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在我国,民族团结教育是实现民族整合与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但是,在以往的工作中,对民族心理的忽视是造成民族团结教育虚化的症结所在.本文即从民族心理学的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中应注意的民族心理因素以及相关理论在其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
关 键 词：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心理；运用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50-0114-02
在我国,民族团结教育是实现“民族整合”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经过近三十年的推动,可以说,我国的民族团结教育在增进各民族间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只注重理论与政策宣讲的民族团结教育存在形式单一、内容虚化与效果流于形式等弊病,在活动形式与手法不当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心理抗拒,并且在实际效果上无意识地造成民族之间的心理隔膜与心理冲突.因此,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重视民族心理与运用民族心理学相关理论建构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一、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重视民族心理的必要性
民族心理是全民族成员在共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所产生的共同心理素质和心理状态.民族心理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性格、能力、自我意识和民族的社会心理等基本内容.民族心理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其一旦形成,就会通过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如生活习俗、道德行为、生产行为、交往方式等得以表现.我们认为,民族团结实质上是民族间和谐互动、建构良好族际关系的过程与结果,其作为多民族社会一种重要的族际交往方式与结果深受民族心理的作用与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布林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自由受到威胁之时,他会处于一种动机唤醒状态,这种状态驱使个体去试图恢复他的自由.这种动机状态是人们对其行为自由减少的一种反应,也就是一种反作用力,布林称之为‘心理抗拒’”.当一个人产生心理抗拒时,可能会产生这样几种效果：（1）被禁止或可能被禁止的自由行为的吸引力反而增强；（2）直接从事该自由行为；（3）通过暗示来恢复自由；（4）敌意和攻击性情感.布林认为,人们产生心理抗拒以后,将会影响态度的转变,表现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方面.布林的心理感应抗拒理论告诉人们,如果宣传说服不当,要求人们不准这样、不准那样,使人们产生了自由或自由感被剥夺和侵犯的感觉,非但不会转变态度,而且会产生心理抗拒和逆反心理.因此,在我国,民族团结教育作为一种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的社会事业,在具体工作中聚焦民族心理,建构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预防因教育方式不当造成的民族心理抗拒现象的发生是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与研究的重要途径.
二、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民族心理因素
1.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族体产生与族际交往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是民族心理的核心内容,是民族认同感、归属感、自尊心、自豪感、凝聚力的集中表现.具体来说,“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在与他民族的交往中的自主性、独立性、整体性等诸方面及个体的民族相属性的认知结果,民族意识是认知结果或者心理经验在一定条件下的部分再现.这种认知结果指导着各个民族成员的认知活动和行为方式”.从民族意识产生的根源看,社会环境的多民族分布、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地缘因素的影响、突发事件的应变等都是民族意识产生的条件.但是,从民族意识心理经验发生的本源看,它主要起因于人们对自身所属民族的认同和对他民族的辨异的认知过程和心理体验结果,即差异性的存在或者差异性对待是民族意识产生的最终源泉.民族作为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文化的差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避免狭隘民族意识的产生,我们认为必须承认客观差异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避免对受众差异性对待是基本前提,即对民族团结对象族体属性和族体地位的认可,持公正平等的教育态度,力求让受众理解民族的共生属性及逻辑结构,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避免民族团结成为针对少数民族或者汉族一方的教育才是民族团结心理的坚实基础.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其“对人造成的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检测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
2.民族认知方式差异.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认知主体本身的价值、情感、人格以及其他外在的社会文化都会对人的认知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从人的心理结构讲,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总是建立在一定心理结构——即先前经验的基础上.具有不同生活经验、生活环境的个体或团体如不同的民族团体,无疑会具有独特的认知方式”.因此,虽然人类群体本身在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上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但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的直接作用下,人们在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上又具有文化上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不同民族在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性.所以要使民族成员接受某种事物或理念,就必须分析不同民族认知方式的差异.我们要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也必须分析不同民族认知方式的差异,采用灵活的方式和手段,使民族团结理念纳入不同民族认知框架内,并成为族际交往过程中交往态度的自觉选择.
