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明和博古

从1945年5月到1964年谈过十次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材料汇编》,文献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面很广,本文就评说王明和博古作一些分析.

一、

在《遵义会议材料汇编》中,有四次说到王明,第一次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产生的.等第三次是王明路线,时间最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当时,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第一次说王明说了两处：一处是“王明路线”,一处是“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这里没有说博古.博古在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要说明十个问题”时,说“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的”.“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博古的“说明”,是知道的,可是他没有提,博古对路线错误不仅承认,而且个人全包了.

第二次说王明也是在同外宾谈话时.他说：“在长征路上,我们开始克服王明‘左’倾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开会,但未完全解决问题.抗日初期又出现了王明路线,但这次是右的.以后我们用了三年半时间进行整风运动,研究党的历史,学习两条路线,终于说服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然后才能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七次大会上,团结了全党.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仍被选为委员.这些同志大多数改好了.只有王明,虽然现在还是委员,但是不承认错误.他现在住在莫斯科.”这次说王明也有两处：一处是长征路上,克服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一处是抗战初期,克服王明右的错误路线.

第三次说王明是在1963年4月17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了以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第四次说王明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有本国党来决定,不能有外国党决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我们为什么走了二万五千里,军队由三十万变成二万五千人,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就是由于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起草的,并强加于我们.这个决议也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以后我们独立自主.在长征路上,我们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从那时起,即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这次说由于王明路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

二、

有意思的是,四次说到王明,都是直接点名的.博古说自己两次犯路线错误,都不提.回忆遵义会议与长征时,两次说了博古,却都不指名.

第一次说博古是在1945年5月24日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他说：“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主要的成分,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里说的“很重要的同志”是谁呢我想首先是博古.遵义会议后两天,博古主持会议,请大家向自己“开炮”提意见,他同意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同意张闻天起草的“常委再分工”,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张闻天,自己只保留政治局常委与中革军委委员的职务.

另一次不指名地说到博古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这个“把全党团结起来”,包括博古,领导人中有博古,一般党员中也有博古.

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军事上是周恩来下作战决心的助手；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博古与周恩来又主张成立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周恩来、王稼祥与.接着,又改组中革军委,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从此组成“毛正周副”.到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时,张、博、周等又赞同毛当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张闻天、陈云、王明、康生为书记,博古为一般政治局委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作为代表之一的博古向作总结报告.博古代表在南京等地与谈判,使发表与合作宣言；多次要求释放陶铸、钱瑛等100多名党员；重组与新建南方13个省的省委和省工委；发展党员67780人；把南方根据地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要国民党批准在国统区创办党的大型日报《新华日报》.1942年,他又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创办机关报《解放日报》,并担任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与一起统率新闻大军,创建党的新闻事业的高峰.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阴谋进攻延安,制造第三次反共,《解放日报》发表朱德致信,又连发三个头版新闻,揭穿国民党阴谋.与国民党连喊“误会”、“误会”,并撤退进攻大军.各局向请示“一年打败希特勒,二年打败日本”怎么解释,答复：“看《解放日报》怎么说.”

三、

上述情况,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记在心里.但回忆遵义会议时,他又强调：“挫折、失败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没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经验的.”那时是心里有数的,他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对王明、博古的评说客观、公正.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