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从信仰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信用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对研究信用的三种方法进行讨论：信用的风险管理；信用与制度经济学；信用与信仰.然后比较了基督教的信用文化与伊斯兰教的信用文化.最后强调研究信用最终还是要回归经济学范畴.
[关 键 词]信用；信仰；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0126-03
1研究信用的三种方法
1.1信用的风险管理
信用研究的第一种方法：把信用当做一种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参阅达雷尔·达菲的《信用风险——定价,度量和管理》信用风险度量中的远期违约概率（风险率）：指检测定生存到时期t,在时期t到时期s之间违约的概率.远期违约概率为违约风险的期限结构建模奠定了基础.
一般需要构造违约概率分布,计算违约情况下的损失分布以及信用暴露分布.信用风险管理往往具有难以量化分析和衡量的特征.而相对于数据较为翔实、数理统计模型清晰明确的市场风险管理来说,信用风险管理则很难实现科学的定量分析,在管理中多通过定性分析或者管理者主观经验进行管理.而之所以造成信用风险定量分析和模型化管理困难无外乎以下两个原因：数据匮乏,不能或很难检验模型的有效性.数据匮乏通常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通过IT市原则对每日损益进行计算或者产品持有期限过长等.造成模型检验困难的原因和此类似,也大都是由于持有期限长或者数据匮乏而导致的.现阶段,随着市场风险量化模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的逐步成熟,人们在信用风险量化和模型管理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先后推出了Creditmetrics、KMV以及Creditrisk等管理手段,大大加强了信用风险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促进了现代信用风险管理的进一步发展.
信用风险管理主要在银行业的应用较广,通过一系列的流程分析来管理信用风险.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主要包括度量,监测和控制风险所必需的所有技术和管理工具,目的是通过设计一整套风险管理流程和模型,使银行能够实施以风险为本的管理战略和经营活动.银行实施风险管理的基本条件：①风险度量和评估；②通过管理流程使风险和风险要素联系起来.1997年4月初,以美国著名的J.P摩根财团为领导,联合几大世界知名银行——德意志摩根建富、美国银行以及瑞士银行、瑞士联合银行等共同推出了全球首个评估银行信贷风险的证券组合模型,也即是CreditMetrics.CreditMetrics将信用评级作为基础,具体使用时首先计算出某项贷款出现违约的概率,接着对这部分贷款转变为坏账的概率进行计算.从信贷产品上来说,该模型覆盖范围非常广,涵盖了传统的商业贷款、信用证和承付书以及商业合同等.
1.2信用与制度经济学
信用的研究的第二种方法：基于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相关文献比较多.这里主要介绍蒋海教授的一篇《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契约与中国的信用制度建设》的文章.
信用制度作为一种金融产权制度,其产权基础不仅决定信用制度内容和形式,而且还影响着信用制度的“道德支撑”.此外信用市场的公平性是信用制度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信用契约中委托写作技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使金融信用普遍存在着“道德风险”.社会信用体系的道德支撑首先是以产权为基础的“理性道德”,其次是克服市场公平和解决委托写作技巧危机的信息机制,除此而外,个人的道德素质和金融的职业水准不可少.
现阶段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是我国信用市场高违约风险频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其充分条件应当是不健全的信用制度及由不健全的制度而导致的不完全契约.众所周知,信用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信用行为主体的规范及其产权结构等作出较为合理的约束,以实现信用秩序的稳定,确保金融体系的规范性和有序性,进而维护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信用制度对于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以及金融结构的形成来说,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因素.契约的不完备使产权主体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而诚信是法律之外维持信用市场秩序的另一个基本工具.完备的信用契约对法律的需求取决于法律与信誉作为维持市场秩序的两个基本工具所具有的互补性和替代性关系.一方面好的信誉可以减少对法律的需求,另一方面,信誉和法律往往互为加强,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信誉的社会,法律是无能为力的；同时,如果没有公正有效的法律,人们将不能或者很难建立信誉.
所谓不完全契约也就是说契约中存在某些缺口和遗漏,比如没有提及某些情况下契约各方的责任,或者是提及了但是做出的规定是较为模糊或者模棱两可的（Hart,1998）.而导致这种契约不完全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契约双方仅存在有限理性；
（2）第三者不能验证；
（3）信用制度的不健全.
就我国来说,信用契约的不完全性是一个始终存在和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其缺陷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契约的不完全性会大幅度增加发生契约纠纷的可能性以及重新谈判的事后成本,从而导致契约用于信用市场的、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大大提升；与此同时,还会导致契约双方不能借助契约的最优设计,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对各主体的契约行为进行约束,从而在契约行为主体中极易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产生道德风险,这种情况下契约双方均将面临严重的、超常的信用风险,进而造成信用市场的运作效率较低.
