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免中的智慧

更新时间:2024-02-2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4248 浏览:16994

[摘 要 ] 为圆满解答、彻底解决和法律关系两难问题,中华法从制度上实行豁免.特定义务主体若陷入该两难,其法律义务则视轻重缓急和主体行为能力,或者依法减轻甚至豁免,转由其他义务主体或公权力履行;或者依法推迟,以保证优先敦睦,从而消除危机,然后亲自履行.由此充分保证特定义务主体自由行使特殊优先权,全身心履行义务,悉心敦睦,并从根本上圆满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关系.于是,和法律关系由两难而两全,进而兼顾公序良俗而多全,达至公道.豁免所含的智慧朴而茂,通而深:本乎,使法律植根于本真,圆满履行其重要使命;出于人性,保证法律有合法性、合理性,而成为良法;善待人情,即顺应人之常情,规制不当之情,保证法律真正被认同和遵守,真正有效力和生命力.这样的智慧以常识及其公理性力量,蕴涵旺盛生命力和永恒、普适性因素,纵贯中华法,千年一脉;横通现代法治国家作证豁免权这一类制度,万里友声.

[关 键 词 ] 豁免; 中华法; ; 法律关系; 两难; 公序良俗; 人性; 人情

众所周知,为调谐、法律关系这两大社会关系及其矛盾,出现了义务、法律义务这两种义务体系以及道德规范、法律规范这两类规范体系.这些社会关系、义务、规范彼此对应,时有交集,甚至出现两难:特定若濒于危境,须立即无条件悉心敦睦,且每个人出于、人性、人之常情,自会如此,也有权利如此,却因恶化法律关系已陷入的困境而被禁止.与此同时,一定的法律关系被破坏,需要坚守和维护,却危及.

当此两难,每个当事人及其亲友都陷入困境,且殃及和法律关系,乃至使公序良俗都陷入两难.对此两难,和法律关系上将如何解答和解决?

兹事体大,古今中外引发千年探索,答案各种各样.在中华法,延续千年的制度化答案是豁免:经审慎权衡,会通和法律关系,保证特定义务主体可自由行使特殊优先权,全身心悉心敦睦,保证免遭伤害;有关法律义务尽管也须立即履行,却视轻重缓急和主体行为能力,或者依法减轻甚至豁免,转由其他义务主体或公权力履行,或者依法推迟而随后亲自履行,从而守经权变,同样从根本上维护特定法律关系,捍卫法律尊严.由此,圆满解答并彻底解决、法律关系间两难问题,乃至从根本上维护公序良俗而多全,达至公道.

豁免从制度上妙解、法律关系间两难,蕴涵并结晶出平实而宝贵的智慧.本文初步探讨该智慧,以期有助于圆满解答、彻底解决和法律关系间古已有之、历久弥新且与时凸显的两难,有助于促进有关理论和实践探讨.

一、 豁免因本乎而保证法律履行其重要使命

是初级关系、原生的本体性关系或“母”关系,是体;法律关系因社会关系中权利和义务及其矛盾逐渐凸显而生,是次级关系、派生的功能性关系或“子”关系,是用.和法律关系若交集进而两难,法律关系须向适度让步,并会通和法律关系,须为维护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尤其是维护健全的和法律关系的深层而化解两难,尽量实现两全甚至多全.

发生于人生伊始、社会伊始,随人类进化、社会发展而始终存在,与人生、社会始终同步,保证每个人、每代人都赖以生存和发展,保证人类因婚姻、生育而代际承传无穷绵展,从而保证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是原生的初级关系;纵贯人生和社会,与每个人、每代人生命甚至人类命运共始终,是永恒关系;横跨人生和社会所有领域,只要有人、有人的生命和生活、有人际交往,则无需任何前提就自然而然生成、存在,无时不在无所不有,是普遍关系;分化出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法律关系,并始终贯通其中,是本体性关系.在意义上,所有社会关系主体从不同性质、程度上无一例外都来自具体,都或显或隐有具体身份;此具体及其身份从所有社会关系及其身份中可视需要和可能,在有限意义上可适度调谐,非常必要时须适当限制,却绝不可能剥离.是健全社会结构的基础,从根本上保障社会生活、维护公共秩序、保障人类幸福,“其对于人类幸福的直接影响等比所有其他问题加在一起还要更为重要”[1]114.由此而生的情感、意志、行为“是原始的事实或存在,本身圆满自足,并不参照其他的情感、意志和行为”[2]498.因此,对个人及其家庭、对社会国家,甚至对几乎各种出于不同功利性目的而建立的专业化组织而言,悉心敦睦,实出于生存本能、发展需要,舍此别无选择;若离开及其和谐融洽,则制度正义进而社会发展、国家稳定、民族繁荣甚至人类存续都无异于空中楼阁.

