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方教会学校的英语启蒙教育

摘 要：从19世纪初西方教会学校引入中国最早的英语教育到20世纪初清政府宣布实施全国通用的“癸卯学制”,规定所有学堂的西学课程必须开设英语学科,标志英语教育得到中国正式的确认.在近百年的清末英语教育历程中,西方教会学校的影子无处不在,为清末的英语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教会学校开启了我国英语启蒙教育先河.此研究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评估体系、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分析了清末西方教会学校的英语启蒙教育及其对我国英语教育的影响.

关 键 词：清末；西方教会学校；英语启蒙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3-0097-03

19世纪初,欧美等西方国家传教士来华所设立的教会学校开创了中国最早的英语教育.1903年清政府实施全国通用的“癸卯学制”,规定所有学堂的西学课程必须开设英语学科,标志英语教育得到中国的正式确认.近百年的晚清英语教育历程中,教会学校的影子无处不在,为清末的英语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据资料记载,至1875年,从沿海的通商口岸到内地,教会学校总数已达800所,学生约20000人,而到1900年,教会学校的总数增加到2000所,学生增至40000人,无论是学校的数量抑或是学生的总数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不可否认,教会学校引入英语教育的目的是为西方传教士更好地传播基督教,美国基督长老会（Presbyterianchurch）传教士狄考文就曾说：“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教化,其涵义不仅指要争取信徒,更重要的是要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基督教国家,消灭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观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2]而传播基督教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思想的渗透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但是,纵观历史,客观上,教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的教育界带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中国由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开创了中国英语教育的先河,发挥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一、西方教会学校开启了较为科学的英语课程体系

中国的英语教育起源于西方的教会学校.最早的英语师资主要是来华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们在教会学校里教授英语和其他一些数学、地理、文化、科技等西学课程,英语作为所有学校教学内容的首要科目,从此,开启了中国的英语启蒙教育的序幕,为我国的英语教育的发展和近代教育的开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虽然西方教会学校最初针对是否开设英语课程存在颇大争议,但最终几乎所有的西方教会学校均设置英语课程,并且作为学校的重要科目.因为英语作为桥梁和纽带,在传播西方科技文化知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英语教育,西方教会学校开设了科学的英语课程体系.教会学校英语课程设置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英语语言与其他专业课程相融合,即学校所开设专业课程均用英语教学.如福州的英华学院,学习年限规定为6年,前2年为预科,后4年为正科,开设课程为宗教、中国经典、数学和科学、英语等,这些课程除中国经典外,均用英语教学[3].二是英语课程设置有很强的系统性,即所开课程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初始阶段对学生进行英语语言的基本训练,专业阶段涉及西学则必须使用英语学习.比如,马礼逊学校“西学课程已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和音乐等,所有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并用英语教学.中国学生在该校学习三四年之后,等对英文课要求的读、写、听、讲和翻译,都有了相当的基础,等”[4]西方教会学校系统性的英语课程设置体系,一方面促进学生快速熟悉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上也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学生在学好英语的同时又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1842年,马礼逊学校的一名在校生曾用英语表达到：“此前,我曾在中国学校读书,白白浪费了4年的光阴和金钱,除了知道几个人名外,一无所获.我在的英国学校（指马礼逊学校）读书,已有两年半的时间,我感到此间的收益,较之漫长的4年,不啻万倍等英国学校远胜于中国学校,这是因她教人许多有用的知识,诸如天文、几何、代数、宗教真理等而中国学校从来不教这些.”[5]三是课程设置和社会需要紧密结合.比如,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开放了诸多通商口岸,很多设立于通商口岸城市的教会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和商贸联系在一起,较早地培养了一批对华通商贸易人才.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体系对清政府的官办学堂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在课程设置和双语教学方面深受教会学校的影响.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早期对湖北自强学堂进行改革,去除无用课程,保留外国语言一门课程,把格致和商务的相关教材与英语语言教学有机结合,作为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完全用英语讲授,学以致用,为清末的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西方教会学校最早引介英语教学方法

西方教会学校在清末实施英语教育的诸多活动中,引入了当时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的英语教学方法——语法翻译法,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正规英语教学方法,基本做到了与世界同步.语法翻译法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达到了全盛时期.它通过大量的从母语到外语或从外语到母语的翻译、文法练习来学习和掌握外语,其目的是通过翻译、阅读原著和复杂的语法讲解及操作发展学生的智慧[6].语法翻译法开创了语言教学者利用语言学习者母语进行外语教学的先河,是外语教学史上最早的一个教学法体系.它的出现为建立外语教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7].至今仍被外语教学者广为使用.

