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对开放吗?

更新时间:2024-02-0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7521 浏览:31570

引言

作为欧洲最古老的两所大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应邀在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校园内发表演讲是我极大的荣幸和快乐.此时,我代表北京德稻教育机构,作为该机构的教育大师之一发表演讲.其他不同学科的德稻大师中,有些是我的同事,他们已在北大做了演讲.我在以下的讲话中将谈到德稻教育机构,并对其中的一些大师做些描述.我原计划的演讲标题是“高等教育的开放维度:技术的作用”,我把它改为“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让我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该标题的第一层含义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前运作方式下的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其简短的回答是,当今的大学并没有对创新非常开放,至少在西方国家尚如此.对此,我将随后做更多的说明.标题的第二层含义是:“开放的高等教育促进创新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培育创新对中国非常重要,倘若开放的大学对创新作出了贡献,则应加以鼓励.

在以下演讲的第一部分,我将表明,尽管对于变革有着来自传统的阻力,但在最近的五十年中,高等教育领域依然有着一些新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更加开放的发展趋势.我将在下面探讨大学可以变得更加开放的不同维度.在演讲的第二部分,我将论证,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性促使一个社会更加富有创新精神.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已经聆听我的同伴德稻大师葛林睿(RichardGreene)的演讲,他断言已经发现60种方法有助于培育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不过,我只提及其中的两种.演讲的最后部分我将提到一些德稻大师,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登峰造极”的人士.我和我的同伴——教育大师斯达曼戈,有幸访谈其中的许多大师.我将努力捕捉他们教育和职业生涯中使他们获得杰出成就的一些共同特征.

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

现在让我回到问题的第一层内涵:当前运作方式下的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以下是50年前由卡耐基委员会准备的有关美国高等教育重要报告中的一段引语:

作为起点的1530年,当信义宗教会创建之时,当时存在的66所机构当今在西方世界依然以广为认可的方式存在,即天主教会、信义宗教会、冰岛议会、马恩岛,以及62所大学······他们经历了战争、革命、经济萧条和产业转型,最终它们的变化几乎比所在社会的其他任何部分都要小(卡耐基委员会论高等教育,1968年).


然而,高等教育还是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60年代末是西方高等教育发生巨大骚乱的时期.1968年,当大学被所谓的“1968年五月风暴”所冲击的时候,我正在巴黎完成博士论文.这些“风暴”导致了对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一段陈词的著名误解.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在访问中国期间,询问周恩来如何看待法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周恩来以“言之过早”答复尼克松.新闻记者们于是臆断两位领袖人物正在谈论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国革命”——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并引用他们的交谈内容作为中国具有长远思维能力的“魅力例证”.然而,若干年后,尼克松的翻译坚决认为周恩来当时所指的是1968年法国的学生(McGregor,2011).

1.开放性的革命

尽管1972年对于周恩来概括总结1968年学生产生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法国和其他国家的那些风暴激发了有关大学作用的一些新思维.我认为,20世纪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创新出现在学生的一年以后,即英国开放大学的创建.1969年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那一周,为志吉祥的英国开放大学举行了开幕式,它开创了我们思考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新纪元.

(1)英国开放大学

英国开放大学在创建宣言中表明了“人的开放、地点的开放、方法的开放和理念的开放”的办学理念.

●人的开放

针对“人的开放”,英国开放大学采纳了入学没有教育资历要求的基本原则.

规划委员会说:“我们以此为原则,即学生注册入学没有正规学历资格的要求”.任何人都可以来学习,只有没有取得良好的学习进展才是阻碍继续学习的障碍.

●地点的开放

针对“地点的开放”,开放大学实施多媒体远程教学系统,使大量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人们通过使用印刷文本、电视、收音机以及后来的互联网开展学习,其学习对象的覆盖范围从最初的英国本土到现在的全世界.

●方法的开放

关于“方法的开放”,正如首任创建校长所言:“每一种新形式的人际交流都将加以研究,以便观察如何运用这种交流提高和扩展人们的理解水平”.

●理念的开放

在解释新大学如何实施理念的开放时,该校长说,“两个方面的教育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是把个人的头脑当作容量各异的容器尽可能多地注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知识和经验;第二是把人的头脑当作必须点燃的一把火等我们以此为雄心抱负”.

高等教育的这四维开放依然是当今的基本工程,但在1969年却是一场革命.我个人深受那场革命的影响.四十年前,当这场革命还是全新的时候,作为毕业实习生,我在开放大学总部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对我而言,1972年的那三个月是即将来临的高等教育革命初露端倪的时刻.

开放大学的每一件事都令我印象深刻.运作伊始便初具规模:仅仅运作一年后的1972年便招收了40,000名学生(今天已有250,000名学生).全体员工以极强的奉献精神和理想主义境界为学生提供怎么写作,其奉献精神体现在上到最年长的教授、下到在仓库中打包课程学习材料的普通工人身上.

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其中多数为在职成人,他们极好地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开展学习.1972年夏天,我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观看开放大学和英国广播公司一起制作的那些精彩纷呈的电视教学节目上.开放大学的这段经历令我振奋,致使我回到加拿大后决定投身这场革命.1973年我加入了魁北克开放大学,它引领我进入了与我前四年作为冶金学教授的职业非常不同且极具魅力的学术生涯.

17年后我被任命为英国开放大学的校长而成为实现了最高职业抱负的幸运儿之一,这成为我职业生涯的点睛之笔.1990至2001年,我引领开放大学的11年是令我获得极大成就感的一段时间.开放大学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并开始在其他许多国家提供课程教学,从而为使开放大学成为当今高等教育领域中互联网应用的全球“领头羊”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