当和其他社会关系冲突,则要求其他社会关系与之一致,必要时甚至向适度让步,包括法律关系在确认法律事实、厘定权利义务、实施赏罚等方面都须如此.传统中国实行亲属容隐制度,现代法治国家实行作证豁免权(包括亲属作证豁免权、职业作证豁免权)制度,古今中外于此相通.内部权利义务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自洽、互洽,若有矛盾,绝大多数可自我调谐,而无需法律及其调节,自无涉法律关系.当且仅当中矛盾尖锐、冲突激烈,权利和义务冲突已无法自组织、自调谐,无法自保其原生态及其和谐融洽,甚至危及特定及其成员的存在,而需人为规制,甚至不得不诉诸公权力强制时,才产生法律关系.而即便此时,法律关系仍须基于、悉心敦睦、呵护、回归.

法律关系是次生关系、功能性关系或“子”关系,是用.作为人为建构的社会关系及其秩序,法律关系是在不同中为了更利于敦睦而产生的,在交往交易中凸显为主体间权利和义务关系及其矛盾,并经民间习惯法承认或国家成文法确认而确立.法律关系旨在通过调谐权利和义务关系而调谐社会关系,使之井然有序、和谐融洽,其始终都是本乎.

从个人来看,“法律关系总是法律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257,无一例外都基于、始于具体个人.确切地说,从具体个人各自实体态衍生渗透态,从渗透态衍生法律关系.“对这一基本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全部后果,我们只有从学上的人的概念出发才能理解.对我们的整个法律制度来说,学上的人的概念须臾也不可或缺.”[3]45其一,每个人要进入甚至要建构具体法律关系,就须有公民身份,公民身份则本乎.如果说古代社会如古希腊的公民身份基于具体及其内生的身份,那么,现代社会的公民身份同样仍基于身份.“依照常例,公民就是父母双方都是公民所生的儿子,单是父亲或母亲为公民,则其子不得称为公民;有时,这种条件还得追溯更远,推及二代、三代或更多世代的祖先.”[4]114“一个公民是天生的公民们的、是一个公民父亲和一个公民母亲的后裔和自然产物.而他只有在产生了他的公民父亲和公民母亲是合法成婚时,或者不如说是只有当他推定的(presumed)父亲是他的母亲的丈夫时,他才成其为公民.否则,他就只是一个‘自然的’孩童,而不是‘合法的’孩童.何为合法的孩童,这取决于法律或习俗.”基于此,法律上、现实中,“谁是或谁不是公民,取决于而且总取决于法律”.“公民和非公民的区别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习俗.因此,实际上所有的公民都是‘造成的’而非‘天生的’.”[5]104105其二,基于公民身份,人们从各自实体态向外,经理性考虑,为各自功利目的和各种需要、愿望、信念乃至信仰而进入各种地缘群体、职业生活、社会交往、市场交易,从各种实体态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活动中内生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社会关系.各种社会关系中,“人们可能会产生对他人的亲善和同情,也可能忠诚于各种各样的事业,进一步讲,人们有可能忠诚于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这些特定的行为模式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6]8889.其中,法律关系是彼此间出于理性考虑而约定的,其中包含各种功利目的,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甚至利益关系.但如果仅仅停留于各种功利目的或权利义务关系、利益关系,则需契约、正式制度乃至公权力保障,其刚性强,成本高,而且难以保证和谐、互利、持久,甚至会导致无政府.为保证基本秩序,交往和交易就须“有未加明确规定的义务,有双方都要求并由社会交换所促进的信任”[7]9以及礼遇、尊重,这样,主体间关系和交往交易秩序乃至社会秩序才能和谐、互利、持久.“每个人都负有尊重其他任何人的义务,每个人都有权要求任何其他人尊重自己,这种相互尊重关系是‘法律上的基础关系’.它是人们在某个法律共同体中共同生活的基础,也是每一项具体的法律关系的基础.”[3]47这在意义上则使彼此关系建构为、深化为渗透态. 从社会关系来看,其任何形态或子系统不论天生天演,还是人为建构,不论因情而演进,还是基于诚信底线、出于理性、为具体功利目的而在交往交易中建构,常态中、直观层面上,若无需法律规定及其调节,就不凸显为法律关系,无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可能隐含或预设法律关系.只有当彼此权利义务冲突,且不能自行调谐而须法律介入时,才转化为或凸显出法律关系;即便此时,法律关系仍应基于具体,至少须基于诚信底线.