西方教会学校在课堂教学中,广泛采用语法翻译教学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建立的基督教会学校中西书院就是其中典型一例.中西书院在低年级设置“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等课程,在高年级又继续设置了“翻译书信”、“翻译诸书”、“翻译作文”等课程；传教士以传统语法作为教授英语的基础,把翻译作为教授英语的基本手段,来开展对英语课程的讲授、训练与提高.学生通过对母语的翻译和比较,能比较深刻地理解英语的抽象词义和复杂的句子结构,有利于启发思维,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学生在大量训练的过程中,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三、西方教会学校最早引入英语教学评估考核体系

为了查验学校英语教学的效果,确保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所学内容,教会学校引入了西方英语教学评估体系.对教学效果采用学生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模式,融合了随堂抽查、定期检查以及学生自查等多种灵活考核机制,构成一系列清末英语教育的教学评估体系.例如,狄考文开设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对学生的考核分为3项——日考、季度考和岁考,学生的综合评价以3项考核的综合成绩作为认定标准,按照学校要求的学习时间完成学业并通过考核者才能最后获得毕业文凭.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教会学校还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并且只能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在课堂上,必须用英语向教师进行提问,对教师提出的问题包括布置的作业必须用英语进行作答.还规定学生之间相互严格监督日常运用英语交流与沟通的状况,对违反规定的学生予以惩罚.这种考核机制对后来洋务派的官办外语学堂也产生了极大影响.譬如,为清政府培养高级翻译、外交和科技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对学生的考核就借鉴教会学校,也采用定期考核模式,分为月考（每月初一）、季考（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初一）、岁试（每年十月）和大考（三年一次）.考试内容和方式也颇多,比如对课程设置中占主要地位的英语的测试,除了笔试考查学生的阅读、写作和翻译能力外,还要进行面试和口试,考查学生的听和说的能力.教会学校的这些英语教学评估考核制度即使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具有很大借鉴意义.

四、西方教会学校培养了中国近代最早的英语人才

西方教会学校早期开展英语教育,比较著名的是为纪念英国来华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而创办的马礼逊纪念学校[8],该校培养了清朝晚期社会改革和“西学东渐”中的诸多知名人士,代表性的有容闳、黄胜、黄宽、唐廷枢等人.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对中国近代教育影响深远,在他的努力促成下,1872年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一批留美幼童终于成行,容闳因此成为中国留学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黄胜最初和容闳共同在时任马礼逊纪念学校校长布朗的带领下赴美留学,但黄胜因远离故乡水土不服仅待了一年,回到香港,后在香港从事出版事业,创办了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印刷企业“中华印务总局”,以出版、翻译、教学为媒介,援西入中、教化人心、改良风俗,被誉为“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的先驱”、“近代中文报业先驱”；黄宽留学英国学医归国后,为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西医的奠基人；唐廷枢系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对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他编纂了被认为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本教材《英语集全》六卷,为中国人系统地学习英语作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教会学校数量的逐步增加,英语教育也逐步深化.这一时期,上海的英华书院最早明确提出把英语作为教学课程,为清末社会改良和西学东渐培养了一批懂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中国最早揭开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就曾在上海英华学院进行英语学习.他提出的广设学校,学习西学,科举改革,发展工商业,对中国近代改良运动起到非常积极作用.19世纪80年代,年仅24岁的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出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将培养英语人才推向更高层次.卜舫济到任后,大力提倡英语,采取全盘美国化的英语训练方法,除国文外,所有课本一律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进行教学,同学间交流也必须用英文,除书本知识外,还必须学习西方的礼仪和习俗,为清末培养了大批精通英语和西学的拥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西方教会学校所培养的毕业生中,从医、经商,或者到海关、电报局等和英语相关的行业工作的占不少比例,但超过半数的毕业生在各类教会学校和清政府的官办学堂任教,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投身英语教育的人才,为清末英语教育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师资保证.比如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聘有12名中国人任教习,这些人大部分毕业于教会学校[9].“1904年圣约翰的十三名毕业生中,两名到教会工作,两名从商,四名留在圣约翰任教,三名到官办学校当教员.”[10]另据1910年对180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教会学校——文会馆毕业生的调查,在各类学校任教的有105人（58.3%）；从医、经商或到邮政、铁路、海关等部门工作的有37人（20.6%）；专职从事宗教的有38人（21.1%）[11].可以看出任教仍是教会学校毕业生的主要出路.这些精通英语的师资队伍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学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清末各类学校师资队伍匮乏的局面,也是自强运动时期乃至清末光绪新政时期官办新式学堂英语师资的主要来源,为清末英语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五、结语

在清末西方教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开启了中国英语教育的先河,结束了中国近代没有英语教育的历史,给中国的教育界带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中国由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尤其在英语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评估考核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呈现出与中国传统教育截然不同的特征,为后来清政府官办学堂乃至我国目前英语教学都起到了积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