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老师也是先生

汪曾祺在苏北高邮长大,一辈子忘不了小学的校歌,忘不了校歌的作者,他5年级时的国文老师高北溟先生和其他老师们.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与沈从文等先生相遇,得以走进文学的天地,但小学老师对他的影响也许更深远,乃至成为他小说的主题.金庸在香港创立《明报》,不善言辞的他喜欢以纸条治报,凡事都写纸条给下属,这是其中的一张：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作了“若果”,心想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等当年他在浙江海宁袁花镇上小学,5年级的国文老师兼班主任是陈未冬先生,因为他在作文中总是将“大都”写成“大多”,陈老师翻出《辞海》,给他指正.陈老师还让他主编级刊《喔喔啼》,他自述：“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敢忘也.”60年后,师生重逢,金庸还提到当年的错字,老师不禁大笑,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少年时代是启蒙时期,具有极大的可塑性,遇到的老师很可能影响人的一生.出版家范用、作曲家周大风、学者金克木等只读到小学毕业,他们的成就固然是依靠自学、自我摸索,但他们都对早年的老师们充满感恩,是小学老师们打开了他们最初的视野,开启了他们通向未知世界的通道.钱穆、叶圣陶等人都曾长期做过小学老师,这一经历构成了他们人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或者说他们是从小学老师时期开始展开绚烂的人生.钱穆多年在无锡一带教小学,做过小学校长,争取到了学校行政和课程编排的绝对自由,体操课、唱歌课与国语课同为全校师生每天的共同必修课.他亲自教作文,将作文与生活融为一体.有一次他出题《今天的午饭》,一学生写道,“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抄在黑板上,告诉学生们,说话须有曲折,最后一句就是这样.他带学生到郊外听松涛,在走廊上看雨,让学生各讲故事,如此一来,学生认为作文是日常生活中一件乐事,仅仅半年,4年级学生都能写出像样的白话文来.1917年春,叶圣陶到甪直任教,和其他老师一起自编各种课本,创办生生农场、利群书店、博览室,造礼堂,建戏台,开同乐会、恳亲会,辅导学生自编自演话剧,组织学生远足旅行.“五四”运动时,他代表当地小学老师发表罢课宣言,那种身居小镇、心怀天下的心胸,让我们看到小学老师与时代同步的自信,播撒文明种子的庄严,在基础教育中自觉的乐趣.如果说钱穆、叶圣陶以后成为各自领域的名家,是小学老师中的特例,那么,很多一生从事这一职业、默默无闻的小学老师,也令后人敬仰.比如王人驹,1946年浙江永嘉县永昌小学校长.他把训导主任一职改为生活导师,国文教科书不用政府规定的“国定本”,而用开明书店的《少年语文读本》.比如刘百川,1929年至1931年江苏东海中学附属小学校长.他留下一本《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是那个时代小学的活的记录,而那些朴素、简洁甚至零碎的对教育的思考,处处闪烁着教育的智慧,浸透着对教育的理想,更有教育的实践.王人驹、刘百川虽没有骄人的业绩和显赫的名声,但无疑,他们当得起“先生”这个称呼.教育,顾名思义,是教书育人,但我们今天常常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其实,“育”才是重心,哺育、养育、涵育等教育的生命就源自这个“育”字.小学讲台传递的是最基础、浅显的知识,在问学的路上不过是起点,在育人这一点上,却是奠定根基的阶段.叶圣陶认为小学教育的使命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明确的人生观的基础,绝不单单是书本知识的授受.如何将文明的火把交在一代代孩子手中,如何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踏上一条通向健全人格的道路,如何启发他们天赋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如何让他们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学老师,取决于他们诚恳的思考,对自己职业的守护,对人的尊严的信念.大学教授是先生,小学老师也是先生.也许小学老师的责任更重.在汪曾祺小说《徙》的结尾,高老师早已死了,当年的小学生还在唱他写的校歌.（青花瓷摘自2012年8月16日《新华日报》插图：董苇）责编：向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