上述两端共同表明,始终是法律关系(推而广之,乃至一切社会关系)之本,始终以不同形态、从不同性质和程度上产生法律关系.结构意义上,法律关系(乃至一切社会关系)从不同性质和程度上无不基于、渗透着,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态表现着,更以特殊方式、从特殊角度维护,也就“注定”不能“脱伦”(脱离)、“去伦”或“逆伦”.功能意义上,法律关系从根本上旨在敦睦、调谐,从而怎么写作于敦睦、回护:特殊情况下,比如具体内讧而凸显法律关系,须从法律关系中维护和调谐;正常情况下,对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为维护、调谐、恢复其和谐融洽而生,并尽可能从底线意义上保证各种社会关系有序、和谐、彼此协调.这在意义上就是保证各种社会关系的常态,维护渗透态.

因此可以说,“纯”法律关系如果抽去社会关系客观的、主观的仁爱等活生生的内容,认为法律关系可以没有和仁爱,则只是高度抽象甚至主观想象,仅在理论上可能,现实中从无此所谓“法律关系”.社会关系是有机体,各种社会关系共生共存,甚至融为一体;具体社会关系因具体对象、具体性质、具体机制等层面固然有所侧重,但和其他社会关系仍共生共存甚至彼此渗透,有清晰边界,无绝对畛域.当然,认识、研究离不开科学抽象,即对特定社会关系强调其特定侧重面,但此抽象只能是适度的、相对的,若过度甚至无度而绝对地抽象,则将特定社会关系的特定侧重面夸大,由相对真理陷入绝对谬误.认识和研究之初固然须抽象,包括适度抽象掉及其基本因子,但随着认识、研究渐趋深入和全面,先前被抽象掉的及其基本因子须及时恢复或还原,实践中更须如此,才能保证认识准确、实践高效.同理,任何社会关系包括法律关系若剥离,充其量只在类似实验室或高度抽象、严格限定具体条件和适用范围的人为环境甚至虚拟环境中有可能,一离开类似实验室环境则从不存在,甚至陷入想象乃至虚构,只能“虚活”在主观中.换句话说,“纯”法律关系虽“精明和现实”,却片面、“不健全”,“非常肤浅和狭隘”、“非常不幸”[6]8,34,15,妨碍人们关注更有意义的本体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因而,本体始终须从不同性质和程度上承认、尊重、维护.

立法中,形式上,似乎“国家法是所有其他法律的源泉:它创造了国家并规定着国家的意志构成,根据这种国家意志,又进一步产生了制定法形式的其他法律规则”.实质上,历史进程则“恰恰相反等私法,构成了较为稳定的基础,而国家法则构成了可以改变的‘上层建筑’”.而私法又“涉及我的和你的、商业的和交往的、家庭的和继承的法律”[8]56.私法关系作为法律抽象,现实中与以及出自的诸多社会因子、社会关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进而本乎.即便公法关系,如果说传统中“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9]卷一二,190、“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10]卷五三,2125由实体态衍生,那么,现代私权利和公权力因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从选择和服从、权威和怎么写作关系中内生权利义务平等关系,则是从意义上建构渗透态的特殊形态.

司法上在处理民事关系时,力求精确度量民事债务,“法官判给原告的金钱,须与原告所受损失或原告所提供的贷款一致,一分钱不多,也一分钱不少”[8]108.司法实践中则只是理想,不可能实现,因为原被告投入交易的时间、精力、感情等因素被忽略,其所受损害更没有也不可能准确计量,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除或完全补偿.所谓受损后“恢复原状”云云,仅限于技术、经济、法律等有限的工具或手段意义上,意义上,焉能、何能、岂能!事实上,“许多方面、许多重要的关系以及某些严重的不良行为不能适用规则和补救等法律手段”,“法院可以使一个被告归还一件稀有的动产,但是它不能迫使他恢复一个妻子的已经疏远的爱情”.更遑论刑事关系中“企图对断肢的实际金钱赔偿定出一个确定的尺度,至少是有困难的;而要对一个受害人的情绪、荣誉和尊严进行估价,就简直是不可能的”[11]30,31,32.

