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正在上大学、前途无量的儿子突患白血病.为给儿子治病,父亲竭尽全力.没有钱,儿子就会丧失治疗的机会,万般无奈之下,掌管着单位公费医疗报销大权的父亲做出了一个痛苦的抉择：通过查重,将手伸向单位的医疗报销费用之中.
上大学的儿子突患急性白血病
今年60岁的何祥明是贵州中医学院卫生科的科长,同时也是一名医生.在工作中曾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党员.何祥明全家4口,大儿子已参加工作,小儿子正在上大学,妻子也在医院工作,可谓全家幸福美满、衣食无忧.即将退休的何祥明憧憬着,等小儿子大学毕业后,他就可以无牵无挂地在家安享天伦之乐了.
何祥明的小儿子何博是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何博才华横溢,大学未毕业就有多篇论文在国内的一些有影响的法学刊物上发表.父母对曾“夸口”要做一个大律师的何博寄予厚望,但随着一个不幸事件的到来,他们全家的幸福生活和何祥明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了.
2000年10月,正忙于应付期末考试的21岁的何博,忽然感到头晕恶心、浑身不适,他只好请检测回家治疗.看见儿子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样子,何祥明夫妇非常焦急,赶紧带儿子到贵阳的一家大医院就诊.数天后,何博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医生告诉他们,如果治疗不及时,何博的生命也许只有3至6个月的时间.
拿到医院的确诊意见书,何祥明夫妇犹如遭遇了一个晴天霹雳.身为医生的他们知道“白血病”意味着什么,确诊书在他们的手里犹如一张“死亡通知书”.何祥明的妻子受不了这种打击,当场就晕倒在医院里.面对眼前这个残酷的现实.何祥明扶起妻子,逐渐冷静下来.
第二天,匆匆准备一番之后,何祥明带着病重的儿子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作为一个医生,何祥明知道白血病不仅很难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治疗费用也很高,很多的白血病患者在花费了一笔巨大的医疗费之后还是撒手归西,落得人财两空.何祥明和妻子虽然工作都不错,收入也比较高,但毕竟是工薪阶层,全家每月的收入连大儿子的工资算上,也就是三千多元.这几年,两个儿子相继上大学,何祥明夫妇省吃俭用,把钱都投资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家中的积蓄最多也不过是三万多元.出发前,何祥明把这笔钱全部带上,加上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几万元,还有从单位财务上借的5万元钱.在飞机上,揣着这十多万元为儿子治病救命的钱,何祥明的心里还是一点儿也不踏实,他知道,给儿子治病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
垂危的生命不堪负荷高昂的医药费
在上海的那家医院,何博被安排到血液病科住院治疗.两个多月后,何博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何祥明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春节临近,因为囊中羞涩,何祥明只好带着儿子出院回家过年.回家时,何祥明还为儿子写了一大堆药品,自己在家为儿子护理治疗.
春节刚过,何博的病情恶化.何祥明急忙又带着儿子远赴北京求医治疗.一个星期后,何祥明的妻子和大儿子赶到北京来陪床,人多了开销也大了,为了节省费用打“持久战”,他们全家人将生活的费用降到了最低点.他们在医院附近的一家招待所里租了一间地下室,尽管房主已经将租金降到了最低,但每个月也要掏1400元.这些钱都要从他们好不容易为儿子治病借来的最后一点救命钱中往出挤,何祥明为此很是心疼.长久的操劳和抑郁,不到半年的时间,何祥明就显得老态龙钟.
生活上的艰辛对于何祥明全家来说倒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何博的病和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让何祥明夫妇揪心.何博本来是准备到这家医院做骨髓移植手术的,但因为一时很难找到相匹配的骨髓,只能先在这里进行保守治疗.到北京后不久,因为病情加重,何博的肝脏开始损坏,医生曾一度对他下了病危通知,并准备放弃对他的抢救,但何祥明夫妇坚持让医院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好在何博年轻力壮,经过医生的紧急抢救,他奇迹般地挺了过来.看到儿子转危为安,何祥明全家喜极而泣.但随后医院送来的收费单却让他们再也高兴不起来.不到两个星期,儿子的治疗费用就花了好几万元,尽管医院对他们已经很照顾,可不但他们入院时的5万元押光了,而且还欠下了医院一笔钱.医生委婉地告诉他们,让他们赶紧想办法筹钱,否则不仅何博的病得不到继续治疗,医院也很可能会让他们“出院”.
