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逆流

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基本国策,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07年的金融危机掀起了国际投资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潮流,期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快速上升,目前仅次于美国列全球第二位.

不过近期另外一番景象也在上演――进入中国的FDI增速下降,同时本国资本流出却在加快.这一方面缘于进入中国的FDI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国内经济增速下滑,需求萎缩,而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后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国内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长期转变,廉价劳动力供给不再充裕,资本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国即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作为与FDI相辅相成的影子指标,GDP继续减速将不可避免.

从国内资本结构上看,FDI扮演着弥补局部资金缺口、促进技术进步的角色.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作为一个长期享有高储蓄的国家,储蓄余额虽然变得越来越庞大,却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形成资本.在经济和房地产双重下行周期,国内的资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拖累经济增长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实际利用FDI金额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中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估计,2015年中国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

虽然国内FDI占GDP比重已经从1994年的历史高点6%下降至2013年的1.3%,且不再是中国国内投资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但不容置疑的是,FDI对于中国依然十分重要.国际投资逆向而动首先会削弱中国经济增长.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曾在一篇《FDI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报告中,对近百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90年代吸引外资情况和经济表现进行总结研究.结论显示,FDI能提高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效率和规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一研究指出,FDI由于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要大于同等规模的国内投资,所以更为高效.并且,NBER得到的数据显示,FDI对于东道国国内资本不仅不存在挤出效应,反而会带动国内投资规模增长,这一乘数范围大致是在1.5-2.3倍.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FDI的商业嗅觉较为敏锐,能更早发现新兴的投资机会,同时带动整个产业链发展.对应于中国2013年FDI占GDP的1.3%,由FDI带动的全部投资应当大致占到GDP的2%-3%.

该研究还指出,利用FDI会加快经济增长.对于调查中发展中国家平均而言,FDI占GDP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GDP增速会提高0.8个百分点.中国FDI占GDP比重的历史最高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时段；该比率在本世纪初也曾回升,对应于入世后中国经济再度腾飞；直到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推出强刺激二者关系才不再密切,而金融危机后这一正向变动关系再度明显.

不过,NBER同时指出,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吸收FDI存在一个重要先决条件,那就是东道国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改革开放初期,同样也是中国人口红利释放的初期,劳动力充足且廉价.但近几年,由于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总体的新增劳动力供给放缓.而得益于基础教育程度提高,怎么写作业的劳动力供给得以提升.因此不仅原本以制造业为主的FDI开始要么转投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要么在国内新增的FDI以投向怎么写作业为主.2013年,FDI在怎么写作业投资比重首次超过50%,目前仍在上升.

相比于外资流入下滑,国内资本流向国外相当于国内经济活动中的资本要素投入下降,因此,对增长的削弱作用更为直接,且未来会持续下去.很明显,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并不计入本国的GDP,而是贡献为东道国的GDP.

全球大势所趋

实际上,国际投资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逆向流动是全球大势.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世界投资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全球FDI在2013年重拾升势,但主要增长是由发达国家贡献的.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创出历史新高.

以2007年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发达国家引入的FDI占全球FDI比例持续下降,在2013年仅为39%,创出历史最低.但UNCTAD预计,2014年全年这一趋势可能会转变,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

UNCTAD特别指出,美国量化宽松退出对FDI的影响要远大于实施时的情况,出口导向型的FDI将倾向于进入货币贬值的国家,市场导向型的FDI将撤出需求萎缩的国家.作为维持强势人民币汇率、同时长期以吸收市场导向FDI为主的中国,将面临FDI流出的双重压力.

当然,在全球资本逆向流动的格局中,中国的资本净流出也有其合理性.舆论不应将此视为资本恐慌性外逃.

首先,从宏观调控上看,资本净流出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增加货币政策灵活性.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已经带来中国贸易顺差的上升.2014年二、三两个季度,中国连续实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这一平衡格局,为央行在国内货币政策的放松打开了空间.

其次,中国在利用高成本FDI的同时,并没有充分利用国内储蓄创造财富.中国长期拥有高额储蓄并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近年来一方面出现了投资超过储蓄的情况,另一方面每年储蓄与资本形成额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在2013年末达到约16万亿元.究其原因,在于过去十余年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土地征用、购置及迁移补偿费等不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迅速增加,因此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要小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大量储蓄投资了土地,这部分没有形成资本.

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下降,且全国出现分化,这部分原本投资于土地的国内储蓄未来需要另寻出路.在国内需求萎缩的环境下,出海寻找投资机会是一个选择.

国内资本寻出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是大势所趋.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在多方面制定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在制度操作层面,2014年10月,商务部实施了修订版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首次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并引入了负面清单的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核准范围.此外,仍在准备中的资本项目开放,也有利于促进国内投资出海,缓解经常账户资金流入的压力.

从更高层面看,中国还需要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投资的影响.UNCTAD的报告指出,区域经济对国际投资具有“塑造”力量,一方面是不同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区域经济组织国家之间的影响.

APEC目前仍是FDI流入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吸引FDI占到全球总量的58%,但APEC未来内部的分化在加剧,且外部面临南美国家的竞争.目前以美国为首的TPP、美欧组成的TTIP,以及中日韩-东盟构成的RCEP各自占到全球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由于TTIP的资本流动目前呈放缓趋势,未来将是TPP和RCEP成员国之间分庭抗礼.

这一变化的本质是欧美之间的投资活动趋冷,而美国、中国、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投资活动越来越活跃,既有争相吸引国际资金入境,也有资本出海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项目.对中国而言,后一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前以矿业、制造业为主,但是未来很有可能快速增长、且存在国家政策支持空间的,是对外工程承包商通过BOT和PPP融资方式建设海外项目.

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中国的建筑周期早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向下拐点,下行周期可能长达十年.庞大的中国建筑业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已经在诸如住宅、路桥、水利、港口等领域扩张海外市场,2014年前三季度达到922.9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对外直接投资额.

再者,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和基础设施企业也存在走出去的需求.未来高铁、核电等领域有望成为新的对外工程增长点,且市场从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升级,这需要大规模融资的项目,存在对接国内资金的可能.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表示,以主权基金或基建债券等股权、债权方式对接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当于将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对外主权财富或是债权资产,且有助于增加国民收入,是可以持续的.

当然,鼓励海外工程承包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还要得到国家政策支持.一位中国工程对外承包商会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除了完善落实对外投资法规之外,未来政策扶持方向应包括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出海、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完善保险和咨询等配套怎么写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