守法是公民义务、公民德性,其前提是:法律关系的维护须现实可行,须是公民在其具体中自然而然就能做到,而无须损害.如有“法律关系”甚至其“法律”很“好”,却危及,根本无法维护和遵守,而要维护“法律关系”、要“守法”,就只能破坏甚至出卖,良心永无宁日.如此,“法律关系”及其“法律”淫威所至,就不会有良好的法律关系,不会有法律神圣的知、情、意,不会有守法的德性,不会有普遍守法.只有本乎而立法、司法、执法,才能防止恶法,才能有法制大厦,才能有普遍守法,才能有法治秩序.

从发生意义上而言,法律创立法律关系;从运行意义上而言,法律调谐法律关系.这两方面都本乎,致力于维护公道.具体来说,在直接现实性上,解决具体纠纷,维护形式公道;法律价值上,调谐法律关系,维护实质公道;社会结构及其本体意义上,调谐.正由于本乎,那么,悉心敦睦、保障圆满和绵展,对法律来说是重要使命.

豁免恰恰从制度上本乎,切实敦睦,使免受侵害,因维护原初社会组织、基本社会制度健全发育、社会良性运行,而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如果说,以间接手段如收养、认亲等拟制生成准血缘关系,吸收外人来巩固和扩大家庭,被认为“人类所深受其惠的,实没有比这个更多的了”[12]75,那么,豁免本乎,直接悉心敦睦,间接但从根本顾全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从根本上惠及人类的岂不更深更多? 二、 豁免因出于人性而保证法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人性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天性或本性,乃“天之就”、“生之所以然”,“本始材朴”,“不事而自然”卷一七,435;卷一六,412;卷一三,366;卷一六,412.人性不论善(如同情、利他、仁爱)、中性(如利己但不损人不损公)或者恶(如利己而损人损公,甚至不利己却损人损公),都须直面.

法律须直面人性,更须出于人性;能否直面人性,又取决于是否出于人性.法律旨在维护法益、调谐公共秩序、维护正义.因此,出于人性,从“作为其根源的永恒法汲取使人内心感到满意的力量”,妥善“调整人们彼此的关系”[14]120,139,才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任何法律若背离人性,却强制人们服从,则丧失合法性与合理性.

其一,法律须充分考虑进而尊重人性及其行为可能性.其中包括趋利而为、避害不为的正反可能性,它所要求的是人能做到的,其禁止的是人能避免的,而不强人所难.反之,如果有所谓“法律”对人性及其人心所向却禁止,对按人性本来做不到的却强迫人们去做,这样的“法律”充其量只是恶法,毫无合法性与合理性.比如,承认并适度允许亲属间彼此呵护甚至适度包庇,就是出于人性;而禁止亲属彼此保护,强求彼此举证,则完全违背人性.

其二,法律须维护人性的丰富性.为此,须防止将人性完全技术化、法律化,尽管法律是维护法益、调谐公共秩序、维护正义的基本的技术化手段.每个人出于人性,有物质需要,更有性、宗教性等精神需要,这一切不能完全技术化、法律化.否则,“放弃我们的遗传秉性,而去依赖于机器做出的推理,放弃、艺术和我们存在的意义,而卷入打着进步旗号的无休止的争论等认为我们已经与古老的遗传特性分道扬镳,那样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15]434.若果真如此,无异于强行将人性格式化,法律就丧失了合法性与合理性.

其三,法律须保证效果良好且尽可能长远、全面.任何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中,纵向上,“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就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横向上,多方面效果或显或隐,或利或弊,错综复杂.“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而“幸运的结果总是合乎人性的结果”.对此重大分野,法律“一定不能仅仅根据看得见的方面做出判断,而要习惯于根据看不见的方面进行评价”[16]1,910,从当下结果把握长远后果,从局部结果顾全多方面后果,透过表面抓住根本,并为此承担当下、局部、表面的代价,避免短视甚至沉溺于当下、局部可见的好处却忽视潜藏的严重恶果.由于这一切,法律须出于人性才有基本的甚至充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否则,很容易陷入当下、局部、表面,却丢了长远、全局、根本,从而丧失合法性与合理性.