1.3信用与信仰
信仰,就是为了解决降低社会信用运动成本,增加社会信用机会的比率与概率,包括降低寻租,断链,维持,维护,修补,完善,发展等信用成本.只有秩序才是信用效率的产生的前提和根本.宗教在建立人类社会之间信任方面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教育也是集中的信用宣传.在宗教那里,所有的教义就是一部教人如何建立信用、信仰、真理的规范与约束.信仰也是一种学习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灌输和矫正不同的信念,最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这种对人生和社会交往有指导作用的价值体系可以减少社会摩擦成本,在信用领域内就衍生出各种追溯信用的起源问题.信用研究的第三种方法：从宗教学和社会学的人类文化信仰的角度出发研究信用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很杂散,还没有系统的理论.郭生祥提出人类的基本信仰与人类信用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通过研究人类的信誉—信用—信义—真理—信仰路径来探寻信用区间运动规律.美国学者GeeGallpoll评论：在欺骗,隐瞒税收和偷窃方面,你无法看出上教堂和不上教堂的人有多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许多人所信的只是一种社交宗教而已.科学的发展是否是导致宗教变成社会学的遗物?人类信用的丧失是否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信仰的含义问题,古今中外的人们从未停止过思考和探寻,无论是西方的上帝、耶稣还是东方的神仙、佛祖,人们在对这些未知的、拥有无穷力量的载体进行求助,表达自己对不死、丰富、欢喜的向往,对死亡、匮乏、忧愁的恐惧时,对这些终极问题路径、答案和标准本身的探寻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关于信仰的文明总蓝本.我们在对不同信仰的形成及其的扩张、复制或者变异进行不断的追问和思考中,从中就能够发现不同家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以及不同市场的某种特点复制与变异的规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信用引出了信义,信义又引出了真理,而这些真理的集合就形成了人类的总信仰,而另一面,信仰也是借助了正义、信义、真理的力量而发现了信用的.在三者的这一不断相互运动中,物质明显充当了基础作用,精神则是指引,信义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从而建构了这一三维的、层次丰富、结构多样的递进博弈模式.
2全球信用文化比较
基督教的信用—信仰模式孕育了西方的信用体系：欧美等西方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包括信用的基础也是与基督教有关.在欧洲,朋友是朋友,商业是商业.朋友信用,商业信用,陌生人的信用都是一样的地位,个人签字就是有效的公司文件.欧洲文化中企业领导人由于有基督教作为人生追求的终级的信仰,才能把企业带到更高的境界,才能让世界级的企业持续发展.如果没有信仰,当财富足够多的时候,当权力足够大的时候,就容易失去动力,就容易陷入自我膨胀无法无天和奢华享受之中.在欧洲,信仰为法律制度的尊严提供了保证,使得法制法规的执行成本大大减少的同时,还维持了全民较高的道德水平,道德和法律法规相互补充,使得社会平稳和谐.但是在中国因为缺乏自我约束和敬畏之心,也就没有对于法制规则的尊重.法制的无力和道德的混乱,使得社会秩序管理难度很大,在执法中资源效率不高.
伊斯兰教的信用—信仰模式产生了中东的信用文化：伊斯兰教信用思想既具商品市场信用机制的普遍特征,又因受限于伊斯兰教宗教律法的影响而独具特色.禁止利息,禁止.伊斯兰银行是在伊斯兰公正框架下收集资金,有责任性地为伊斯兰社会怎么写作,实施公平分配,并沿着伊斯兰路线分配资金的银行.众所周知,伊斯兰文化中极为推崇和强调群体意识,正是这一思想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穆斯林们长期处在伊斯兰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下,因而在内心深处形成了虔诚的宗教信仰和非常务实的生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彼此间很容易产生信任.对企业文化建设来说,公正与诚信是重要的基础性因素.伊斯兰文化中信用文化源远流长,在《古兰经》中就对商业领域中的相关信用包括操作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尤其突出强调了信用在商品交换活动中的关键性,提醒人们在签订契约时应尽量做到信息充分、公平对待、不欺不诈,与此同时在履行契约时也应坚持不折不扣、诚实兑现.
3信用的研究要回归经济学
我们从行为学,宗教学,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统计与概率,信息学等的研究,只是能清楚一些问题背后的信用来源与变异的根本区别与联系,仅从经济学的角度,都可进一步指导人们发现一些客观规律,提高效率与效益,正确确定信用的价值和信用发展的路径.西方经济学界长期盛行“经济人”理论与伊斯兰信用经济理论彰显“社会人”、“道德人”特质有本质的区别.
信用实质上是一个和商品货币经济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早期,由于商品交换和私有制的出现是信用形成的基本条件.而商品货币关系的不断演变,尤其是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逐步成熟和扩大则是信用能够生存的重要前提.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演变,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就已经突破商品流通的这一狭隘领域的局限,相应地,和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关系密切的信用关系也就逐步发展为货币的借贷而不仅仅是商品的赊销赊购.基于货币在不同人间的分布上具有明显差异性和不均衡性这一事实,因而在实际市场中需要利用信用形式为货币做必要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关系就开始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不仅仅局限在商品流通范围.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信用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动,从初始的信用到资本主义信用最后发展到社会主义信用,信用的内容和形式均产生了根本性变革.
4结论
我们在对东西方信用制度之间的异同与碰撞进行思考时,始终绕不开以下这个问题：信用货币时代信用出现了极度扩张,人类曾引以为傲的人格、名誉、良心等似乎都难逃货币化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或者席卷,成为可以出售以换取金钱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传统的道德精神是否能够遏制资本赢利的冲动,进而确保金融信用体系的有序运转呢?与此同时,如果完全切割了基于精神驾驭的西方金融信用体系,那么市场在资本赢利冲动以及技术自信的严格约束下,未来又将走向何方?人类经济学历史上每隔十几年或几十年发生金融危机难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吗?在受到金融危机的涤荡时,根据我国现阶段信用体系中存在的道德信用问题、人格信用失范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是银行信用还是品牌建设,仅仅只强调技术层面或者制度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其和内在支撑的精神、信仰密切联系联系到一起.我们在追随和引进西方先进的银行技术、制度时,也必须思考如何将其植根、融合、嵌入我国传统文化和精神的深厚土层,也只有如此,我们能真正实融的自觉、自醒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