在医院里,何祥明不止一次地目睹了生命的脆弱和现实的残酷.自儿子住院以来,何祥明已亲眼看到有3个曾与儿子住在一起的白血病患者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悄然而逝.他们不是因为找不到相匹配的骨髓供体,就是因为找到了骨髓供体却无钱做手术而失去了生的机会.那段日子里何祥明做梦都在四处奔跑着为儿子的病筹钱.
生的希望就在眼前,却被“冰山”阻隔
2001年夏天,何博转院到了北京的一所部队医院,这家医院可以采取“半相配”的办法来为白血病患者做骨髓移植手术,这种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治疗白血病的方法.
骨髓移植手术,其最大的难度在于寻找合适的相匹配的骨髓,即所谓的“全匹配”的骨髓供体.这种机率在同胞兄弟姐妹中只有1／4,在非血缘人群中仅为四百分之一到万分之一.找不到合适的骨髓提供者,对患者的治疗就只能停留在药物维持、防止病情恶化的阶段.而这家医院的这项技术却可以仅需要找到“半匹配”的骨髓提供者就可以施行,一般在父母、兄妹中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供体,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患者存活的概率.
起初,听到这个好消息,何祥明欣喜若狂.但当儿子住进这家医院,他兴冲冲地找医生详细打听之后,不禁又如坠入冰窟.原来,因为这是项新技术,这家医院做骨髓移植手术的费用较一般医院更高,仅前期做手术的押金就要提前交付20万元.现在,生的希望就在眼前,但20万元巨款的手术费用,却犹如横亘在面前的一座冰山,生与死,就被这座金钱的冰山冷漠地分开在两边.
医院不是慈善单位,儿子的病花费甚巨,没有钱在医院看病是不现实的,何祥明对此很理解.但去哪里筹钱呢?儿子的病花钱好像是个无底洞,在北京住院以来,仅写一种用于增生白细胞的进口针剂,就要两千多元,这种针每个星期至少要打两次,一直要打到儿子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前.还有一种针剂,自从住院后每天都要打,一针就三百多元,算一算账,仅打这两种针剂每个月就要3万元左右的开销,更别说还有其他好多要花钱的地方了.儿子的医药费,让何祥明感到精疲力竭,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从哪里弄到这么大一笔钱.
救儿心切,将法度置于脑后
为儿子治病筹钱的事迫在眉睫.何祥明安顿好儿子,只好匆匆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准备回去再想想办法.何祥明负责他所在学院的教职工、离退休人员、学生公费医疗的管理、审核以及上报省卫生厅的报销工作,还负责卫生科的药品采购工作,单位每年庞大的公费医疗报销费用和药品采购工作,都要经他的手.回到单位后,正逢单位年度公费医疗报账.面对着手头的一大堆医药费报销,以前从没有动过贪念的何祥明忽然冒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为什么不把儿子看病的混在其中报销一部分呢?”他知道,自己若想检测公济私,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需要“代替”领导在上签个字就行了.
一边是唾手可得、能拯救儿子生命的不义之财,一边是廉洁奉公、看着儿子因为无钱治疗而在绝望中死去的现实,怎么办?面对这个痛苦的两难选择,何祥明的心里矛盾极了.他忘不了儿子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庞和那双充满了对生命渴望的眼睛.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最终还是侥幸心理和为儿子治病救命的迫切心情占了上风.
主意打定之后,他不动声色地从儿子在上海和北京住院看病期间的里找出几张大额,检测冒本单位已故离休干部朱某之名,在经过巧妙的涂改之后,又模仿一位领导的签名,心惊肉跳地在上面“替”领导签了字.查重之后,何祥明即将以上单据拿到省卫生厅公费医疗报销办公室和其他的单据一起顺利地审核报销.就这样,何祥明拿到了十三万余元.拿着这轻松得来的一笔钱,何祥明觉得它的分量却是那样的沉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其实,何家人的困难领导和同事也看在眼中.听说何祥明的儿子做骨髓移植手术需要一大笔钱,大家纷纷自发地为何家捐款,在很短的时间就捐了四万多元钱.在何祥明将“报销”的医药费中入私囊的时候,这笔饱含着单位领导和同事爱心的善款也送到了他的手上.握着前来为他送捐款的领导的双手,何祥明既感动又愧疚,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惟任愧疚的泪水在脸上流淌.