当然,任何法律义务责任都须履行,若有人不履行,则须追究和惩治,其他公民则有义务协助司法机关.但是,此法律义务须出于人性.若所谓“法律”和具体“法律关系”强迫人们为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关系而破坏且别无变通和选择时,没有豁免法律义务,也没有保护自己亲属的自由,没有敦睦的权变,则此“法律”必违背人性,残酷至极.若强迫人们将亲人送上审判台,则任何正常人主观上不愿意,客观上即便被迫也做不到,必将破坏,进而破坏公序良俗而丧失起码的合理性,轻则沦为一纸空文,重则被废止,其所维护的“法律关系”也岌岌可危.法律是要禁止不理性行为,要引导和规制人们克服不理性,这一切同样须出于人性.比如,特定情况下,豁免特定义务主体的特定法律义务,允许亲友间彼此保护,甚至当有人涉嫌违法犯罪时仍藏匿包庇,这从法律看,似乎不理性而须禁止;但从人性看,绝对禁止不了.如强行禁止,则势必伤害个人、损害,更危及社会,损害法益,乃至损害秩序、公道.若有所谓“理性”竟不惜践踏、不容圆满延展,人性可有容身之地?若放任此所谓“理性”,却无视人性、扼杀人性,法律可有合理性与合法性?

人性极复杂,其多维多层内容中包括悉心敦睦.换句话说,每个人在其中都自然而然地爱亲人、睦亲情、敦,这无疑出于人性.比如,和平环境里,彼此关爱,其乐融融;危急时,彼此保护,甚至献出生命都甘愿;若陷入和法律关系间两难,则宁可自己犯法,也要彼此保护,哪怕对方涉嫌违法犯罪.消极而言,虎毒尚且不食子,“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17]卷三○,1105;积极而言,“父子之亲,夫妇之道, 天性也, 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 仁厚之至也, 岂能违之哉”[18]卷八,251.此类语言固然古老,其智慧却根植人性,历久弥新.悉心敦睦、维护无疑发自人性,再自然不过.即便有人涉嫌违法犯罪,对受害人而言固然是违法犯罪嫌疑人,对其亲属则仍是、永是亲属,有权利得到保护、关爱甚至适度包庇,其亲属则有义务保护甚至适度包庇,才能悉心敦睦.这从法律看,似是侵权违法犯罪;从和社会秩序看,乃出于人性的正常行为.

因此,当与法律关系及其义务、规范因交集而两难之际,是调整法律、让法律关系适度让步以顺应人性、保护人性,还是违背人性而遵行法律以维护法律关系?显然只能是前者,别无选择.检测如人们爱亲人、睦亲情、敦,却破坏“法律关系”、违背“法律”,这样的“法律关系”及其“法律”强人所难,以包庇罪等罪名强迫亲属间互相举证,则是“违反人性的”、“罪恶的法律”,且作恶更大、生恶更多.“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等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纪的泉源.”[19]176任何个人如果对至亲和对他人一样漠然,则绝非正常人更非好人,“这样一种违反人性的冷漠之情,绝不会引起我们的赞许,只会招致我们极为强烈的不满”[20]170.对此,法律若故意甚至刻意靠公权力及其强制而支持、鼓励,则无异于故意破坏,与即便限于认识、智能、技术及其他现实条件而误伤比,客观危害更大,对法律合法性与合理性破坏更深,而须严禁. 于是,无论为敦睦,还是为法律的正义、实效和尊严,并从根本维护法律关系,豁免都出于人性,并从乃至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深层把握长远、全局、根本之利益.对因出于人性而敦睦却难以避免的侵权违法犯罪,竟囿于法律关系、拘泥法律规定,无条件要求特定义务主体承担特定法律责任这一类做法,应仔细甄别、反复权衡,当超越当下、局部、表面.优先悉心敦睦虽承担必要代价,却同时顾全了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有充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一,论根源,敦睦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9]卷一一,181.法律上实行豁免,就是保护、尊重人性;否定豁免,无异于否定、否定人性.其二,论规范或手段,如果说和道德上务必“庸勋亲亲,昵近尊贤”,有助于严防进而避免“弃德崇奸”[10]卷一五,1818这类恶果,那么,由于从本质上“对法律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关系”[8]5,正视此事实,法律尊重和保护人性,防止非人性、反人性,则是不可违抗的根本要求.顺乎此要求,保证“真正的法律是与本性(nature)相合的正确的理性;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它以其指令提出义务,并以其禁令来避免做坏事”[21]104,这类要求甚至“比几何学的必然有更大的强制力与说服力”[22]188.只有出于人性,法律关系和法律才能维护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更维护实质正义,才有现实性、可行性,才能被普遍认同和遵行.其三,实践中,查办案件要严格遵守法律,更要植根于、敦睦.比如,“人当然能说谎,并且,尤其是在法官面前常常如此;问题也就出在这里”[23]249.为保护亲属、敦睦而向法官“说谎”,恰恰出于人性,合情合理,这必须在有关法律制度中承认和尊重,以趋利避害.

