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前东欧国家发生的反抗运动中,匈牙利事件最为激烈和.局势稳定后,卡达尔政权采取的社会政策又最为宽松.
卡达尔执政后,并没有恢复拉科西时代的斯大林主义以继续搞阶级斗争,而是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放慢重工业发展速度,扩大农民自主权,增加消费品生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匈牙利国民收入增长215％,二分之一的农产品出口国外,人均住房21平方米,平均9人拥有一辆小轿车,国民生活水平居东欧国家前列.同时,卡达尔政权还为从前的冤检测错案平反,成立“专家政府”,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并试图通过说服而不是强迫来保持权力垄断,就连反对者也把匈牙利称为“快乐的军营”.
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集团的经济都出了问题.匈牙利也由于改革停滞不前,债台高筑,出现经济危机,人们实际收入水平开始下降.统治层和知识阶层都意识到,计划经济已经失败.长期保持沉默的知识界开始发出声音.
哲学家基斯亚诺什在刚创立的萨米亚特刊物《发言人》上发表文章,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其实是1956年后建立的政权的政治危机,他采用历史学研究“事件”因果的方法而不是逻辑的方法论证道,如果当初苏联坦克没有来,纳吉政府就成功了.这反映了当时匈牙利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妥协的政治.
基斯研究了匈牙利事件后期出现的工人委员会和知识分子委员会,认为他们对改革的要求是温和的、渐进的,尤其是提出了社会自治的改革主张.只是这种协商被双方的不妥协中断,社会不得不退回到私人生活.匈牙利事件有许多教训,最重要的教训是妥协比对抗更好.“妥协是解决这个国家的危机的唯一形式.”但此后的知识界没有再给社会提供一条思考的路径,而是陷入长期失语.另一位萨米亚特作家康拉德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其《反政治》一书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重要文献.
康拉德认为,西方的政治是公平游戏,失败者不会感到耻辱,胜利者的当选也只是暂时的.东欧人民则由于长期被统治,无论其政策好坏,人们想的都是如何摆脱其控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一生都不断受政治影响.政治就像洪水一样溢满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只希望看到洪水退去,把日常生活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归根到底,“人的生命价值存在于人自身,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因此,他认为的要求不是政治,而是反政治,即保卫自己的生活不受侵犯,让国家做它自己的事,而不是做社会的事.
“反政治是那些不想当政治家、拒绝分享权力的人的政治行为.”它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政府,其拥护者都有各自的职业,他们结成一个社会网络,通过知识和道德水平施加压力,而不是通过由选举获得的权力.“政治与反政治的关系就像两座山的关系：谁也不想夺取对方的地盘,谁也不能排斥或取代对方.如果政治反对派当政,反政治将与新政府保持同样的距离,表现同样的独立.”这是一种直接作用于社会、通过公民勇气表现出来的力量,是出于一种“对围绕我们的大量政治决断的根深蒂固的怀疑”.
多元与自治是此书的主要思想.与东欧其他国家知识分子强调道德力量不同,匈牙利知识分子更多受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影响,主张实行限制权力的宪政改革.在康拉德看来,法治意味着限制公权力,而不是限制人民.而公民社会则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法治为基础.这两者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保持对权力的批判,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推动建立一个自治的公民社会.
由于多年的渐进改革,匈牙利没有发生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的激烈对抗,自由知识分子作为支持体制内改革的社会力量而发挥作用.正如哈拉兹提所说,如果没有一个公民社会的推动,由现政权主导的改革绝不可能带来体制的变化.1987年,基斯等人在《发言人》上发表了《新社会契约》一文,呼吁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宪政法治、、维护劳动者利益、社会安全和人权.这篇重要宣言促使党内改革派与自由知识分子更加相互合作,前者最终成为党内主流,并在1989年6月通过一项全党决议,宣称：“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制基础上的议会”.这正是1956年的梦想.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