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212个农民工兄弟

更新时间:2024-02-0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7528 浏览:31265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简称义联)挤在一个小小的居民区里,律师办公室简单得有些简陋.2010年6月14日,公益律师韩世春在这里接待了李国平等6名寻求法律援助的尘肺工友代表.焦灼、无助,加之病痛的折磨,代表212名工友利益的李国平们脸上写满了怀疑和期待.

接下烫手山芋

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文件.根据文件精神,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关闭煤矿的通知》.

煤矿关闭后,被遣散的农民工并没有立刻离开矿区,部分职工因身体不适来到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职业病诊断医院进行尘肺病检查.经检查发现,他们普遍患有一期到三期的尘肺病.

就在李国平们准备解决尘肺病问题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了.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业病的责任主体是用人单位,劳动者首先应当进行职业病诊断,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后,方可进行工伤认定.但煤矿已经关闭,他们无法取得任何资料.

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李国平们的生命在遭受挑战.就在此时,尘肺病患者中一位四川籍的农民工偶遇同乡陈广,陈广曾接受过义联的法律援助.同在异乡,同乡的建议,使工友们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们决定到义联试试运气.

第一个接到求助的是义联主任黄乐平,这个让他感觉到重量.他决定亲自挂帅,组成由韩世春等骨干律师为组员的案件处理小组,立即从北京城区赶到京冀交界的农村收集案件信息.

现场展现在律师们眼前的是停产的煤矿,滞留的农民工三三两两地租住在周围的简易铁皮房子里,堆在床上的破棉絮算作被子,农民工眼中是走投无路的绝望.“200多人啊!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在打鼓,处理不好就会让引发群体事件.”韩世春等律师清醒地看到,房山煤矿群体性职业病事件不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为此,义联律师积极奔走在医院、工地、政府之间,在通过自行申请程序不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义联再次向有关部门提交书面报告,直至引起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全国总工会领导的高度重视.

等待有时让人窒息,对于农民工来说,等待意味着生命的消耗.“我们必须通过下情上传、上情下达的工作方式,消除农民工心里的焦虑.这也是在政府和农民工之间搭建一个对话的桥梁.”因为公益律师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形成的公信力,使义联能够在与政府和农民工的沟通中扮演一个公平公正的角色.

法援不仅是福利也是权利

2011年1月,在义联律师的帮助下,212名农民工获2600多万元赔偿,并最终推动该案获得职业病赔偿待遇的农民工超过500名、获赔总额超过5000万元.


对于这个胜利,律师们很平静.“这个案件本身超越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因为农民工首先面对的不是工伤赔偿,而是如何确定为工伤.”韩世春是在义联跨入公益律师行列的.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韩世春对农民工有特殊的情感.“有别于社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我们更致力于宣传和倡导,希望通过个案推动法律环境改善.”

公益律师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崭新律师群体,但同时,这又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地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

但现代律师集“法律人”、“经济人”的双重社会角色,决定了其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当事人支付的劳动报酬.作为个体的公益律师,如果无资金支持,又无经济收入,将无法长期深入地从事法律援助工作.

2003年9月,重庆市将法律援助律师纳入公职律师(公务员和律师双重身份),此举在中国属首创.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法律援助需求量大和律师缺乏之间的矛盾,利于法律援助案件整体质量的提高.但我国公职律师很少,与社会不断增加的法律援助需求不成比例.然而,我国政府目前还不具备完全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能力,法律援助事业仍然需要全社会成员来关注、支持.

2006年2月,执业律师黄乐平发起成立北京义社劳动咨询中心.2007年8月,更名为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正式成为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的特点加强了受助人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同时也必须面临经济的压力.

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谢良敏认为,民间法律援助机构能否顺利和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援助队伍,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能否实现这一步主要看其经济能力和人员素质.以房山煤矿群体性职业病事件为例,近年在京律师年平均收入10万元左右,如此,义联一天投入6个律师,自2010年6月介入案件至今,其资金投入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项目资金资助,我们可能没有底气接下这个案子,至少无法投入如此多人力物力去做.”韩世春说.

2010年3月,义联成为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单位,150万元的资金注入,使义联有能力招聘更专业的律师加入,并维持相对稳定的队伍,扎实地为农民工怎么写作.

2011年3月,春寒还没有退去,韩世春等又来到河北承德回访,212名尘肺患者之一的郭海良已经靠吸氧维持生命.虽然他得到了一次性17万元的赔偿,但至今已花费30万元左右的医疗费用.“像他这样的情况是可以长期享有按月领取工伤保险待遇,但很多农民工选择了一次性赔偿.”

对农民工法律常识的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法律援助是一项“法律希望工程”,它不仅是福利问题,也是权利的问题.

链接: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单位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力量为补充”的法律援助实施体系.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单位既包括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也包括少量优秀的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高等法学院校学生社团组织和妇联等社会团体的法律帮助中心.其中资助法律援助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财政资金第一次支持民间法律援助组织.

由于得到了项目的资助,2010年度,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办案528件,涉及623人,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办案672件,涉及1163人.此举更好地发挥其在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是在法律援助制度中践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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