3.宗教心理.宗教作为一种建立在对某种神性物信仰基础上的文化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其可以在信徒心理上形成相对稳定而深刻的心理属性.这种心理属性是伴随着净化、升腾和自我慰藉的内心感受和精神体验,其包含了多重精神功能,它既有抚平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迷茫而产生的焦虑,同时也因神性物的神圣性、思想的稳定性、目标的崇高性、行动的积极性、心理的认同性和感情的亲近性等特征对信徒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调节,而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使宗教跨越其本身的范畴对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每个领域的不同层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社会中,宗教信仰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黏合力,它使许多民族、文化以及群体得以有效的整合,正如戴维·波普诺所指出的：“除家庭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设置能像宗教那样,有效地帮助人们解答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也没有一种设置能够像宗教那样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忠诚感和参与感.”因此,我们在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认识不同民族宗教心理的差异,在尊重民族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感的基础上,寻求不同宗教在交往理念上的契合点,在不同宗教信仰群体间构建一种对和谐交往的忠诚感与参与感,从而将宗教资源作为社会资本引入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充分利用宗教在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稳定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民族心理学理论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的运用
1.涵化理论与民族团结教育.涵化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加拿大心理学家J.W.Berry认为：“完整的涵化概念应综合概括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群体成员因接触而发生文化和心理两类变化的双重过程.该概念应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涵化,即文化接触之群体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发生变迁；一是在心理层面或个体层面上的涵化,即卷入文化接触之个体在言谈、衣着、饮食等方面的行为、价值观念、态度乃至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卷入涵化的民族群体的认同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保持本群体传统文化的倾向；二是参与主流社会活动与主流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Berry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者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涵化策略是个体基于对自己群体文化和其他群体文化之喜好而对涵化互动所持的态度倾向,以及在应对日常跨文化实践中反应出的行为方式.Berry区分出了四种不同的涵化策略,即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在四种策略中,“‘整合’策略优于‘分离’,‘分离’策略优于‘同化’策略,而‘同化’策略又比‘边缘化’策略好.”
文化涵化心理的分析视角与民族团结教育较为相关的是,在心理维度上,民族群体对涵化过程和涵化策略的态度；在行为倾向上,不同民族群体接触时社会行为的改变.我们要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就需要引导民族群体健全民族文化涵化意识,而其中Berry提出的整合策略——引导民族群体在重视保持自己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尊重与认同其他民族文化,同时兼顾国家认同——无疑是最优途径.从我国以往的历史经验族际交往的原则出发,中国有一种体现和谐涵化的深厚传统,那就是“和而不同”思想,即在对待文化差异方面,追求一种既尊重多样性,又追求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这意味着保持自己的特色并积极参与到更为宏观的整合当中.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上所言：“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这是中国传统的经验里所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思想的反映.”而且,健全的涵化意识,可以有效调节民族认同、族际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和谐共生.
2.接触理论与民族团结教育.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罗宾·威廉姆斯对美国不同地区的四个城镇的社会接触与民族态度做了调查,调查表明：民族之间的偏见与接触成反比,即个人接触越多,冲突就越少（偏见、歧视、敌意等）.由此推及的相互依存的观点则从历史、现实的资料出发,指出种族间的暴力很少会在相互依存已经变成制度化的地方爆发.相关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接触理论.接触理论认为“对抗的社会群体（文化认同、语言、信念、肤色、国籍等）中的个人之间更多的接触倾向于消弱他们相互所具有的消极刻板印象,并减少其相互反感与不相容,从而通过使人们相互间更愿意平等的交往来改善群体间的关系.简言之,更多的接触意味着更少的民族或文化冲突”.
在我国,由于传统社会跨地域和跨阶层的流动与交流相对较少,很多民族间交往与文化互动大多停留在表层,或者是“印象”层面,这就造成不同民族间文化认知与理解的浅薄,甚至存在民族之间的文化偏见和文化定势.在一定情况下,还会造成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同的文化在价值观和信仰方面的重大差别,和在社交上传递同一种感情或态度时所使用的方式上的差别,都足以造成族际冲突.”因此,我们认为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我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深化民族交往的广度与深度,积极推进民族之间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对话是必由之路.正如格罗斯所指出的：“种族与宗教上的排它与孤立,不能促进社会进步、创造出更伟大的新文明,相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联系、对话和互相影响才是促进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伟大杠杆.”
3.民族发展意识与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发展意识与发展需要是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内,由于民族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各民族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心理诉求与心理倾向.民族发展意识与发展需要是民族共同体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民族生产与生活的积极性源泉.在族际交往中,这种心理诉求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民族发展意识与发展心理能够激发民族群体的进取意识和凝聚民族群体的力量,为本民族的发展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在非科学利益观的主导和非法势力的诱导下,民族的发展意识与发展心理很可能演变为狭隘的利益观和导致整个民族群体被剥夺心理的产生,这对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和民族社会的稳定会造成难以逆转的困难.在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诸因素中,因民族发展差距与发展心理得不到满足而缘起的民族意识高涨和民族矛盾、摩擦增多的民族问题也是影响当代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重要因素.正如许多西方社会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矛盾的实质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些被认为与种族、民族有关的特征,往往更直接地与阶级、区域和其他社会条件有关.”因此,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一定要顺应民族的发展意识与发展需要,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使各民族在互惠互利、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和谐共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2013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情商培养的管理学课程教学设计及课程评价方式研究”
作者简介：邓凯（1980—）,湖北十堰人,汉族,北方民族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数学研究；戴宁宁（1982—）,宁夏固原人,汉族,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李存林（1976—）,宁夏固原人,回族,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