总是含在微笑的眼睛里,或是简单而又温暖的语言里.从这个老太婆的眼睛和招呼中,我们可以觉察她对于祖国的兵马,有无穷的热烈的情意.谁说河北的人心完了呢?井陉县城已经被占快半年,但这村妪的心,还是中华民族的”⑩.周立波继承了基希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情揭露和嘲讽,他对日本侵略者扫荡晋察冀边区的描写与基希报告中日本帝国主义对吴淞的践踏是如此地相似,但是在刻画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形象时,除了描绘他们的苦难生活,同时还描述了他们的善良、勇气与希望,边区人民正在用自己的血肉和意志,筑成一道中华民族的新的万里长城.这一点是基希感受不到的.

周立波作为《秘密的中国》的译者,同时也是报告文学的创作者,他既是形象的塑造者,也是形象的接受者.虽然他的译作基本忠实于英文译本,但从他的译后附记以及他的各种介绍基希作品的文论中可以看出,他只接受了形象中他所认同的部分――对帝国主义的抨击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他对基希创造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吸收、改造,并融合他的思想认同,反映在了他自己的报告文学理论与创作中.

注释

①⑧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第107页.

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③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④⑤⑥周立波：《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第67页、第67页.

⑦转引自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⑨⑩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五卷报告文学）》,1983年版,第13页、第17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