三、 豁免因善待人情而保证法律有生命力

一般来看,人情 “接于物而生”[24]20,是人出于人性对外部世界“喜、怒、哀、惧、爱、恶、欲”[25]卷二二,1422等的本能反应,是人性的表现或展开,乃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不思而行、自然率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26]315正如波是水的流动:“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25]卷五二,1625人情看似平常,实则事关重大.

基于此,中华法重视人情.其一,根源上,“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25]卷六三,1694.“礼生于情”(“礼作于情”)、“礼因人情”[27]179,203,194(“礼顺人情”)[28]卷二五,870、“通乎人情”[29]卷二○,476,“道始于情,情生于性”,而“性自命出,命自天降”[27]179.在天→命→性→情→道(礼)的逻辑中,情有本体性.因此,“凡治天下,必因人情”[29]卷一八,430.消极而言,“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18]卷六六,2895;积极而言,“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30]卷二三,1162.其二,发生发育中,人情是善治之“田”:“人情以为田”,“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25]卷二二,1424,1426.“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31]卷上,910其三,功能上,“情见而义立”[25]卷三八,1527;“义者,天下之制也”[25]卷五四,1639,义立,才能“依义制律”.积极意义上,“今用义为政,国家必富,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等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32]卷一一,394.消极意义上,“离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国有家者,古今未有也”[28]卷二九,1016.此时,错的从而须矫正和改变的,是法律而不是人情.其四,历史上,“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30]卷二三,1157.“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33]卷四,194;“古之大贤择言而发,其所以不拂人情等以性所原有,不能强之使无耳”[34]卷三,108.其五,实践中,“律贵原情”,“原其本情,议其犯罪”以期“广恩慎罚”[35]卷二,36,32;卷一,11;“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则不成”[36]卷三,63,如有“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18]卷二三,1106.提倡“以情断狱”[37]卷七,369,不仅轻罪如“鞭扑之罪,情法有可议者,则宽之”[38]卷二○一,5025,而且有的重罪案件也顺应人之常情,尽可能顾全和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宋以后官府文书和诉讼判决中渗透着“贵得其情”、“见其本情”、“尽情根究”、“酌以人情,参以法意”、“情法两尽”的追求;强调“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倘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39]136137,145,448,311避免既脱离法意,又违背人情.


人情非铁板一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人之常情.此常,在时间之常,即永恒.人和只要存在,人情就存在,从而有某种本体性.此常,在空间之常,即普遍.只要有人及其,就有人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彼此可通约.此常,在性质之常,即本真.人情发自、合乎人性、率真自然,因之因人而异的具体性,人情亦因人而异,是个人化的.“即情理虽著见在感情上,却必是无私的感情.无私的感情,同样地是人类超脱于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40]130人情从而因与和人类共存而普遍化为常规、常识、常情、常理,是普遍化、社会化的存在.因此,“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27]181.“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规模宽阔,使人人各得尽其情,多少快活!”[41]卷一三,240

人之常情是法律发生、存在、运行的主体根据,法律须基于、顺应人之常情.“天理本乎人情”、“人情大于王法”这类表达所包含的“人情→天理→王法”的演化和逻辑,即确认人情有本体性的地位和作用.追求“准情酌理”(准情度理、衡情酌理、斟情酌理等,大同小异)都顺乎人之常情.“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25]卷二一,1414如遇“情与法冲突,理性选择通常应当是情为优先”,这是调谐情理法关系及其冲突的有效机制,也是特定国家“法制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标志”[42]71,51.只有这样,法律才能有普适性,才能真正成为活的规则,才能被认同、被遵守,否则会被抛弃. 其二,不当之情.“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底,有不好底.”[41]卷五,93违背人性和人之常情而妨害他人、扰乱社会,为满足私欲或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耍手腕,因心灵失衡而报复,都司空见惯.如果被权力利用,则其危害更无以复加.任其为所欲为,势必引发各种问题甚至祸端,损及他人,破坏,危及社会秩序.

