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师德建设的现代性检视

收稿日期：2012-11-06

作者简介：练庆伟,华南农业大学思政部副教授,博士.（广州/510642）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大学生‘精神成人’的理论及培育方式研究”（项目编号12BKS0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复杂性研究”（项目编号11YJC710026）的阶段成果.

摘 要：现代性的背景下高校师德出现了成才与成人的冲突,言教与身教的矛盾,蜡烛型、园丁型与撞钟型的分化.这些矛盾、冲突及分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不断彰显而呈现的,是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教师德性的优化要注重道德高标与道德底线的结合、价值认同与利益认同相结合、完善制度建设与理想信仰育化相结合.

关 键 词：高校；师德建设；现代性；出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时间的流变,更是一个重要历史性事件.这成为思考当代中国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点,否则,就难以对问题作出合理的判断.无疑,高校师德建设也应当嵌入到现代性的背景之中思考其建设的逻辑.

一、现状之厘析

教师是神圣的.古语云：“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一直以来,教师被认为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然而当前这些内涵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挑战.

1.教书与育人的冲突

雅斯贝尔斯说,大学的任务有四：第一是研究、教学和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这四项任务是一个整体,构成了大学的理想：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这四项任务缺一不可,否则大学的质量就会降低.[1]显然,理想的高等教育应该是传道、授业、解惑为一体,“教书育人”是师德传统的恒久期待.但是在科学大胜之下现在的世界是在科学之中,科学技术也已成为大学的主导意识形态；同时,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物质的、科技的因素具有价值优位,又刺激大学（大学教师、大学生）重视实用性知识、技能与能力训练.这样,时代迫使教师以学术为师,大学期望教师成为科研大师,大学生也期待教师是授业之师.对此,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教育顾问德怀特·艾伦有见地指出：“20世纪,高等教育自发地把如何使学生变得‘聪明’当作了主要目的.当今,知识量已经翻了好几倍.高等教育忙于应付令人头晕目眩的新知识,无暇顾及价值观和道德教育.”[2]因此,高校教师在科研与育人之间、成才与徘徊,教师不教书、教书不育人这样的情况在高校时隐时现.这成为当代高校师德建设的基础性问题.

2.言教与身教的矛盾

教书育人是师德一以贯之的传统.徐特立认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有两种人格,一是人师,一是经师.“我们的教学是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的,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3]换句话说,教育不仅在于学术知识的传授,更在于教师高尚的人格影响.言教与身教相统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师德历久弥新的要求.在封闭权威的社会里,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社会分化不明显,个体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湮灭于群体当中；同时个体的活动空间相对封闭,活动范围相对狭小,个体所从事的活动相对单一.这样的社会境遇下,教师的角色相对简单、言行相对一致.走向开放的当代社会,私域与公域逐步分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出现分离,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在这种境遇中高校教师可能因其拥有高端知识和专家身份的优势与社会建立起最直接的关系,也可能因其高深的知识、狭小的受众沉醉于“塔”间.这样教师可能在课堂上教书育人,是读书人；在课外可能经商炒股,是商人；在日常休闲生活中可能沉迷于网络,沦为空心人；在社会生活中也可能格格不入,成为边缘人等.因此,教师的角色多重性明显,个别教师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甚至扮演完全对立的角色,这样言行不可避免地分立、分离,甚至分裂,言教与身教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

3.蜡烛型、园丁型与撞钟型的分化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对教师职业的一个经典描述.这个标准一直以来都是教师职业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也正是在这个理想的引领下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教师.但是开放的今天,社会日益多样化、主体意识走向务实,教师有了多层次、多样化追求的空间高等教育飞速发展,教师队伍不断扩大,吸纳了不同志趣、格调的教师,教师的追求呈现出了实实在在的多层化.典型如：（1）蜡烛型,把教育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工作生活的乐趣.这样做到了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这是崇高的理想追求.（2）园丁型,尽职尽责,按照高校教师的标准做好本职工作.这如同园丁努力做好养花、护花的本职工作,但是手段与目的之间出现错位,这是平凡的追求.（3）撞钟型,这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式的应付状态,不仅没有很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如对知识不求甚解、待学生责任心不强）,情感上也不认同所做的工作（如端起饭碗吃饭,放下饭碗骂娘）.这是一种平庸的职业预设.事实上,崇高、平凡与平庸的职业理想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当前高校教师职业理想的定位有下沉趋势也是事实.这种分化、下沉是现代社会分化的结果,也必然是师德建设的难题.

