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四位亲历者讲述修法10年博弈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迎来它制定以来的第二次修正.修正案草案共110条,对刑诉法半数以上的条文进行了修改,是实实在在的一次“大修”.自2003年全国人大第二次启动修改计划,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之辩,十年之争,甚或搁置,修法之难可想而知.
刑诉法素有“小宪法”之称,它跟每位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权利、权利和财产权利息息相关,是与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关系最密切的一部法律.“保障人权”被写入刑诉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成为此次大修的精神主旨.
自1979年制定以来,我国的刑诉法只在1996年做过一次修改.而在首次修改的七八年后,民间就一直呼吁再次修改刑诉法.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法治与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刑诉法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近年来,呼声更加强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一系列案件,不仅凸显司法理念的滞后,更反映出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但刑诉法的重要性要求的“长期论证”和“小宪法”大修的紧迫性却很难兼顾.在保障人权、刑讯逼供、公民沉默权、管辖范围等诸多方面,立法部门、学者、律师、实务部门（法院、检察院、机关）争执不休.修法难――它不仅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权衡,也是权力与权力的博弈.