不当之情须法律规制,“非度制不节”[18]卷五六,2515,以期“为之节文”,“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25]卷五一,1618,1622.应因势利导,预先严格规制、引导,兴利除弊.法律出于人性、顺乎人之常情而规制不当之情,正如河床堤坝导水流向要去、该去之处,预先规制人情中有可能产生危害的各种,防止正当畸变为私欲而引起各种弊端,保证人情“发而皆中节”[25]卷五二,1625.“顺其情性而节焉,所以防之,使其不过也”[43]卷一七,289,从而合乎中道,维护社会秩序.

会通上述两方面,人情如水,制度是渠.正如唐太宗李世民引古语:“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靠制度“备预不虞,为国常道,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33]卷六,330;卷二,128?“礼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则义也.”[44]卷一一,127是否顺乎人之常情、规制不当之情,既影响人情正畸,也决写作度命运:人情若无制度,则无所依归;制度若没人情,则有可能沦为“拜制度教”或制度异化.法律作为基本制度,“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45]卷一○,567,须顺应人之常情及其常规、常识、常理等等;同时善于规制不当之情:“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礼.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体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46]卷一七,469470只有这样,法律才普遍可行而被认同,才能被遵守并发挥作用,才有生命力.否则,“当立法者们被迫制定违背天然感情的法律的时候,这对人道来说是一种不幸”[19]208;或者,虽出以公心,却如朱熹一针见血针砭的,“惨刻不恤”[41]卷九五,24542455、冷酷无情,则势必伤害民众、危害社会,将无法遵守而被抛弃.或者,不近人情,远离“常法”,如欧阳修批评唐太宗李世民纵囚,“立异以为高等逆情以干誉”[43]卷一七,288那样,其结果为个人之间各因私情、彼此欺骗和利用,社会上没诚信,没良序,没常法;或者,少数野心家出于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定人之常情、侵犯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借各种保护色攫取私利,甚至祸国殃民.

豁免顺乎人之常情、规制不当之情,而可避免上述类似弊端.一方面,承认、尊重人们爱亲人、敦亲情、睦,并善加保护,使之正常展开.如果为维护法律关系而强制人们破坏,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47]29,须从根本上去防止和避免.另一方面,豁免从制度上有严格边界:只限于特定义务主体因特殊情况陷入和法律关系间两难而豁免其法律义务.同时,与回避制度等有关制度互洽,防止人之常情畸变为不当之情并防止其可能的流弊,如同河渠既导流,又束流.因这两方面及其张力,豁免千年一脉,生机勃勃,兴利除弊,保证法律生命力.

本乎、出于人性、善待人情,从发生而言是由源及流,从认识和实践而言则由表及里:善待人情乃出于人性,两者又共同本乎.如此智慧,乍看乃常识,无足轻重,实则不然.“人类的价值和真理并不一定由于有了较高的价值和真理的发现而丧失其意义,它们不论多么朴素和低级,总还值得被认为是可以担当建设等文明这一重大任务的工具.”[14]英译本编者序,12甚至“没有什么比一个自以为从事简单日常活动而不引人注目的人更值得注意”[48]5.正是从常识上才能正视、法律关系间两难,从而会通和法律关系,会通法律、道德、宗教;才能保证法律成为良法;才能妙解和法律关系间两难,实现两全甚至多全,进而趋向超越和永恒.而这正是豁免“极高明而道中庸”[25]卷五三,1633的智慧,其纵贯中华法,千年一脉,生命力旺;横通现代法治作证豁免权制度,万里友声,可以通约.这也意味着豁免根植于民族精神、吐纳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永恒性和普适性.

[参考文献]

[1][英]约翰·密尔: 《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J.S.Mill, On Liberty, trans. by Cheng Chonghu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9.]

[2][英]休谟: 《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D.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trans. by Guan Wenyu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3][德]卡尔·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K.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The General Theory of German Civil Law), trans. by Wang Xiaohua, Shao Jiandong & Cheng Jianying et al., Beijing: Law Press, 2003.]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Aristotle, The Politics, trans. by 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5.]