·教师与学生·高校师德建设的现代性检视二、困境之定位

这些矛盾、冲突及分化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不断彰显而呈现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为三个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漫长的农业文明走出来的国家而言,虽然我国某种意义上既有第一个形态的因素,也有第二个形态的因素,由于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也透出第三形态的倪端,但主流是不断由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过渡.因此,二分化、分离、机械化和实用主义等上升为发展的驱动因素,体现现代性因素的科技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价值观,通过文化、经济及政治的影响向外扩散并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优位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高等学校或多或少地如工厂般走向规模化、像机关般走向权威化.与此同时,教师一方面不得不迎合科研和教学中的复杂多样的显性考核指标,以实现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意识的影响,主动追求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身价”.这样一来,经师与人师之间的天平倾斜、言教与身教之间的统一打破,进而也就出现了蜡烛型、园丁型和撞钟型等价值追求并且呈现出下沉之趋势.按照一般的看法,现代化有某种“动态”意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现代性看作现代化所要达成的目标,而把现代化看作是现代性目标的实现过程.[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但现代性的图景极为广阔,且具有动态性,是不间断的理解与建构的过程.因此,现代性卷入的意义深远的变革也将是一个动态的完善化过程,这是“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对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序言中作了很有见地的阐释.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序、无法、无德现象,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以后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6].同样,在我国市场经济刚建立时出现了许多低劣无序的状况,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后已经逐步有了更多的规范性与道德性,这预示着健康和谐的现代化建设.前述师德出现的一些现象应该也是发展中的一个环节.首先,身价的追求本身就是现代教师之自性的重要体现.不管是西方,亦或东方,也不管是古代,亦或将来身价的追求都存在,只是在封闭权威的年代这种追求可能受到抑制,只是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将来这种追求定位可能更加合理.因此,追求专业化、个性化以求得身价应该作辩证理解.其次,总体上看虽然高校教师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师德问题,但是风尚正趋于健康并逐步衍生出新道德.这既表现于对既有的职业道德的体认,如对自己职业的纳悦与身份的认同、责任感及职业能力的提升等,也表现于师生之间新兴规范的探索与践行,如在扩招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关注每个学生的福祉等问题已摆上议程.

师德的“现代性的后果”不是“狼来了”,这是师德建设中必须首先明确的前提,这也是优化师德的内在依据.但是也并不等于“狼”就不来了.如果不加警醒,重物质轻精神、重眼前轻长远的功利倾向,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性学交易等腐败现象,浮躁、急躁、烦躁、焦躁等心理现象就可能被无限放大,朴实而内秀的职业理想信仰将可能被无限挤压.金耀基先生曾有见地地指出：“从大学的本质与长远的发展看,大学（特别是通过教师）虽然应该以其专有的知识来怎么写作社会,以解决或疏导当前的问题,但它不能太过重视‘当前’的问题,或有急功近利的做法.等它必不可在‘当前’与‘实际’问题之压力下,放弃或影响到它探求真理,造育人才的‘长远’而‘根本’的使命.”[7]这表明,师德之自性不等于身价,而是涵纳身价的同时超越身价.因此,高校师德建设既需要根植于现实,又需要超跃于现实,达于实然与应然的统一.

三、出路之思考

前述分析表明高校师德是乐观的,但教师德性也面临着优化的问题.这既是否定环节向新的肯定环节提升的过程,也是是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对接的过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随着现代性的彰显尤其要注意以下原则.

