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贡献.
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这对师生组合所研究的经济政策设计和经济周期驱动力等领域,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其成果不仅极具学术价值,更深刻影响了当代宏观经济政策实践.
动态一致性：深远的政策影响
20世纪70年代,“滞胀”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问题.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形成两派.“咸水”学派主要来自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他们试图在凯恩斯学派的框架下解释滞胀问题；而来自五大湖区附近的芝加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的学者则是“淡水”学派,他们开始采用新方法,对当时的主流发起挑战.普雷斯科特跟随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加入了挑战者的行列.
借助深厚的数学功底,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开始以最优控制论为工具研究动态经济系统.然而,他们后来发现最优控制论并非经济规划的适当工具.1977年,两人共同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动态一致性问题.如果经济政策制定者缺乏有预见性的贯彻既定政策的能力,他们通常不能取得最优的政策效果.
以货币政策为例,如果货币当局事先承诺一个非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是厂商和工人认为,这一政策在将来并不能得到执行,因为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将可能增加就业,而货币当局无疑喜欢这种局面.因此,货币当局在承诺反通胀政策之后,可能存在违反原有承诺的动机,其承诺就变成不可信了.公众预期到这一点之后,货币当局初始设定的政策目标将无法实现,工资和物价将高出这个水平――尽管水平稳定已被选成为货币政策目标,但货币政策仍可能陷入高通胀的陷阱.这个现象以前仅仅被认为是政策失灵,而动态一致性的工作对这些问题提供了共同解释.
两位获奖者指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由于私人信息或者是缺乏可信的承诺,将导致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并形成政策效率和执行激励之间的权衡.解决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可信度、声誉和制度改革,其关键在于改变未来的收益分配,从而牺牲一部分效率收益.
再以货币政策为例,如果厂商和工人记住货币当局的每一次事先承诺和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并对其每一次政策失误和未守信采取某种形式的事后对抗,则即使通过通胀手段可以增加就业,货币当局必须面对违反原有承诺的后果.事后对抗所造成的成本可以大到抵消增加就业的收益.如果参与各方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则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可以在牺牲小部分效率的前提下得到解决.
两位获奖者对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贡献给宏观经济学带来了20年的黄金时期,启发了众多重要研究.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存在于货币、财政等需要政府承诺并加以执行的各个政策层面,他们的开拓性贡献为在经济政策可信度、政治可行性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很多国家的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设计等工作提供了指导,特别是在设计和发展独立的、有信誉的银行这一问题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实践中,央行独立性、选择保守的银行家执掌央行以及近期的盯住通胀的货币政策框架,实际上都源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思想.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技术的角色
凯恩斯学派作为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派,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建立在劳动市场调整滞后等方面.这类模型在上世纪70年代风云突变的经济环境下（油价冲击和滞胀）,解释和预测能力大打折扣.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则在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RealBusinessCycle,RBC)模型.他们的工作为此后更坚实的模型打下了基础,这些模型把经济周期看做无数个体的前瞻性决策的集合结果.
1982年,两人联名发表论文《开工时间与整体波动》,检验了多时期建筑工程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在他们的经济周期模型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供给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经济周期的变化,技术进步的真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
这篇论文将经济周期的理论融入经济增长的理论之中.他们认为,过去主要由微观经济学家研究的标准增长行为,同样能解释宏观经济学家试图理解的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周期的主要内容,简而言之,不过是经济对可能影响生产率的政策变化的最佳反应.此篇论文是过去30年中最广为引用的学术成果之一,其理论被广泛接受.
RBC方法对法国等欧洲国家经济绩效和福利水准与美国差距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新解释,且对生产率、税制等影响长期经济绩效的结构性政策有重要涵义.普雷斯科特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法国和美国人均每小时产值相当,但法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三,其原因在于法国人工作时间普遍比美国人短四分之一,而进一步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国的高税率.由高税率所带来的大量工时减少,已经并将最终进一步降低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准.当然,“福利水准”就包含了价值判断,或许欧洲人的生活哲学认为,他们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远比美国人的奔忙要优越呢.
RBC方法在理论上意义重大,但在经验检验中却遭遇诸多批评.技术进步是由许多创新引起的,而每一创新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加以扩散,因此在现实中我们很难理解为何这一进步竟能在短期内产生如此巨大的经济波动.而且经验证据表明,货币的确对产出有重大影响,而在RBC模型中,这一效应是不存在的.
为人、为师、为友
普雷斯科特是一位高产的一流经济学大师.与许多聪明的获奖经济学家不同,他在回答问题之前要进行长时间细致的思考.
除了获奖的两项重要贡献,他还在一般均衡理论、银行、金融、经济计量方法论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即使在诺贝尔奖得主群中,他的贡献也足以笑傲江湖.
由于“对创立新思想、发展新的重要分析模型所作出的贡献”,普雷斯科特2002年获得ErwinPleinNemmers经济学大奖.该项大奖自1994年开始,每两年授予一位杰出经济学家.2000年获得者麦克法登得奖后已于同年秋获得诺贝尔奖.
普雷斯科特培养了大量的经济学博士,基德兰德即是他的许多成功学生之一――实际上,普雷斯科特的杰出学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我从学生,包括本科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提出好的问题,而一些问题能启发人们写出好的论文.”普雷斯科特说.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块黑板,他总是非常投入地和学生一起一边验算一边讨论.
普雷斯科特对年轻同事也很关照,他的许多论文就是跟年轻同事合作的.据说,在明尼苏达寒冷的冬日,普雷斯科特常在傍晚给年轻同事一瓶烈酒和一道关于最优控制的难题.很多人只能喝下半瓶酒来度过漫漫冬夜,以排解解题失败带来的挫折感.很少有人能把烈酒和难题同时解决.虽然不能确定普雷斯科特离开明尼苏达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些失败的“试验”带来的挫折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后辈非常慷慨且乐于提携.
普雷斯科特在经济学界朋友众多,其中对其获奖最为高兴者当属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在卡内基―梅隆上学期间,曾师从卢卡斯.卢卡斯对其早期的学术生涯影响颇深.1974年,两人曾联合发表了《均衡搜索与失业》一文.卢卡斯在回忆中对此盛赞：“如果让我选择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哪一天我最喜欢做研究,我会选普雷斯科特与我合作这篇文章中取得重要突破的那一天.”
作者为IMF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
资料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
基德兰德(FinnE.Kydland)现年60岁,1943年生于挪威.1973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
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现年63岁,1940年生于美国纽约州.1967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普雷斯科特曾先后在宾州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W.P.Carey)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并担任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资深顾问.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期间曾担任基德兰德的博士论文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