[5][美]列奥·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L.Strau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trans. by Peng G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6][印]阿马蒂亚·森: 《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A.Sen, On Ethics & Economics, trans. by Wang Yu & Wang Weny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7][美]彼得·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P.M.Blau,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trans. by Sun Fei & Zhang Liqin,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1988.]

[8][德]拉德布鲁赫: 《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G.Radbruch, Einfübr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An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trans. by Mi Jian & Zhu Lin, Beijing: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97.]

[9]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 《尚书正义》,见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Kong Anguo & Kong Yingda, Shangshu Zhengyi, in Ruan Yuan(ed.), Annotations of Thirteen Classics,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10]杜预注、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见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Du Yu & Kong Yingda, Chunqiu Zuozhuan Zhengyi, in Ruan Yuan(ed.), Annotations of Thirteen Class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11][美]罗斯科·庞德: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R.Pond, 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 & The Task of Law, trans. by Shen Zongling & Dong Shizh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

[12][英]梅因: 《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H.S.Maine,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trans. by Shen Jingy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9.]

[13]王先谦: 《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Wang Xianqian, Annotations of Xun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8.]

[14][意]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槐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T.Aquina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of Aquinas, trans. by Ma Huaiq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3.]

[15][美]爱德华·O.威尔逊: 《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田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E.O.Wilson,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trans. by Tian Ming, 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16][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F.Bastiat, Selected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Qiu Feng,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17]郑元注、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见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Zheng Yuan & Jia Gongyan, Yili Zhushu, in Ruan Yuan(ed.), Annotations of Thirteen Class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18]班固: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Ban Gu, Hanshu,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19][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Montesquieu, De LEspirit des Lois(The Spirit of the Laws)(Ⅱ), trans. by Zhang Yansh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3.]

[20][英]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A.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rans. by Jiang Zi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21][古罗马]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 《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M.T.Cicero, De Re Publica & De Legibus(On the Commonwealth & On the Laws), trans. by Shen Shuping & Su L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22][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Plato, Πολιτεíα(The Republic), trans. by Guo Binhe & Zhang Zhum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2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阐述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编译出版社,2000年.[C.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trans. by Wang Hailong & Zhang Jiaxua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0.]

[24]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 《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Ma Qichang & Ma Maoyuan, Annotations of Han Yus Corpu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6.]

[25]郑玄注、孔颖达正义: 《礼记正义》,见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Zheng Xuan & Kong Yingda, Liji Zhengyi, in Ruan Yuan(ed.), Annotations of Thirteen Classics,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26]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Wang Anshi,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Ans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4.]

[27]荆门市博物馆编: 《郭店楚墓竹简》,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Jingmen Museum(ed.), Guodian Chumu Zhuji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98.]

[28]范晔: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Fan Ye, Houhan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29]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Wang Xianshen, Annotations of Hanfeizi,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30]司马迁: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31]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Dai Zhen, Mengzi Ziyi Shuz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1.]

[32]孙诒让: 《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Sun Yirang, Annotations of Mo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33]吴兢撰、谢保成集校: 《贞观政要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Wu Jing & Xie Baocheng, Annotations of Zhenguan Zhengy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34]李渔: 《李渔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Li Yu,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Yu, Hangzhou: Zhejiang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1.]

[35]长孙无忌等: 《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Zhangsun Wuji et al., Tanglü Shuyi, proofread by Liu Junw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36]蒋礼鸿: 《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Jiang Lihong, Annotations of Shangjun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37]黎翔凤: 《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Li Xiangfeng, Annotations of Guan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38]脱脱等: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Tuotuo et al., A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 [39]佚名: 《名公书判清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Anon., Minggong Shupan Qingming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40]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Liang Shuming, An Essentials of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Xuelin Press, 1987.]

[41]朱熹: 《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Zhu Xi, Zhuzi Yule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42]储槐植: 《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Chu Huaizhi, Criminal Integration The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43]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Ouyang Xiu, The Complete Works of Ouyang Xi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44]程颢、程颐: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Cheng Hao & Cheng Yi, Collected Works of Cheng Hao and Cheng Y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45]王利器: 《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Wang Liqi, Annotations of Yantie L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46]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Su Yu, Chunqiu Fanlu Yiz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47][意]贝卡里亚: 《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C.Beccaria, Dei delitti e delle pene(Of Crimes and Punishments), trans. by Huang Feng,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93.]

[48][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文化和价值》,黄正东、唐少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L.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 trans. by Huang Zhengdong & Tang Shaojie,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