1.要求上,道德高标与道德底线相结合

教师角色的某些神圣性要求可能因现代性的冲击而弱化,但是学生的向师性的心理、教师的示范性要求却不是能够改变的.因此,师德去圣化的现代选择中仍然要坚持道德的高标准.也就是说,“教师的道德理想是对现实问题的超越,而不是简单的顺应现实.这个目标就是身处于现代社会,观念上要走到现代之后：在二分化、分离、机械化和实用主义盛行之际,坚守一体、统合、系统性和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以道德之心对待学生,以自律之心对待自我,以宽容之心对待社会,并通过教师的职业性格影响学生和社会”[8].“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圣德仍然是当代师德建设的要求.但是作为现实的人,教师德性的实然状态是层次不一的.首先,人的德行是在实践中发展的,现代性的困境带来了师德的现代挑战,身价追求往往是的诱惑,现代性的消极后果使德行出现多样性、多层性,甚至让人失望地大呼教师学不再高、身不再正.其次,教师在实践过程中要将所知的道德规约加以整合并实际使用,这种道德实践支配着教师日常的教育行为.也就是说,教育实践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知识,即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但是两者可能是二元存在的,理论性知识并不一定都能转换为实践行为,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一定的距离.所以,高校师德建设必须蕴涵开放的精神,拒绝缺德、立足常德、指向圣德,努力培养一大批“蜡烛型”的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承担着接受、支持、引导“园丁型”的教育工作者；再者是限制、反对“撞钟型”的教育工作者.

2.动力上,价值认同与利益认同相结合

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对象性存在,都属于利益范畴.人的利益需要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市场经济与利益直接相关,功利意识的兴起成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功利意识与主体意识、个体意识必然同时推崇效能意识、个人成就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利益的杠杆不可替代且越显重要.同样,在当前获利冲动合法化前提下利益也成为促进高校师德规范内化的诱导性因素.因此,师德建设要根基于这样的实践基础,要重视利益认同进而推进价值认同.一方面要通过关注物质利益保证师德规范的彻底性,促进价值认同.师德规范彻底性的前提是教师在他们的职业中能挣到足够的生活费用,并且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当然,教师的职业特性不能保证其成为富翁,但如果认真从事了这一职业应该有公正的回报.另一方面通过关注精神利益保证师德规范的彻底性,激励价值认同.说的好：“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等决不是提倡各个都向‘钱’看.”[11]作为教师,其物质利益的保证不是唯一,更应该注重其精神利益的实现,这也是教师的终极利益之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利益认同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以此为契机推进师德的优化与提升,其目标指向“教书育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等崇高价值的认同.

3.机制上,有效制度建设与理想信仰育化相结合

市场经济本身也是一种制度经济.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2]也就是说,育德必须重视制度规范的力量,观念得到制度的强化后便不再是一种描述或一种可能,而会有某种发展方向进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因此,师德建设与制度建设是正相关的,有效制度供给是育德的基本的要求.当前要注重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澄清现有制度,包括成文的制度（如各级政府荣誉、奖励等）与不成文的制度（如“潜规则”）,重点审思现有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完善制度体系,包括基础制度、实施制度和监督制度的完善与健全.高校师德建设要加强制度供给,但是这多半处于“要我做”的层面,而不是“我要做”的自觉要求.教师,尤其高校教师在履行职业职责时拥有高度的自由权.因此,如果仅停留于此,显然不够.同时,制度建设也不保证高校师德走向完美,因为其更大程度上保证的是“常德”,是基本的道德责任.因此,高校师德建设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还需要强化教师职业理想信仰的追求.这既是由“要我做”到“我要做”转变的要求,也是由“常德”向“圣德”提升的关节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教师的职业理想信仰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当代强烈的现实主义、工具理性张扬的过程中,产生了对理想信仰的新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在从单一的经济指标向综合指标转换的过程中,也把理想信仰纳入了人的精神生活全面发展的视野.因此,基于高校教师较强的理性反思能力,通过理论引导及文明修身培育崇高的职业理想信仰是审慎的、可依赖的途径.

（为进一步加强广东省师德师风建设,激发教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抒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情怀,打造出社会信任、家长满意、学生敬重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引导广大教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广东省教育厅连续三年（2011年始）面向全省教育系统教师开展师德征文活动.本文为师德征文优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