儿子得救了,父亲却陷入深渊
2001年10月,医院成功地为何博做了“半相配”的骨髓移植手术.为何博提供骨髓的是他28岁的哥哥何渊.当从哥哥何渊身体里抽出的大剂量的鲜血和骨髓被输入和移植到弟弟何博的身体里时,何祥明夫妇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手术终于完成了.当天晚上,哥哥何渊坐在轮椅上给在无菌仓里的弟弟打：“你输进我的骨髓感觉怎么样?”弟弟说：“我感觉全身都有力气了,舒服多了,哥哥,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放心吧.”面对此情此景,在场的医生无不动容,而何祥明夫妇更是泪流满面.
在两个儿子做手术的时候,坐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何祥明同样也是大汗淋漓.他不敢想象一旦手术失败、儿子的生命不保,自己将面临着的人财两空、家破人亡,甚至还将有牢狱之灾的可怕后果.可几天后,当他得知儿子的手术很成功、很快就有希望痊愈的消息后,他却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接踵而至的仍然是儿子的医药费问题.
虽然儿子做手术的20万押金已经交够,但这笔钱在做完手术后还是不够用.手术后何博至少要在无菌仓里呆1个月的时间,仅无菌仓一项收费就需要8万元钱.而且,手术后,何博还要打两针从瑞士进口的用于抗排斥作用的新药,这种药一针就要5万元钱.而手术后的护理阶段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钱,如果儿子不住无菌仓,如果不打那种抗排斥的特效药,一旦感染或者是产生排斥作用,后果将不堪设想,身为医生的何祥明自然明白此中的道理.
但钱从哪里来?看来,只能再从单位“想办法”了.就这样,在儿子做手术后,返回老家为儿子筹钱的何祥明,再次故伎重演,在单位采用伪造领导签字、虚报冒领的手段,“报销”了医药费又计十三万余元.
一个多月以后,何博终于痊愈出院,成为了这家医院救治成活的白血病患者里的又一个幸运者.为了给何博治病,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何家花费了将近五十万元的巨款.以如此高昂的代价,终于赢得了年轻的何博的新生.
出院的那天,以前从没有来过北京的何祥明全家到天安门广场逛了一圈.何博到北京住院已经九个多月了,一直在医院陪床的何祥明难得有机会,也难得有心情带着全家看看首都的风貌.站在冬天暖暖的阳光里,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一家人,脸上终于又有了笑容.但,惟有何祥明脸上的笑容显得那样无奈而沉重.此刻,何祥明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2002年2月,就在儿子何博已经重返校园之后,何祥明因涉嫌贪污罪被检察机关拘捕.2002年9月,检察机关对何祥明提起公诉.11月6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在法庭上,检察机关指控,2001年2月至11月,被告人何祥明利用其负责管理贵阳中医学院公费医疗的职务便利,检测以该院离休干部朱某之名,先后涂改、伪造上海、北京某医院等收费单据多张,共计十三万余元,将以上医药费单据拿到卫生厅审核报销.此后,何祥明又采取上述手段,检测以该院原党委书记之名伪造医院收费单据报销,共计金额八万余元.其次,何祥明还检测以单位某副院长之名,购写了价值五万余元的药品,再次报销中入私囊.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何祥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医药费共计二十六万余元,将以上用虚报冒领手段获取的赃款全部用于供其儿子治病及家庭生活等费用,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请求法院依法惩处.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何祥明没有反驳,只是不止一次地哭诉说：“我不是故意犯罪,作为一个医生,我要救一条性命.作为一个父亲,我要救我的儿子,我不能看着他死啊等希望法庭对我从轻处理.”
何祥明在最后的陈述中说：“经过血泪的洗礼,我的儿子终于赶走了死神,迎来了新的生命,但我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我即将退休的衰老之年成为阶下囚.往事不堪回首,我用这枯朽的身躯,换回他21岁的宝贵韶华,作为父亲,我只能这样做,确实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在,我触犯了刑律,无论法院最终怎样判决,我都服罪,欠国家的钱我们全家会想办法尽快还.”
2002年12月10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何祥明的行为已构成了贪污罪,鉴于其犯罪动机是为儿子治病,及在案发前已将领取到的医药费4.66万元退还单位,认罪态度较好,可对其从轻处罚,遂判处何祥明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文中何渊、何博为化名）
责任编辑：崔 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